Choose right orientation Two decades of SSE (second part)

　　文 /本刊记者 岳冰清

　　市场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公众看不到的人埋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兢兢业业才是市场的真正支柱，没有他们做支撑，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和规则。

　　如果说，开创者尉文渊因为启用电子交易系统给了上交所一个较高的起点，那么，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一个低调人物的出现将上交所的技术、创新、监管、服务、团队管理及国际交流等方方面面的水平都提上了新的台阶。

　　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上市公司迅速扩容，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市场参与者逐渐成熟。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转型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先后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中小企业板的创设，也先后经历了两次市场估值的震荡。同时，市场走完了一个完整的过山车行情，从2245点到998点，再以2005年股改、汇改为始点，最终高悬6124点。

　　这个能幸运地站在中国经济改革前沿，驾驭市场枢纽安全运行的人就是朱从玖。在上交所五任总经理中，他的任职时间最长，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重大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重要的市场规则和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是在他的任期完成、完善的。

　　与第一个十年的激情四溢相比，上交所在第二个十年里，于滚滚洪流的表象之下，沉静地梳理着市场和自己的千头万绪。

　　从1999年9月到2008年2月，在整整101个月的荣辱与共中，朱从玖以全球视野定位上交所，努力与国际接轨，而这个拥抱世界的契机始于交易系统的换代革命。

　　形势要求交易所配备最前沿的“武器”

　　2000年8月18日，上交所的通讯发生重大故障。之前，系统停牌停错之类的小故障就已频繁出现，作为用家的券商颇多怨言。

　　这次则是系统整体出了问题，行情中断了近1个小时。事实上，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屠光绍已经返回北京，就职中国证监会秘书长；时任上交所副总经理朱从玖坐镇上海。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责令上交所，尽快查出原因，他就在办公室等，什么时候查出来，什么时候下班。

　　那时，上交所已整体搬到浦东，因为1999年动工的浦东外高桥卫星地面站尚未建好，管理着整个行情对外发布的通讯公司仍留在有百多年历史的浦江饭店。当天上午，恰逢上海遭遇50年一遇的雷暴雨，年久的浦江饭店因墙体的避雷设施落后遭雷击，上交所的卫星地球站机房网络交换机一个接口模块被击坏，致使行情传输中断54分钟。

　　再早之前，交易系统还曾出现过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时刻。2000年3月16日上午，每张面值为100元的虹桥机场可转债以1.88元开盘，随后在面值以下交易了大约6分钟，成交7176手，面值717.6万元，而实际成交金额只有96.3万元，最低成交价1.2元。9点36分，该可转债才站上100元面值价，之后在100元以上小幅波动。

　　除了系统老化的原因，当时的内外部因素最终触发了上交所决定上新一代交易系统。

　　内部原因是市场发展需要系统有更大的容量和更新的技术支持，作为新兴市场的中枢，上交所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巨大，在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以及与国际对接等方面有着潜在的需求。那时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上海市的市场、少数人参与的市场、少数上市公司的市场，发展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2000年6月，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开户数突破了5000万关口，容纳了600多家上市公司，宝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已经上市，在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下，沪市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市场的发展已经不允许上交所坐等，否则它将无法与同行对话，无法进行比较，无法判断市场的有效性，无法建立自己应有的地位。

　　外部原因是发展技术正在成为国际市场的潮流，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演变成技术的竞争，各家纷纷把交易的效率和质量作为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各家的技术投入都是巨大的。有的交易所每挣一笔钱，就要拿出一部分收入发展技术，包括新技术开发、版本升级、日常营运，开支相当庞大。另外，当时的国际环境注重创新，各种各样的产品、衍生品日益增多，迫使交易所必须适应多样化发展的要求，更新交易系统。21世纪初，新技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出现了“另类交易系统”，且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国际市场上，股票可以进行场外交易，不必集中在交易所，有条件的，比如大型的投资银行，可以依靠客户数量的优势，建立交易系统，帮助客户成交，这相当于跟纽约交易所抢生意。当时，全球的另类交易系统十分发达，对交易所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中国实行交易管制，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不能进行场外交易，所以感受不到另类交易系统引发的竞争，但国际上已经存在这个趋势了。

　　朱从玖看到了内外部形势的紧迫性。那时，他在上交所内部经常强调，交易系统是交易所的核心，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这个核心基础之上，它是交易所的武器，是打仗用的，武器不好，别想打仗。

　　既然上新系统就像冬去春来一样是个历史的必然，那么方法呢？

　　2000年年底，朱从玖干了件在当时看来甚为前卫的事，上交所通过投标的方式雇了一家顶级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BCG)。朱希望通过与BCG工作的互动过程，能够使整个交易所的核心层洞悉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趋势，总结市场规律。

　　当时与BCG的项目取名为“因特网战略”，上交所设想通过虚拟网络，使交易所的能力无限大，触角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最终交易所可能变成两个网络，一个是有确定范围的网络，一个是网上交易，任何人只要是经过一定的核查程序，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因时因地参与交易。所谓“因特网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发展一个新型的交易所。

　　最终这个项目取得了9个方面的成果，概括起来就是“三新”的总体发展框架，即新一代交易系统、新信息系统和新网站，后来上交所基本都付诸实施了。花1000多万元更新了上交所的网站，填充丰富的信息，加强功能，让它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平台；配合网站建立一个CA系统(安全文件认证密钥)；引入安全文件传递系统，上市公司通过网络传输递交上交所的报告；在市场洞察的基础上设立了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专事信息经营；建立了数据仓库；上新一代系统。

　　这就是新一代交易系统正式出台的前奏。

　　三任总经理的努力

　　2010年8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上地一座普通的写字楼里，原上交所副总工程师陈忠苏向记者讲述了新系统的建设过程。

　　陈忠苏在2001年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推荐，出任上交所副总工程师，专门负责新系统的建设。这位具有20年留美经历的“海归”，从华尔街空降到上交所之日起，在朱从玖大力支持下，就开始组织项目团队对全球各国交易所进行考察，项目立项，系统功能和技术架构设计及技术方案选型。

　　上新系统的决策在当时备受争议，一是整个投资需要大约4亿元人民币，是否值得？二是上新系统势必冲击老系统，换掉老系统，以前的人员如何安置？三是在“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动作替换老的系统”上存在认识问题，甚至有人认为未来的退休金是否都被花到项目中去了。

　　除了引发争议，这个系统的设计难度也是没有先例的。首先，中国有几千万股民，而且中国的交易制度是集中式管理(所谓的“一级托管”)，所有的股民交易信息都直接在交易所的系统中处理，而国外投资者的交易既可以在交易所也可以托管在证券公司(所谓的“二级托管”)。其次，因为有了庞大的交易群体，这就要求上交所的系统“必须比世界上最领先的系统还要领先好几倍”。陈忠苏说：“我们一旦遇到问题，就是全世界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单是股民的数量就能把系统的难度翻好几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技术挑战。”

　　尽管要冒技术风险，但最重要的风险是决策风险，因为原来所有的系统功能都要在新的系统中实现，新旧系统间的切换风险直接影响市场的稳定性，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决策失误所要承担的风险难以想象。

　　但当时的大环境、小环境都需要将旧系统整个替代掉，而不是简单的升级。

　　陈忠苏加入团队后，通过全球招标，聘请国际一流的交易所系统专家和成员一起从上交所的全球竞争角度，对所有的需求进行梳理和整合，理清上交所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整理出完整的系统需求和项目实施蓝图。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一个和上交所比较接近的国外交易所，把它们即成的系统改造成上交所需要的系统。

　　陈忠苏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础，因为从零开始比较难，寻找一家和上交所条件比较接近的交易所作为基础版本，再用这个基础版本，升级到我们想要的目标，基础版本中很多业务功能如交易产品设计和交易制度设计等具有参考价值，但技术架构必须从头开发。我们这个东西不是国外的东西，我们是新的，从系统速度上，中国可能还保持了世界最快的位置。”

　　在寻找基础版本的过程中，却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是在筹备新系统之初，技术还没开始启动，技术专家却先学习了一遍现在一般投资者可能都不甚了解的权证、ETF、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创新产品，并最早接触了一些金融衍生工具。

　　2001年，一支由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研究人员组成的战斗力超强的团队在上交所主要负责人的亲自带领下，开始了世界之旅，分头考察了二三十个交易所。由于团队成员知识结构的差异，每次出发都能带回来大量的信息。在考察过程中，团队还与一些国家进行深入交流，开展合作。通过这个项目，团队成员跑了很多地方，接触面也扩大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的过程里，他们发现上交所的产品很单调，交易方法也很简单，而国外的产品很丰富，很多机制可以学，很多交易方法对市场稳定性和流动性有促进作用。

　　技术的换代也带来思维的更新。比如在做系统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在很多国家都是按会员交易量多少付费，而当时上交所会员收费制度是不管交易量的多少，一刀切，按照会员的交易席位数量收费。通过调研，队员发现会员制度收费不合理，需要进行会员制度改革。陈忠苏说，当时队员做了很多类似这样技术促进了制度改变的工作，制度先行，最后才能回到技术。

　　一圈转下来，上交所最终选用了德意志交易所的系统。陈忠苏当时最担心的是，新系统做完之后马上就会过时，因此在设计上非常注重技术的前瞻性，按照当时的设计，做完后至少能用58年，以后再做重大升级。

　　陈忠苏说：“完成这么重大的项目，能够成功很不容易，很多大IT项目失败了，做不出来，或者是做出来不能用，但上交所把这么大的系统做成了，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做出来以后，内部的技术管理规范了，新系统的开发留下的另一笔财富就是带出了一支队伍。为了完成系统，先后有近200人与系统结缘，上交所自己组建的专职队伍有三四十人，各个部门的人员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不时地参与进来。这个做的过程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现在每一个项目组，几乎每一个人出来都可以担任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

　　2004年11月起，上交所正式实施开发新一代交易系统。2007年10月，完成系统总体设计和软件开发，编写关键交付文档13大类、53小类、约160份，交付纯源程序代码约100万行。2009年4月，完成上线版本的定型，6月下旬起进入同步运行、同步维护阶段。

　　2008年2月就任上交所总经理的张育军曾三次带队赴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市政府汇报切换上线的工作全进程。2009年11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上交所新交易系统切换上线。

　　2009年11月23日是新一代交易系统切换上线进入试运行期的第一个交易日。这一天，上交所在成立后首次启动一级保障制度。当天，新系统顺利完成了从集合竞价、开市、上午收市、下午开市直至全天收市的整个交易运行过程，清算工作也极为顺利。全天，上交所A、B股总计成交1702154.77万股，成交笔数1120万笔，成交金额2046.05亿元。新系统上线次日—11月24日，恰逢大盘遭遇重挫，两市成交创下历史天量。在巨大的抛盘下，新系统成功经受住前所未有的大成交量考验。

　　新系统峰值订单处理能力接近80000笔/秒，平均订单时延比老系统缩短30%以上，系统日双边成交容量不低于1.2亿笔，相当于单市场1.2万亿元的日成交规模，是上交所此前历史最高峰值的4倍。而且，在技术上也更加安全可靠，能够在峰值数据流量下平稳运行。

　　上新系统的想法萌生于屠光绍任总经理时期；到了朱从玖时期，开始动手实施了；张育军担任总经理后，完成了新旧系统切换和项目收尾，从最初的想法到最终的成功上线，整整经过了三任上交所领导人的努力。

　　回首往事，陈忠苏说：“在行情最为低迷的时候，不管外面多悲观，不管阻力有多大，朱从玖坚持上新系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事他完全可以等，可以保守一点儿，但他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

　　承载大型国企改制的使命

　　2000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创出2245.43点的历史新高，之后以此为转折点，在争论国有股减持的交锋中，在加强监管的疾风暴雨中，市场走入了下行通道，再现2200点，已是6年之后的事了。

　　正是在市场大起大落的轮回里，上交所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历史方位，随着市场承载能力质的提升，社保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入市所带来的资金支持，以及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上交所承担起为超大型、大型国企改制服务的责任，走上了打造蓝筹股市场的道路。

　　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上交所吸纳国家命脉行业企业上市的思路初露端倪。2000年6月22日，中国石化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股数达28亿股，创A股发行股数新纪录，社保基金参与了中石化的配售；2002年12月13日，中信证券公开招股，成为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公司；2003年11月18日，长江电力上市；2005年2月，询价第一股华电国际高调上市。

　　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在各种思想与利益的殊死搏斗中，一股自上而下的巨大力量推着行动迟缓的上市公司集体向前走。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的股改方案高票通过，揭开了历时近3年的股改大幕。

　　2005年8月23日，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央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股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9月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交所全面推进股改。

　　2006年6月23日，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暂停新股上市一年后，首家新股大同煤业在上交所挂牌。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A股上市，募集资金466亿人民币，这是上交所开业以来最大的一次筹资活动，并且第一次实现了A股和H股同步同价同时上市。12月19日，有“保险第一股”之称的中国人寿IPO正式启动。

　　2007年5月30日，上交所股票交易再创纪录，成交金额2712亿人民币，成交笔数2570万笔，有效申报1972万笔，成交股数206亿股。8月，沪深总市值已经超过20万亿。

　　2007年内，融资纪录接连三次被刷新，9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完成IPO，融资580.5亿元，创上交所IPO新高；10月，中国神华完成IPO，融资665.82亿元，再次刷新纪录；11月5日，中石油完成IPO，融资668亿元，又创融资纪录新高。

　　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收于6124.04点，这一高点再次成为市场的转折点，随着各项降温政策的出台，以及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影响，市场进入了第二个轮回。

　　纵观股改之后的上市公司，五大国有控股银行已全部上市；保险、航空、电信、电力这些国民经济最核心的产业中最骨干的企业，也先后通过资本市场找到加强公司治理的途径；公司的组成不仅仅是普通的民用企业，甚至一部分承担军工任务的企业也在上交所挂牌；部分上市公司实现了多地挂牌。

　　在第二个十年里，资本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一个成分，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整个市场经济机制透过资本市场渗透到各个方面，改革通过资本市场得到升华，交易所也成为资本市场里最大的主体。

　　立规矩成方圆

　　作为支撑市场运行的自律组织，交易所自身在机制和制度上的完善是市场能够前行的重要基础。由于参与公众广泛、利益诉求多样，相对于其他领域，资本市场的法制意识最强、最有效。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资本市场现行有效的法规文件共442件，其中约85%是在近5年制定和修订的，资本市场从企业上市到监管执法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而公司治理、独立董事、金融机构破产、背信行为刑事制裁、市场禁入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创新，更成为规范市场的利器。

　　1992年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关证券市场管理和发展的比较系统的指导性文件，对市场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了重要决定，确立了中国证券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证监会成立之后，开始为中国证券市场订立法度。1993年4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6月《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颁布。1993年8月发布《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1996年10月颁布《关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市场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公司法》诞生于1994年7月，直到1999年，另一部“根本大法”《证券法》开始实施。2005年，经过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实施。

　　在这些大的法律法规框架之下，2006年以来，上交所先后完成了《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办法》等规则体系的修订和完善，并以第三代市场监察系统上线为契机，进一步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从最初的部门规章、单一的法律条文扩展到全国性的、涵盖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监管等各个领域的法律体系，并且逐步修订、完善了有关A股、B股、H股以及基金、权证等交易、监管的法律法规。

　　1999年到2004年间，是中国证券市场“立体规范”市场的重要时期，标志性事件就是上市公司治理运动。在媒体的监督之下，上市公司造假、庄股等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2001年股市大讨论中出现了“赌场论”、“推倒重来论”。在舆论和市场的压力之下，证券立法和改革加速进行。1999年7月《证券法》颁布施行；2000年沪深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规则》；2001年3月股票发行审批制被取消；2003年12月和2004年12月分别发布了上市保荐和公开发行的相关制度。2001年4月，PT水仙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家退市公司。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认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通知，积极处理了“银广夏”、“庄家吕梁案”等一批大案要案，集中查办了“琼民源”、“中科创业”、“德隆”、“科隆”、“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等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2005年到2008年，是证券市场“固本清源”的时期，对券商进行了综合治理，规范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同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06年起，开展上市公司清欠及规范运作活动，解决大股东违法违规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顽疾，夯实市场发展基石。这一时期证监会通过立法强化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将上市核准、暂停上市、退市决定权下放给交易所。交易所积极完善上市公司监管体制，强化信息披露，规范公司治理，建立股权激励机制，推动市场化并购重组。

　　证券市场表面上交易的是股票，实际的标的物却是股票背后的信息，因此信息进入市场对投资者的重要性就等同于资金。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从国际市场看，信息披露制度是最核心的制度之一。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垃圾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都面临空前大挑战。

　　或许朱从玖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人，上交所在完善一系列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再次做了件前瞻的大事—应用XBRL技术(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即“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在信息大爆炸时代，该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唯一可信的信息源头问题，通过推广XBRL技术能有力地支撑现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此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场透明度。

　　2002年秋天，证监会信息中心博士李为向上交所推荐了XBRL，之后沪深交易所、深圳证券信息公司、上海证券信息公司都抽调专人，组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根据国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需求，采用国际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XBRL，于2004年完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并于2005年3月正式颁布实施。

　　仅从证券市场看，上交所在XBRL的应用上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从2004年初起，上交所精选了50家沪市本地公司试用XBRL标准，到2005年，上交所在沪市所有的上市公司中推广XBRL。为此，上交所抽调专职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

　　朱从玖说：“市场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公众看不到的人埋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兢兢业业才是市场的真正支柱，没有他们做支撑，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