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Two decades of SSE ( first part)

　　文 /本刊记者 叶满天 实习记者 罗 然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已从1990年的8家发展到1063家；募集资金达4645.80 亿元；

　　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约为GDP的50%；投资者开户数超过5500万；专业的证券公司近百家。这是

　　10年前在浦江饭店敲锣时的尉文渊绝对不曾预料到的。

　　即使在今天看来，20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成立都是不可思议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的大环境仍是“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传统的意识形态”，上交所成立没有一项条件是成熟的，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在回顾那段历史时，也觉得“做早了”。交易所是二级市场，要求有足够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具有相关的市场监管法律、统一的监管体制以及必要的投资工具，包括要启蒙投资人意识，进行投资人教育等，当时，这些要素几乎都不具备。

　　但上交所必须成立。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变，国家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订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中，就包含了成立上交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负责牵头组建上交所筹备办公室。因为一个偶然，35岁的金融管理处正处级的副处长尉文渊在1990年6月底成为上交所筹备负责人，尉当时“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借鉴”。他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元来筹建上交所。

　　1990年6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基在海外宣布交易所年内要开业，筹备工作压力剧增。幸运的是，1990年12月19日，仅仅筹备了不到一年的上交所在上海浦江饭店如期举行了开业典礼，朱基致开业词。在谈到上交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他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随后，尉文渊敲锣开市，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

　　高起点

　　筹备时期，尉文渊从当时不多的国外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有三种模式：口头竞价、书面报单(写板)、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或者计算机辅助交易。他坚信，“终究几十年过去了，高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道路”。

　　为了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尉文渊先从向央行借来的筹备金中拿出100万元。接着，找到了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基础部任助教的谢玮。从1990年8月开始，尉文渊和谢玮两个人实际上组成了上证所技术系统的攻关组，尉做决策，谢具体负责编程，采纳用PC网络系统实现证券自动交易和行情传送的方案。之后，与深圳黎明公司签定了207万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电脑网络系统》合同。在黎明搭建起的网络平台上，上交所最初所有的应用程序都由谢玮一人开发，其中最核心的程序就是全自动交易撮合系统。

　　在上交所第一声锣响之前的最后一周，尉文渊终于拍板—摒弃国外沿用了百年的手势/写板交易。1990年12月19日，开业后第一笔交易通过计算机顺利完成，上交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直接采用计算机自动撮合配对系统的新交易所。

　　1992年，中国股市经历了开创以来的第一个飞速成长时期，每天以10万笔计的交易委托从全国各地的营业部汇集到深沪两地交易所的自动撮合系统中，令其不堪重负。尤其在电话委托迅速推开后，证券市场新的失衡点再次转移到交易系统身上。

　　1993年年初，上交所下决心给创始系统扩容。上交所最终选择了惠普公司的827S作为主机系统，惠普请了一个澳洲专家Philip，帮助上交所开发应用系统。上交所为这套应用软件花了40万美元，尽管上交所咬着牙掏钱，但他们认为值得，因为“所有的原程序都留给上交所，这不但考虑到维护的需要，最主要是为了培养一批人”。在上新系统的同时，上交所顺便把整个系统从微机/Novell网平台升级到了主机/Unix平台。 1993年12月24日，上交所的新系统切换成功。新系统上线后，上交所交易通道畅通无阻，除对原有席位绰绰有余的保障外，新系统还大力支持了上交所业务的快速拓展：席位从200多个增长到了2000多个；交易大厅也从1个发展到了8个。1996年12月，上交所的交易系统顺利通过了每天360万笔交易的高峰考验。到2001年时，上交所系统每秒钟的连续处理能力已达到3000笔交易。之后，系统在随时打补丁随时升级中运行，一直坚持到2009年11月23日，上交所新一代交易系统上线。

　　强推无纸化

　　同自动撮合交易系统一样，上交所推行的股票无纸化交易也具有世界领先意义。

　　成立早期，股票稀缺，为防止投机太盛，上交所对股票买卖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使供求关系严重失衡。1991年3月，上交所只有20多个席位处理交易，完全容纳不了成千上万的上海投资者的要求，再加上交易系统和计名过户制度的阻碍，上交所完成一笔股票买卖最长要用半个多月。这样，场外交易即黑市开始形成，黑市一形成，完全突破了场内的价格，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为了打击猖獗的黑市交易，上交所设计了无纸化交易，将股票实物转化成“电子股票”，在交易所电子交易系统中集中存放，统一划转，黑市交易就会失去市场。

　　开始，投资者把股票当成“传家宝”，不肯上交；一些柜台网点也拒不执行交易所的规定。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也收效甚微。有一天，尉文渊在交易所加班，早晨刷牙时，他突然想，如果只认场内成交记录，有没有那张股票也就无所谓了。于是，上交所干脆宣布，股票没有上交，没有换成电子股票的，一律不得在场内交易。

　　1991年4月，最终取代实物股票的股票账户在上交所诞生了。当年10月，作为上交所开业后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上海兴业房产准备发行股票实物券，尉文渊坚决不予放行。最后兴业房产仅印制了30%的股票，并全部封存于上交所仓库，作为上交所外事活动的礼品、纪念品保存。从兴业房产以后，上海发行的所有股票一律采用无纸化。无纸化交易、中央结算系统大大提高了交易系统的运行效率，使复杂的交割过户流程在买卖的瞬间完成。后来，无纸化交易又被引入到国库券的发行交易。

　　上市公司蜕变

　　开业之初，上交所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俗称“老八股”)。当时，全上海的证券经营机构有25家，柜台交易点50多个，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

　　上交所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尉文渊在总结自己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说：“从成就感来讲，让我想起的事是1992年；从挫折感来讲，是‘327’事件。”

　　1992年年初，尉文渊曾考察了美国的证券市场，体会到一个成熟的市场，最关键的是两点，一是开放，二是竞争。而当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掀起了股份制改革的热潮。1992年，尉文渊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到了推进市场化进程上，大刀阔斧地推进市场发展，他干了三件事—放开股价、增设营业网点、股份公司大扩容。

　　当时，基于对市场风险的认识和控制，交易所实施涨跌停板制度和流量控制，使得交易十分清淡。“应该尊重市场，实行价格竞争”，尉文渊自作主张做出放开股价的决定。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小范围放开股价尝试后，于是有关部门宣布“5月21日，股价全面放开”，这就是令很多早期投资者一夜暴富的“5·21井喷行情”。

　　股价放开后交易火暴，但投资者却苦于交易席位不足跑道不畅无法交易，而营业网点的扩建又并非一朝一夕所能为。于是在上海文化广场出现了壮观的超大型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进场设摊。随着各个营业部入驻新的办公地点，股民也分流散去，疯狂了一年半的文化广场，在1993年12月24日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92年是早期市场的第一次扩容高潮，当年有30多只股票上市；股票总成交额为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在不断扩展，交易所内的席位从最初的25个增加到1992年底的500多个。随着股票的供应量大大增加，供求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上证指数从1992年6月的1500点一路跌至300多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熊市”。

　　有资深证券媒体人在记录那段历史时用“大跃进”运动来形容1992年的中国股市，“那时的疯狂是如此不可思议”，股市是一种爆发式的成长。

　　最初的上市公司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起点低、规模小、局限于上海本地企业。最早的上市公司上海“老八股”中除了电真空，其他全是乡镇企业或街道工厂。规模最小的爱使股份，上市时只有40万股本。

　　“老八股”撑台的局面直到1992年初上海扩大试点才改变，新增了30多家上市公司，及至1992年7月24日，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沪市上市公司开始扩大到全国。

　　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7月15日，第一家中国内地上市企业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H股挂牌上市。当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还有上海石化总厂、广州造船厂、北京人民机器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和昆明机床厂 。从1993年起，中国公司就开始在美国上市。这一阶段包含了两类企业，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并存：一类是在香港上市的国企H股以美国存托凭证方式(ADR)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如青岛啤酒、上海石化、马鞍山钢铁等8家公司，另一类为外资或中资的公司以红筹方式上市，如华晨金杯汽车、中国中策轮胎和正大易初摩托。这批企业的集体上市形成了第一波“中国热”。

　　这波热潮事实上是一次思想飞跃的体现，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资本市场认识的深化，意识到中国要把最核心的企业拿出来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经济。

　　此后，素质优良的国有企业开始陆续登陆上交所。1999年11月10日，沪市第一只银行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A股股票上市；2000年12月12日，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在上交所挂牌。

　　2000年11月2日，上证指数创出历史新高2125.72点。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已从1990年的8家发展到1063家；募集资金达4645.80亿元；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约为GDP的50%；投资者开户数超过5500万；专业的证券公司近百家。这是10年前在浦江饭店敲锣时的尉文渊绝对不曾预料到的。

　　中国证监会直管

　　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成立，这是最早对证券市场实施统一监管的机构。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因新股认购潮引起的股民游行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1992年10月，国务院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中国证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

　　在中国证监会成立前，上交所的自主权非常大，“游戏规则都是自己定的”。即使在证监会成立初期，也和交易所之间形成一个自然分工—证监会主要在一级市场管理，交易所负责管二级市场。正因为如此，交易所在当时的环境下发挥了自主能动的主导性，尉文渊将这种主导性归纳成四个方面：一是管人事，会员大会选举理事长、总经理按程序来；二是管交易规则的制定，早期涨跌停板的取消，“T+4”到“T+1”再到“T+0”的交易规则，都是上交所定的；三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四是交易产品的创新，上交所早年推出新的交易品种，都是自己研究决定，不用证监会批准。

　　也正是因此，后来上交所在国债期货创新上出了问题，尉文渊因“327”事件辞职。1995年9月15日，杨祥海出任上交所总经理。

　　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和广发证券公司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和南油物业等股价，三家公司的负责人被免职。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不久，上交所的第二任总经理杨祥海去职。

　　1997年8月15日，国务院决定，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任命屠光绍为上交所总经理。此后，上交所总经理、理事长等人事都由证监会任命。上交所的历史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世界各主要交易所开始向公司制转型，并在几年后陆续完成自身的上市。而上交所仍定位为“会员制的事业单位”。

　　证监会成立之前，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制度的制订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沪市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7年1月)、《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0年11月)和《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6月)。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市场化的探索基本覆盖了证券市场运作的主要方面，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定积累了经验。

　　证监会成立之后，开始为中国证券市场订立法度。1993年4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6月《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颁布。1993年8月发布《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1994年7月，证券市场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公司法》诞生。1996年10月颁布《关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直到1999年，证券市场的另一部“根本大法”《证券法》开始实施。

　　(本文参考公开资料整理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