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货币增长总量最可能是在去年最高限和今年最低限之间摇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继续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经济增长停滞大势已定，通货膨胀压力会加大”。8月8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广东教学中心等单位承办的经济论坛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中国经济学四小龙”之称的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如此判断2010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他指出，一方面，上半年新增项目投资为负增长，消费出现萎缩；另一方面今年年初的货币控制预期没有实现，上半年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比原计划高出1.5个百分点，新增贷款额度比原计划多6千亿。

　　基于这种判断，魏杰认为今年下半年的政策基调是保增长，防通胀，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防通胀。论坛上，魏杰提出了三大对策保障“保增长、防通胀”目标的实现。

　　拿捏好政策，该放就放，该松就松

　　“如果控制得太紧，增长速度会大幅度回落。如果放松得太多，通胀的压力就会很大。”魏杰指出，未来5个月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拿捏就像是走钢丝，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难。

　　难的原因是去年钱太多，导致今年回旋的余地较少。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原定计划新增贷款4到6万亿，结果贷了近10万亿，货币供应量计划增长速度17%，结果到了接近30%。而今年政府已经意识到钱太多的问题，所以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但是上半年的实际情况还是没有控制住，新增贷款数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既定目标，这就加重了后半年调控压力。

　　“钱太多当然要收缩，但是很多项目已经开工了，如果今年一下子收缩就会产生很多半拉子工程。”魏杰认为，在半拉子工程的压迫下政府还会适当松动政策，所以后半年要管理好通胀预期，收缩货币的难度很大。

　　但是魏杰强调，难度大也还要适当收缩，不收缩通胀就成为现实。未来5个月的政策控制可以用走钢丝来形容，要具备高度灵活性、针对性，该松动一下的时候就松动一下，该收的时候就要收，要在二者中间找到平衡点，既不能通胀上升太多，也不能增长速度下滑太快。

　　魏杰判断，今年的货币状况肯定会超过今年年初定的指标，但也不会像去年那样超出那么多，今年的货币增长总量最可能是在去年最高限和今年最低限之间摇摆。也就是说钱还会多，所以中国币值的稳定问题是较长时间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有人问我，有钱怎么办？我想只有一条办法，该消费就消费，该投资就投资。”但是问题是投什么？大家想来想去可能还会买房子，魏杰因此担心，下一步会出现恶意性购买，反而会推动房价的上涨。控制不好就会是一种爆发式的上涨，到那时候我们用什么手段来约束它？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继续。

　　启动投资，重点是企业投资

　　保增长、防通胀第二个对策就是要进一步启动投资。魏杰指出，投资有三种类型，政府投资(又称民生投资)，企业投资(又称生产性投资)，公众投资(又称资产投资)，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真正能发挥启动的只有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的启动不可能有太多的增加，去年到今年年初政府投资已经透支，且引起了通货膨胀恐慌，让政府增加投资不太可能；同时因为当下房价涨得比较快，我们要约束房价，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所以公众投资启动的空间也不大。因此魏杰认为，增加投资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资上，也就是生产性投资。

　　“我们要活跃企业投资，但同时发现企业投资难度比较大。原因在哪里？我们的产业结构有问题。”魏杰表示，有些企业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就不可能再增加投资，而要增加投资必须从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撤出来进入短缺领域，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三大投资能增加的就是企业投资，而企业投资又因为结构有问题增加不起来，所以国家才会提出今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结构。

　　本轮结构调整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第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个是大力发展服务业。魏杰指出，进行这种结构调整有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拥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的话，这一轮结构调整就是空话。

　　要想拥有核心技术，就要建立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建立？魏杰提出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强大的实验型经济，所谓实验型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美国讲实验型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但是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实验型经济。

　　第二个支撑点是人才，经过研究发达国家的人才政策，魏杰认为要培养真正的人才就要推行差别化人才教育，这也是我国一直没有做到的，所以才导致中国今天人很多，人才却少的局面。

　　启动消费，理性看待房地产，提高国民收入

　　增加消费是魏杰提出的保增长、防通胀的第三个对策。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是关于房地产的问题，第二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当前的消费萎靡和房地产有很大关系，房地产消费占总消费近60%比重，“国十条”的出台导致房产交易量萎缩，一线城市7月份交易量萎缩25%，二线城市萎缩53%，所以如何对待房地产成为消费能不能增长的大问题。

　　魏杰认为，理性地看待房地产市场就要正视这样的现实：未来房价一定会持续上涨。房地产调控政策从来没有提过打压房地产，而是要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因为从经济规律上来看，房地产很长时间都会供不应求，从提高居民收入来讲，也不应该打压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它不符合我们未来的长期发展。

　　他强调，要理性地看待房地产，承认未来房价会持续上涨，我们能做的就是房子涨价不能涨得太快，同时要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解决低收入人的住房问题。那些要求取消房地产投资功能，征收房产税的观点在魏杰看来是非理性、不可取的，他认为三年之内都不适合征收房产税。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有钱也不消费，魏杰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谁有钱都会消费，中国老百姓不消费的根本原因还是没钱。国民收入由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三部分组成，国家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在20%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在13%左右，前两者增速均高于GDP增长速度，只有居民个人增长收入低于GDP增长速度，在6%左右。因此要拉动消费最根本的还是要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首先，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居民个人收入。魏杰提出了四个途径：第一，减税，2009年即以削减利息税的方式减免了个人税2200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个力度还不够，也不能惠及所有居民，魏杰认为减税力度要进一步加大；第二，退税，2009年以家电下乡等形式退了400亿元的税，魏杰认为今年退税应该达到3000亿元；第三，提高个税起征点，魏杰的观点是最少要从3000元起征；第四，国家社会保障缴纳金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其次，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减少企业利润，增加劳动收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引发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中小企业不同意。从利润总额来看，企业利润确实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不同企业的情况不同，利润总额增长快是因为中央企业垄断利润的原因，所以把利润总额推得很高，中小企业的利润已经很薄。

　　第二个难题是缺乏合理的调整机制。西方国家三个机构，一个是代表劳动者的工会，一个是代表利润的雇主协会，一个是代表社会的法院，三个机构有序运转平衡劳资关系。中国有工会，但是不代表劳动者，代表利润一方的雇主协会则根本不存在。

　　困难虽然存在，但是必须推进，因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办法就是上述两条，魏杰估计10月中央全会以后可能会有相关文件出台，对国民收入结构作出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