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新育

　　中国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也是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的进程。从1990年代起，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色彩日趋浓厚，出口方面制成品所占比重日益提高，进口方面则从初级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且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明显提高。1994年～2009年间，我国年进口额从1157亿美元上升到10055.6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14.23%提高到了2006年的23.64%，2009年进一步提高到28.76%，提高幅度超过14个百分点，翻了一番还多。

　　从较早时期的石油到近年的煤炭，越来越多的大宗原料进口超过了出口，尤以矿产原料为甚，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数一数二的大买主，而大宗商品进口、国内生产与价格波动、整体通货膨胀压力等宏观经济内部平衡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也日益复杂。这就要求我们着眼于长远，明确根本利益所在，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预见形势转变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及时做出相应准备。

　　大宗商品进口的可能变化

　　由于中国是众多大宗原料数一数二且增长最快的大买主，其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刺激了2009年后期以来的大宗商品进口需求，特别是矿产进口需求尤为强劲，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在危机中迅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这个中国因素。

　　今年1～7月我国进口的大部分主要大宗商品均呈现量价齐升的局面：铁矿砂进口3.6亿吨，增长1.5%，进口均价为每吨116美元，上涨53.3%；大豆进口3076万吨，增长16.2%，进口均价为每吨439美元，上涨4%⋯⋯进口原料价格持续高涨，在国内产生了可观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从1月份以来，主要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就一路上涨，市场上通货膨胀预期相当强烈，只是由于人民银行采取了强力回收流动性等措施，才使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幅没有失控，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

　　进入7月份以来，上述机制正在转变。由于中国实施宏观调控，国际市场上许多矿产类大宗商品价格总体趋向疲软，连带着矿产公司股价广遭看空。就在中国宣布房地产市场新政之后，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巨头股价更是应声而落。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原料价格高涨而造成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正在趋向缓解，这一点已经由7月份的经济数据得到了验证：7月份国内统计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比6月份回落了1.6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类价格回落了2.3个百分点，这些都对后续产品的传导压力有所缓解。由于世界性极端气候肆虐、国内农业基础设施问题隐患暴露等原因，年内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将更多地来自农产品方向。

　　目前国际市场粮价全面大幅度低于国内市场，6月份，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米现货价格比国内批发价格每吨分别低880元、1060元和660元左右；7月份，国内小麦、玉米、大豆批发价格分别比国际市场(美国、巴西现货价)每吨高695元、1005元、813元。因此，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乐观地认为，即使国际市场出现小麦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也不会对国内市场价格造成明显冲击(《人民日报》，2010年8月14日)。然而，俄罗斯总统已经声明火灾烧掉了这个泱泱大国1/4的庄稼，而人口众多的南亚雨季雨量则锐减了50%左右，大范围水灾对中国秋粮作物的影响又将陆续显露，我们不能对这个方向的通货膨胀压力掉以轻心。事实上，中国恢复大量进口玉米以及从越南采购60万吨大米(相当于我国上半年大米进口量的3倍)等消息已经对国际市场粮价产生了进一步推高的压力。

　　矿价与矿山的两难抉择

　　进口矿产价格上涨压力有所缓解，甚至可能转而下降，这一动向对下游工业毫无疑问是个好消息，但这条好消息又给中国国内的矿山生产带来了压力。因为此前高涨的进口铁矿砂等矿产价格已经显著刺激了国内生产，仅上半年国产铁矿砂产量就达到了48503万吨，同比增长10641万吨，增幅高达28.0%。总体而言，国内铁矿砂等金属矿产的品位远远低于进口矿，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全国仅有海南一处富矿，但其含铁量也不过是巴西铁矿的1/3而已，且储量不大。因此，一旦进口矿产价格大幅度下跌，那些在矿石价格高涨时期被迫使用低品位国产矿的下游厂商将移情别恋，优先选用进口矿，国内相关矿山就很可能面临困境。

　　矿价高涨，下游企业受伤；矿价回落，国内矿山遭殃—面对如此两难处境，我们该如何抉择？

　　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认清进口矿产和国内矿山的功能定位。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国内矿产不能满足中国的工业化需求，且过多使用有损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和经济安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从提升国内产业总体竞争力的视角考察资源状况，资源开发成本的国际竞争力比资源拥有量更有意义；而从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角度看，我国许多煤炭、石油、金属资源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开发价值。如果盲目固守资源立足国内的方针，那么，在当今这个高度国际化的工业品市场上，我们的下游工业在生产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就要支付高于国际同行的成本，环境成本更难以计算。相比之下，取得海外优质原料和固守国内低品位资源，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加之我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尽管劳动力、土地等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运输成本过高。客观事实是，自1990年代以来，广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的成本就低于使用山西煤炭的成本。

　　此外，中国目前消耗的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制造出口商品的，以至于2005年～2008年间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对应于可贸易品)仅相当于当年货物贸易出口额的81%～91%。我们不能为供应外国市场而耗尽中国的资源，从而将自己推向未来国际政治、军事危机期间遭受外国讹诈的危险境地。因此，只要不危及国际收支平衡，在和平时期，特别是价格低廉时期，我们应本着确保供给、供给成本最小化以及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尽可能多地使用海外资源，而将国内矿产资源的功能定位于抑制国际市场价格过度高涨，以及在战争等特殊时期保障国内供给。

　　当下，国内各地的矿山需要紧盯国际行情变动，为应对矿价下跌做好收缩生产的准备。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