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John Kavanagh   译/ 章海贤

　　作为世界经济的新生引擎，中国一直面临着来自美国和G20其他成员国施加的货币升值压力。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并改善汇率灵活性，由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转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升值行为会让中国有更强的购买力消费进口商品，同时，也会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攀升。人民币的升值宣言，为全球贸易态势的重大变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香港工作的花旗银行集团首席亚洲经济师Johanna Chua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会很小。汇丰银行亚洲外汇策略董事总经理理查德(Richard Yetsenga)也认为，人民币兑美元价值被低估的幅度有限，也许只有10%。

　　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适度升值甚至比大规模地震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那些正在与中国做生意或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则需要权衡它们的得失。事实上，随着世界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汇率政策调整产生的净影响远不是那么简单。

　　喜忧参半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可能既有赢家，也有输家。

　　对零售商来说，强势人民币是个坏消息，因为它们要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然而，如果人民币升值能刺激更多中国人到国外度假，那么对交通和休闲行业来说就很有利。另外，可能还会刺激对澳大利亚服务出口的需求，最显著的是教育。当然，还包括工程和建筑设计。

　　澳大利亚景观设计院(HBO + EMTB)是澳洲最大的5家建筑设计公司之一。该公司的中国业务发展良好，在香港有员工30人，北京15人，上海10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费兹杰拉德(Kevin Fitzgerald)表示，强势人民币会造成澳元收入增多，但同时意味着工资和租金成本的上升。

　　澳大利亚景观设计院已经在中国经营了10年。费兹杰拉德说，中国是个重要 的市场，无论是从公司经营的项目类型来看，还是从客户的需求来看。但是，在这个市场经营不易，利润空间也有限。“中国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规则也在变化。国外市场的汇率变化对我们来说，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很难说最终结果到底如何。”

　　对中国汇率政策变化最满意的将会是制造企业。里道特(Heather Ridout)是澳洲制造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她认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可能会为人民币对澳元升值创造更大的空间，并提高澳洲生产商在国内市场和主要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花旗银行集团权益战略师谢尔巴赫(Richard Schellbach)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增加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购买力，这对澳洲铁矿石、煤、其他矿产和农产品生产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强势人民币是一种政策收紧行为，会使增速放缓，从而给商品价格带来负面影响。“考虑这两种因素的时间关系并权衡其影响并非易事。你可以看到，中国购买力增强的正面影响会持续2～3年，然后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会开始出现”，谢尔巴赫说。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并参考一篮子货币”。

　　这个思路与1983年霍克政府开始让澳元自由浮动之前的基本情形十分相似。当时，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规定了澳元可以兑换的一系列货币的汇率，同时也可以确定升值或贬值的幅度。中央银行允许市场在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汇率，但是会通过自己参与交易来进行干预，以确保澳元的价值在规定范围内。

　　安保资本投资(AMP Capital Investors)首席经济师奥里瓦(Shane Oliver)认为，人民币自由浮动不会持续数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重大变化信号是，它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管理人民币汇率，而不是只盯住美元的汇率。

　　“今年4月和5月，我们看到美元兑欧元升值12%，这表明从贸易的角度来说，人民币也升值了，但是美国仍然给中国施压要求升值。”奥里瓦认为，中国走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是适当的，中国政府有很多好的理由决定恢复升值。“升值将有助于中国降低进口价格，帮助控制通货膨胀。其次，由于进口成本降低，将有利于刺激消费从而使经济找到新的平衡”，奥里瓦表示。

　　汇丰银行的理查德认为，从贸易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目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坚实的外贸顺差以及大量资本持续流入。“相比之下，虽然美元汇率近期有所上升，但还是接近多年来的历史低位，这说明美国的国内经济基本面不太好，而且经常项目赤字巨大。”

　　美国最早在2002年开始要求人民币升值。3年后，美国国会拟定法案，威胁对中国进口货物实施新的关税。

　　中国允许人民币在2005年至2008年对美元升值总幅度达到21%。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于2008年10月停止人民币升值。之后，人民币一直稳定在 1美元对6.83元的水平。

　　外汇风险管理

　　随着中国的汇率管理更加有弹性，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公司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外汇风险管理。

　　澳洲会计师公会从事财务报告研究的高级政策顾问马克(Mark Shying)表示，公司在货币对冲状况报告方面很快会获得更大的灵活度。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在起草关于对冲会计的征求意见稿，9月之前就会公布。

　　2009年，艾伦咨询集团(Allen ConsultingGroup)曾给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表明，其生产成本已经开始升高。制造企业在与贬值中的美元和上升的工资与材料价格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开始把更高的成本转嫁出去。面对通胀的压力，部分国际公司已经撤离中国，搬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一个重要的例子是，2008年Fisher & Paykel 选择在泰国而不是中国设立其新的亚洲制造基地。”

　　财务规划集团(Centric Wealth)资产配置与组合建设委员会主席欧文(Ashley Owen)认为，鉴于日本的经验，美国对中国的外汇政策过多施压存在着重大的风险。

　　美国支持日本在二战后作为经济强国出现，为其重建提供资金，并允许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那时，日元与美元挂钩，其价值被压低以保持日本的出口强势。然而，在198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开始给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到1989年，日元的价值增加了一倍，结果导致对美国的出口锐减。此后日本依靠降息以刺激经济活动和打压日元，然而廉价的货币只能造成债务推动的股票和房地产资产泡沫。1990年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日本出口继续下滑，资产泡沫也随之破灭。

　　欧文表示，虽然日本的故事与美中之间的货币较量有一些相似之处。但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与日本仍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关系。因此，澳中关系不太可能因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中国会继续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会继续从澳洲购买大宗商品。澳洲对中国的出口会保持强势，不管中国工业发展是否减速。80年代的日本和当今中国很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当时已是富裕国家。而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它还能继续制造廉价商品。”

　　(本文译自澳洲会计师公会会刊INTHEBLACK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