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真的笨吗
今年5月份，一位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做生意的温州人给《浙商》杂志寄来一封“家信”，流露出了作为生意人的“苦恼”。
在信中，该名温州商人讲述了自己常年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他说自己很“笨”，由于常年在外做生意，导致家庭“四分五裂”，与妻女不能团聚，这让他在收获事业成功喜悦的同时，却没有丝毫的快乐。
温州人很“笨”吗？
这位温州商人的“苦恼”引起了众多在外温州人的共鸣。数据显示，温州700多万人口，230多万人常年在外为事业奔波，遍布于全球90%国家。为了生意，许许多多温州人无法享受一个正常家庭所能带来的快乐。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事业与家庭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近六成调查者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事业，牺牲家庭。
这就是温州人对生意和生活的取舍态度。
改革开放使中国脱胎换骨，国力一日千里。在中国的崛起历程中，温州人异军突起、转战全球，攻城略地，佳绩不断，被称为东方犹太人。
温州人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与生意的方式？温州人只会赚钱，不会生活吗？更多的温州人在思考，在反思，在寻找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之法。
积累了财富却错过了亲情
—— 一名在外温州人的来信
《浙商》杂志编辑部：
我是一名在新疆做生意的温州人，名叫高元茂，是一个典型的“游牧”生意人。上世纪80年代，我20多岁的时候，在老家创办了个服装加工厂——新华服装厂，现在网络上还能搜索到。
我们做的是校服生意，就是跑到外地学校接单子，然后在家生产，不出去就没有生意。那几年，我一年起码有七八个月不在家。奔波之余，我“抽空”结婚了。1998年，女儿出生。然后，我来到了新疆阿克苏，而妻子在女儿还未懂事时就去广州开了个服装店，女儿则由奶奶抚养。
在阿克苏，我先是从事建筑工程承包生意和地产开发，挂靠在阿克苏地区建筑工程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业务在温宿县，业务还是比较好的，利润虽然不高，但是很稳定。
几年后，我又投资农业种植，主要产品是山核桃和大枣，投资近千万元成立了茂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有3000多亩的种植面积。经过几年的耕耘，农业项目已经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会实现盈利。
在当地，茂盛农业的企业规模也算是可以的，别人可能认为我的事业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但是我自己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最近几年，越来越小的生活空间让我透不过气。我是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女儿刚出生时，就动员老婆带着女儿来到了新疆生活。但是没有呆多久，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水准让老婆很不适应，因为女人担心晒黑(我猜是这样)，新疆的日照时间又长，来到这里的南方人，没几年皮肤就会被晒得很黑。
其实，她们回温州的主要原因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跟老婆探讨过她们回不回温州的问题，后来统一了意见，认为女儿的教育要从小抓起，温州的教育环境更好些。
我当时是想，希望女儿得到好的教育，能够超越自己，念好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并最终拥有一个安定的家庭，而不希望她到时候像我一样，要出去到处奔波。
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常年不聚，我发现逐渐长大的女儿对我这个爸爸有了陌生感。
我与女儿的主要沟通方式是电话和网络视频。小时候还好点，她会跟我在电话里说很多话，但现在每次电话接通，女儿第一句问话就是：有事吗？过年回家时，女儿对我也不是那么亲热了，都要先熟悉几天才叫爸爸，刚有些熟了，我却又要去新疆了。
这让人很烦恼。我也曾在电话里就此教育了女儿，但是效果不佳。父女关系有些紧张，想起这事我就很不解。我希望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身边没有倾诉对象，非常苦闷。
在新疆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忧虑、紧张的状态下，我整个人也变了，饭桌上大声说话、大骂服务员、说黄段子，博取客户和领导欢心，就为了赶快把企业所需手续办下来。和客户吃饭，想起一些烦心的事，总是头一个先把自己灌倒，十次起码九次会醉，司机把我拉到家，也不敢叫醒我。其实清醒过来后，我会自责，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意义，明天一定不能这样了。可到了“明天”，依然如此。
紧张的情绪还散发到工作中。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莫名其妙地对员工发火。其实员工并没有做错什么，一切都按照正常的程序在运行，但我就是忍不住想骂他们，骂完了又觉得后悔。有时候就找机会对他们进行补偿。
后来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崇山峻岭间飞行。我飞过一个山头，然后猛地冲到谷底，再升起来，再往前飞。飞着飞着，身体突然往下坠，我拼命地吸气，拼命想重新升起来，但身体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只一个劲往下掉。然后我就醒了，浑身都是冷汗。
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很无奈。我觉得对不起家里的老人、老婆，当然还有孩子。有一次，我在女儿的作文里看到一句话：“有时会特别想爸爸，有一点委屈，但是想到爸爸为了家那么辛苦，我也就没什么委屈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报答爸爸妈妈。”看到这一段，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现在，我是工作再忙碌，再辛苦，也要坚持每天给女儿打电话，有时候一天好几个。上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充满了忧虑：有一天，女儿在电话里说，希望早些住到学校里去，反正高中、大学都是要住校的。
我在想，在家里还有保姆看着，照顾生活，到了学校就更让人担心了：女儿吃得好吗？天气冷了会添衣服吗？我真的越来越牵挂她了。
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倾诉一下，我相信还有很多在外经商的温州人跟我有相似的情况。温州人在外积累了财富，却错失了享受亲情的机会，是不是很笨？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值得？我现在就想回家。孩子已经读初中了，我已经错过了女儿的童年生活，不想再错过她的青春期。我已经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等到农业项目实现盈利之后就找个职业经理人打理，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愿意支付。
祝愿所有在外做生意的同乡天天好心情。
高元茂
2010年5月
旁记
温州人的内心痛楚
本刊记者 金少策
在接到这封信之后，《浙商》记者第一时间与高元茂取得了联系。巧合的是，6月份，高元茂陪同来自新疆的几位领导考察浙江，与《浙商》记者有机会面聊。见面正值中饭时间，高元茂大部分时间却都在忙着和家里的保姆通电话。
“你让她吃了饭再去学校……时间来不及的话去买点面包什么的给她带上，一定要让她吃点东西。还有，天气比较热，你给她擦点清凉油，防止中暑……”高元茂对着电话不停地嘱咐，神色紧张。原来他女儿这几天期末考试，天气比较热不想吃中饭。之后，高元茂又打了好几通电话，内容还是有关女儿不吃饭，谈话对象分别是身在广州的老婆和在温州的女儿、保姆。
由于常年在新疆做生意，高元茂和老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女儿，女儿刚出生那时候，高元茂在新疆的生意正起步，限于交通不发达，高元茂两年回一次家。“虽然我现在在杭州，也没有时间回趟温州。”高元茂说。
“我们这些人就像绷紧了的发条，永远都松不下来。”刚刚40岁出头的高元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秃顶，他努力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但仍然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疲惫。
其实，高元茂的例子只是千千万万个在外做生意的温州人中的一个，大量在外温州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苦恼”。在重商氛围浓重的温州，温州人从小就要出去闯，大家纷纷离开本土外出打拼创业；事实上，他们多为事业型男人，为了生意，他们无法享受一个正常家庭所能带来的快乐。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事业，牺牲家庭。而事业上的成功背后是巨大的自我牺牲。最让他们内心痛楚的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变得了无生趣。
“四分五裂”的温州人家
“我就是想找一个不在外地做生意的老公。”但戚雪玲的要求似乎难以达到。在她的周围，相当一部分温州人过着游牧生活。
本刊记者 金少策
28岁的温州姑娘戚雪玲已是一个大龄女青年，跟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一样，戚雪玲面临成家的“压力”。2006年，她便开始不断地相亲。然而，至今没有一个对象让她满意。
“看过的男孩子很多，就是没有合适的。”戚雪玲的择偶标准并不高，但其中一条却让很大一部分相亲对象退出。“我就是想找一个不在外地做生意的老公。”她坦言，从小跟着父母在外地“流浪”的生涯让她记忆深刻，对在外东奔西走的男人抱有抵触情绪。
但戚雪玲的要求似乎难以达到。在她的周围，相当一部分温州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生意在外地，一个家庭“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常年没有机会相聚。这种没有家庭生活的状态直接影响了子女们的性格，从戚雪玲的择偶故事中，多少能看到由此产生的影响。
漂泊的童年
直到如今，戚雪玲都不太知道父亲戚永杰为何选择了河北吴桥县作为外出谋生的第一站。在她记忆中，父母亲很少与子女谈及这一话题。而戚永杰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还不是为了吃饱饭。”戚永杰的家乡温州永嘉县桥下镇，地处山区。30多年前，戚永杰带着刚结婚的妻子，同许多温州人一样外出寻找生计，他来到了吴桥。
吴桥“物产丰富，农业发达。”戚永杰开始了“弹棉花”的生涯，这也是很多温州人当时在外地赖以营生的选择之一。戚雪玲的哥哥戚光春就出生在棉花堆里，由于当时他的年纪还很小，现在他只能够记起自己坐在柔软的棉被上，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身边是到处飘浮的棉絮。
戚雪玲的记忆则要机械得多。1983年，戚雪玲出生在吴桥。此时，戚永杰已经不再弹棉花，办起了个家庭作坊生产纺纱。1986年，戚永杰举家搬迁到甘肃武威市，那里有部队军需，30来个工人，一年下来也能赚个三四十万元。
“我那时还很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读书之后也没什么感觉，整天傻乎乎的，只要开心就好了。”在武威读完小学，13岁那年，戚雪玲回到了家乡温州。而他的哥哥，早在5年前就已经回到了温州。“都是因为读书，那时候中考要有户口，不然需要很多赞助费。”
这个家庭到现在不能团聚：父母仍在武威，哥哥五年前跑到东北开了家鞋店，剩下嫂子和戚雪玲在温州；戚雪玲的弟弟戚光达则到广东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爸妈也50多岁了，我们都劝他们把生意收拾了回家来，但也不是说回就能回的。”戚雪玲说。
“我不是温州人”
相比哥哥姐姐，弟弟戚光达对跟随父母的游牧生活印象并不深刻。
“我出生在温州，由外婆带大，也一直在家里读书，”由于父母一年只回老家一次，有时甚至是好几年才回一次家，弟弟对外婆的感情明显要好过父母。
“我那时候回到家时，他都不爱搭理我，”戚雪玲说，那时候，姐弟俩经常打架。
弟弟不搭理她，学校的同学们也叫戚雪玲是“北方佬”，因为她的温州话讲得很生硬。“在父母身边的时候，也会讲温州话，但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很多温州话都不会讲。”
多年过后，戚雪玲的温州话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她始终觉得跟温州“格格不入”。
“我觉得自己不像个温州人，不会做生意，哥哥曾经让我去鞋店帮忙，没两个月就回家了。”现在的戚雪玲在温州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每个月拿着2000元的工资，生活一点都不“温州”。
在朋友圈中，戚雪玲是一个“另类”。“可能是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大多数人不同吧。我这个人比较简单，觉得只要开心就好，周边人反而劝我考虑得周全一些。”
从小缺少家庭生活的戚雪玲已经练就了自己的生存技能。“我很独立，从读初中开始就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家务基本都是自己做，也学会了照顾弟弟和外婆。”
当问到他们兄弟姐妹平时想不想父母时，戚雪玲显得很意外。
“有什么好想的，都这么大个人了。”不过，戚雪玲倒是没有埋怨过父母，在她看来，父母亲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才抛家弃子在外“流浪”，“他们肯定也不想这样。”
弟弟戚光达可不这么想。“他很少主动打电话给父亲，父亲经常说，让我好好劝劝他。”让父亲担心的还有戚雪玲的终生大事，每次通电话，父母亲都会说到这个话题，这也让戚雪玲头疼不已。
并不是她不想嫁人，她也为此苦恼，“我会问对方父母亲是不是在外地做生意啦，还有他本人是不是会有外出做生意的打算。”这是戚的心病。
“四分五裂”的家庭
戚雪玲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孙小蓉和冯夏天。她们的家庭情况与戚相差无几。孙小蓉的父母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跑到外地做生意了，留下她一个人由奶奶抚养。“去年，父母亲都回温州了，我反而有些不习惯。”
冯夏天的父亲在意大利做生意，上次见到他，还是在六年前。谈到父母，一向沉默的冯夏天比较激动：“我羡慕爸爸妈妈在身边的孩子，我的日记本里夹着爸爸妈妈的照片，我经常看，看着看着就伤心。”
我害怕节假日，因为那个时候最孤独最寂寞，除了和爷爷奶奶上山拾柴，就是一个人看书写字。大过年，别人家小孩跟着父母一起玩，我却抱着以前的全家福一个人哭。”冯夏天说。
类似这三个人的温州孩子还很多，他们还在嗷嗷待哺时，父母就远离家乡，到遥远的城里谋生糊口。温州妇联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温州已经有百万留守儿童，占未成年人总数的40%。
《浙商》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温州一蔡姓家族“四分五裂”的家庭情况。蔡家兄弟3人，共有9个孩子。老大蔡修明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别在上海和杭州上大学，小儿子叫蔡松涛；老二蔡修能有一儿一女，老三蔡修通有三女一儿。
兄弟3个如今都在西北做生意，蔡修明在甘肃平凉，蔡修能在宁夏固原，蔡修通在甘肃庆阳。三兄弟商量了一下，每年轮流回家。
这兄弟仨还有5个堂兄弟，也都在西部做生意。兄弟仨的孩子都跟着父母从小在西北生活、上学，只有蔡修通的二女儿蔡亚妮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住，如今在老家的三合中学上初一。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戚雪玲及家人均为化名)
几成空巢的温州乡镇
温州是一个留守儿童高度密集的地方，在全市200万个未成年人中，留守儿童就将近100万人。
本刊记者 金少策
“现在的柳市街头，听不到柳市本地话，你所见到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柳市镇西垟社区居委会郑宝龙告诉《浙商》记者，柳市镇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非常突出，居委会每年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慰问和安置他们。“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
一进柳市，就能嗅到金钱的气息。这座中国最富有的乡镇之一，隶属于浙江温州乐清市(县级)，镇域总面积49.88平方公里，人口10.1万，素有中国“电器之都”之誉。
这里距风景优美的雁荡山很近，但柳市人却无暇领略雁荡风光。早年，由于整个温州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资源缺乏，柳市人只能外出寻找生路。
1972年，柳市镇马仁桥村的农民创办了柳市的第一家低压电器厂。短短几年间，柳市的低压电器作坊和门市部迅速发展到1000多个。与之相配套的，是柳市的“10万供销大军”开始走向全国。
遍布国内外的供销大军织起了一张健全的柳市低压电器销售网络，从1992年至2009年，柳市工业生产总值从3.5亿元增加到376亿元，位列全国千强镇前十名。
经济迅猛发展的代价是柳市人颠沛流离的生活，柳市素有“空巢乡镇”之称——指的是外出的人口几乎是柳市镇的人口总数，而本地的家庭里就剩下老人和妇女儿童。
老人
三里村是柳市镇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去年，当地镇政府将该村确定为“关爱空巢老人”调查试点。据调查，该村共251户，总人口1106人，60周岁以上老人149人，空巢老人39户、63人(包括子女同村不同住)，占老人总数42.3%。
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经商或务工，留守在家的大多数是老人，他们对生活照料、医疗服务、精神关怀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在盼望着与儿女相聚的漫长时间里，他们的生活显得灰暗而沉闷。
84岁的陈阿花坐在轮椅上，面向太阳。在美国做生意的小女儿请来一个钟点工，给陈阿花打扫卫生。《浙商》记者看到，一个钟点工正在拖地，几个工人在装修房子。
“儿子和孙子在杭州，大女儿在山东开店。”说起在外的儿女们，老人的语气里充满自豪，又显得有些落寞。由于老伴过世早，她一个人形单影只。“很想跟儿子到杭州去，可他们忙，又怕打扰他们。”
去年底，陈阿花在家门前摔了一跤，痛得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由于大腿骨折，她被女婿接过去休养，女儿女婿无微不至地照顾，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可是春节过后，女儿女婿又要出门做生意，只得将老人送回了老家。
该村86岁的林老伯，随儿子一家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整天闷在商品房里，就像关在笼中之鸟，让老人郁郁寡欢。林老伯喜欢在柳市的生活，闲来可以种种菜，养养鸡，邻居之间还可以经常串串门，聊聊天。有一次，他到山上喂鸡时，不幸被车子撞伤。
《浙商》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有关独居老人死于家中而无人知晓的事情，令人唏嘘不已。
和这些坚持住在老家的老人相比，被儿女送到养老院的老人，或许应该庆幸。与独居迥然相异的是，养老院的老人们虽然子女不在身边，但是他们在养老院的生活充实而丰富。他们甚至婉拒了住在子女家的邀请，因为他们想要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渴望安享宁静且精彩的晚年。
在位于薛宅村的柳市镇敬老院，记者见到孙香红老人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眯着眼睛打量四周。
孙香红老人今年已是82岁高龄，有3个子女，上世纪80年代相继去了西班牙。子女们在外经营生意，平时很忙，几年也不见得能回来一次。但是老人说自己在敬老院的日子过得简单、质朴。
“很开心，有那么多人一起说话。”子女们曾经要接孙香红回家，给她请保姆，但被老人拒绝了。“自己做点家务打发时间，挺好的。”说起子女常年不在身边，老人很无奈，虽然心中不舍，但她又表示，毕竟孩子们都长大了，需要打拼自己的事业。
孩子
空巢乡镇不仅仅出现了孤独的老人，还有一大批缺少亲情的留守儿童。柳市镇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柳市镇， 80%的中小学生的父母都在外经商，这已经成为当地的独特现象。
在乐清育英学校里，《浙商》记者见到寄宿学生叶云海时，他正坐在教室后排趴在桌子上看着手机电影。叶云海父母都在意大利做生意。“现在与父母通话都是通过电脑视频交流。”按照常理，15岁应该已是读初中的年纪，叶云海却还在上小学，他对此非常坦然：“成绩不行，拼音学得不好，所以留了两级。但我爸爸说这没什么，能认识点字就好了。我明年就会出国，学好学坏差别不大，说实话我现在也没有学习劲头。”
谈到零花钱，叶云海很自豪地说：“我不缺钱花的，没钱了就找爷爷奶奶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父母的关爱只存在于叶云海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的，经常给我买新衣服，带我去公园玩。但我在5岁的时候，他们就去国外做生意了。”
“他们现在在国外买了房子，还贷款的压力很大的，所以不回来看我也是很正常的，我明年也会出国帮他们赚钱。”叶云海说这话时俨然是一个大人。
记者问他，“父母不在身边，你经常感到孤独吗？”叶云海迟疑了半天，回答说“不知道”。
“尽管这些孩子有钱，但他们却并不快乐。”温州市妇联副主席许若真说，温州多数留守儿童并不是生活上缺钱，而是缺乏爱、缺乏亲情。
据温州市妇联初步统计，温州是一个留守儿童高度密集的地方，在全市200余万个未成年人中，留守儿童就将近100万人。
留守儿童的一些情况也让许若真担忧：“一个孩子因为受到老师的批评，马上变得狂躁起来，公然威胁老师‘再说我就跳楼自杀’；一个留守孩子因为与同学争坐位，抡起板凳就砸人；还有一个在出国前夜与同伴酗酒至深夜，骑摩托车而不幸罹难……”
“他们不快乐，不是因为没钱，而是缺乏父母的呵护。他们脆弱，他们敏感，这种不快乐也许会贯穿他们的一生。所以，他们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许若真说。
面子：温州人的成功密码
在温州商人的骨子里，走出去是为了面子，赚钱也是为了面子。
本刊记者 金少策
温州人四海为家，“四分五裂”的生活方式背后，是解开温州人成功大门的钥匙。
“‘四千’(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与‘四自’(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然而无论是 ‘四千’还是‘四自’，都是源于温州人超乎常人的‘面子’问题。”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李伟力先生曾经著书总结温州人精神，探讨温州人成功的真正密码。
在李伟力看来，“温州模式”与所谓的“面子”绝对有着太大的关系。温州经济30多年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全民参与、星火燎原，实际上就是每一个温州人不甘人后，争抢第一，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的“面子”问题。
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说：“温州文化是功利文化，是‘面子文化’。在温州人眼里，有钱就有面子，钱越多面子越大。”
重商源自“面子”
在温州人看来，贫穷不是缺米少盐，也不是缺衣少食，贫穷是无能，是罪恶。温州起点很低，30年前，“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那时候的温州充满了贫穷与饥荒的信息。30年后，温州“十万元是贫困户，百万元才起步，千万元才算富”。
为了挣钱，温州人不怕吃苦，为了圆老板的梦，可以睡地板；当了老板之后，仍然经常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温州人的创业有很乡土的传统，温州的很多乡镇就是商人的集聚区，形成了一种类似集群的效应。商人在区域内的大量集聚，重商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对商业活动有巨大促进，经商成为一种传统。从小生活在一个浓厚的重商文化氛围中，而且有大量机会对商业活动进行近距离观察和亲身实践，经商成为一种较优的职业选择。
在重商气氛包围下，温州人从小就要出去闯，不然会被人鄙视。所以为了面子，大家纷纷离开本土外出打拼创业；温州人仿佛具有天生的创业冲动和热情，人人都渴望有自己的事业，有机会就自己当老板。在温州，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经商，都在办厂，很多村庄的人要么在家做买卖，要么出去闯世界。总之，一定要想方设法创业。
有一则段子是这么说的：全国的下岗工人有上千万之多，各地的父母官都为此绞尽脑汁，想办法安置。但是温州有关部门却因为无法贯彻执行相关下岗工的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工。因为温州人总是想自己创业，没有人去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有一个当老板的梦。”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名誉会长朱海风向《浙商》记者讲了一个实例：“一次，我碰到两个来自国内的女学生，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温州人。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上海的这个女孩读书的时候住在学校，毕业以后租了公寓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上班以后出去购物，去酒吧，就这样生活。而温州的女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就出来租房子住，空闲的时候打了两份工。有了积蓄以后，她就开始自己做点小生意，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几年以后，她贷款买到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子，还有了自己的店铺。”
在温州，如果不是个老板，面子上会过不去。一些温州人即使在工厂当管理干部，下班时也一定要换下制服才走出工厂，怕被别人知道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没面子。
“在这种一个比着一个干的浓烈氛围下，闲的人心里慌，懒的人不自在，穷的人不开心，于是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形成了‘个个想创业，人人想赚钱’的全民皆商的局面。”马津龙说。
最大的面子是赚钱
温州市统计局的数字表明，共计有200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的87个国家和地区。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法拉盛人气最旺的超市，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温州人。
“走出去”的温州人，正在“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世界。“目前在美国约有24万温州人，他们以经营小商品、开餐馆等行业起家，投资领域已涉及贸易、房地产开发、服装制造及销售，对美国经济有无法代替的推动作用。”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名誉会长朱海风介绍。
这些在外温州人，很早就突破“面子”这一心理障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肩挑担子的温州人，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惯的嗓音吆喝着，补锅、修鞋、弹棉花。很多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挣钱。
威众打火机有限公司现在拥有上亿元资产，可老总徐勇水当初在外做生意时，白天吃冷馒头，晚上睡车站码头。在东北做废弃边角铝片生意时，自己装车、押运，手和脚都磨出了血泡，衣服从没干过，老远就能闻到汗臭味。
相信每个温州商人都有一段类似的辛酸创业史，不少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当初是靠补鞋、卖豆腐、弹棉花等手艺谋生的。时至今日，他们不仅自身发了财，而且还打造出了像正泰、德力西等一大批企业巨舰，终于气势恢弘地驶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在温州人看来，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干出名堂，就是有面子的。
上世纪90年代末，温州商人大量聚集在北京丰台区形成“浙江村”，央视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其中说到身家几百万的商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现象。
温州人认为能赚钱就是最大的面子。比如当初大多城市的鞋匠很多都来自温州。而好些大城市的人守着“远走不如近爬”的陈旧观念，即使下岗回家没活干，宁肯吃老子、靠老婆，也不愿扫大街、刷厕所、擦皮鞋，甘心守着清贫也不愿“掉架”；而温州人却抛家舍业，不远千里地去外地，干其他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而挣钱。
诚信也是个面子问题
在温州某专业市场，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市场管理方查到那些有诚信问题或者“犯罪前科”纪录的摊主，就很不客气地要他搬离那个区域，不让他们继续在那里，或者做生意时也不信任那个人。
温州人对诚信渴求，似乎是因为有过不诚信的教训，当年全国都知道温州造假货，为此温州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1987年的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鞋”事件之后，“温州鞋”名誉扫地。在一片对温州皮鞋的打压声中，康奈、奥康把为温州鞋正名作为奋斗目标，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于是有了点燃杭州武林门的第二把“火”。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说：“对于奥康来说，最值钱的是消费者的信任，绝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
这是温州人重面子，要诚信的诠释，从另一方面来讲，看重面子也体现了温州人的诚信。说起温州的“人情”，很多人都会咋舌，婚丧、嫁娶、上学、上梁、生日、搬迁、聚会、宗祠会等等，你来我往，名目繁多，达几十种之多。
按温州人的习俗，后一笔人情还给前一笔人情是要稍微增加一些(比如甲和乙两人是朋友 ，甲在乙结婚时送1000元礼金，等甲结婚时乙需还礼送其1000元稍多)，这其实以前在经济上是算作还利息的，是一条不成文的习俗，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即所谓的“潜规则”。“靠的是大家的自觉和个人的面子关系来维护的。”温州民俗学者施菲菲认为。
还有解决了温州人“第一桶金”的一些所谓“呈会”，也透着温州人的面子问题。
民间人士作“呈会 ”之初就算得清清楚楚，而且有单据和个人的签名，实际上等于是签订了正式合同 一样，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如果谁若反悔或退会，按温州人所说的重则是要“吃官司”的，轻则要退出“江湖”和当地的圈子社会，但其后果是相当的严重，也就是民间所讲的“人情信用”与“面子”已彻底失败，将来很难再能在社会上有“立脚”之地。
《浙商》记者曾接触到的一些温州商人，名片上除了印着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企业职务信息外，都眩目地印着其社会兼职，尤其是在商会的职位。在温州商人群体中，不参加商会，不在社会组织中兼职，似乎就不够有身份和地位。
这也是温州人诚信经商的根源。经常会听到一些人感慨，为什么异地温州商会在外那么团结，那么诚信？答案不言而喻，就是因为怕失信，失面子。其他地方的商人在外往往不能很好地抱团，但是温州人骨子里爱面子，让他们建立了一种自发的诚信，让他们能在四海为家的状态下，抱团发展。
迄今为止，已经有接近200万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设厂，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与此同时，温州企业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数百家温州商会。从丽江到喀什，从延安到延边，都有正式的温州商会在运转。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温州人的生意早已遍布全球，在欧美，在非洲，同样活跃着各种形式的“温州商会”。
失衡的家庭教育
常年在外做生意，使家长在增加经济收入与子女教育之间取舍失衡。父母希望给下一代成长提供更充裕的经济支持，却没有认识到教育是最大的投资。
“我们1993年开始办学，是一所民办寄宿学校，接收的学生都是一些父母在外经商的孩子。”乐清育英学校创办人黄纪云曾分析过这类学生的性格形成。他认为，这类学生在生活、思考等方面会有较强独立性。但是，青少年正处于情感、性格变化的转折期，长期与父母分离，极易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
20岁的小美是寄宿学校过来人，在温州育英学校初中部，她曾呆了3年。
“那时候每天想着的，就希望爸妈能回家，陪在我身边，每当看到别的同学和爸妈在一起欢笑，就有种莫名的失落。那几年，小美多数时候只能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她的一些同学甚至连父母的联系电话也不知道。他们很少或从不与照顾他们的成人聊天，他们像荒草一样被放逐，在孤独的世界里玩耍、成长。
这些孩子的孤独心理普遍表现如下：一是自我封闭，遇事不与人说。二是自卑感强，总觉得低人一等。三是缺乏爱心，有暴力倾向。
此外，监护人对孩子学习介入过少。从柳市镇的情况来看，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等祖辈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占很大一部分，由于监护人普遍年龄大，身体差，与孩子思想观念差异极大，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教育管理上弊端较多，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孩子的学习。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子女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往往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另外，部分父母们由于长期在外，因无法照顾孩子而产生负疚感，于是采取“给钱+放任”的方式进行补偿，使得孩子拥有的零花钱数量增加，使用自由度提高，然而，这样极易形成孩子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养成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乱花钱、摆阔气的陋习，并导致“读书无用论”、“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抬头。
“部分孩子产生了厌学情绪，认为读书无用，自己父母也没读什么书，同样天南地北挣钱，在学习中往往缺乏进取心和刻苦钻研精神，成绩普遍较差。”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有为分析说，从家庭现状来看，教育意识薄弱和教育方式不当，是温州人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两大顽症。
事实上，家长(或监护人)的教育能力与孩子教育需求之间形成巨大落差，由于在外经商的温州父母们文化程度偏低，加上年龄、文化、身体和精力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关注仅限于让孩子完成作业，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类似寄宿学生的教育问题，与他们缺少来自家庭的正确教育和指导有极大的关系。”陈有为说，常年在外做生意，使家长在增加经济收入与子女教育之间取舍失衡，父母希望给下一代成长提供更充裕的经济支持，却没有认识到教育是最大的投资。
“不要命”的温州商人
温州大学体育学院曾对87名温州企业家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按WHO(世卫组织)的标准，完全意义上健康者竟没有一个。
本刊记者 金少策
2010年4月底，南京温州商会的会员们迎来了一次别样的商会活动——健康体检，由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为所有会员免费提供，并以此为契机，举办了“关注企业家生命价值”的专题论坛。
“成立商会是想让更多的会员企业做大做强，关心他们的生命健康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南京工大科技总经理蔡鸿友说，创业需要激情，创新需要精神，创造需要生命，企业家应该遵循健康养生规律，让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一样长久。
温州大学体育学院曾对87名温州企业家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按WHO(世卫组织)的标准，完全意义上健康者竟没有一个。被调查对象体质测试合格率仅为67.82%，低于全国合格率74.4%，也低于浙江省合格率79.7%。
企业家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在熟悉他们的人士看来，温州商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健康养生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太少休息和放松，事业心太强”，也许是温州商人的“通病”。
“‘不进则退’，这使得很多企业家神经紧绷。”甚至于，“不少民营企业家只顾埋头创造财富，等到花开结果时却可能无法享受了。”
2004年和2006年发生的两件温州企业家英年早逝事件，令人扼腕。当时年仅38岁的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和年仅36岁的上海中发电气集团创始人南民，皆是“过劳死”。
据与南民一起打拼10多年的中发电器新任董事长兼总裁陈邓华描述，他们这一代企业家总带着企业发展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南民经常是一手拿着手机讲话，一手又抓起固话下指令，旁边放着由温热变凉的盒饭。南民平时生意场上的各种应酬也颇多，留给自己的时间总是很少。
温州企业家忙碌的生活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有关。《浙商》记者认识的诸多温州商人，多少都带有“事业狂”的特征。在生意场上打拼，喝酒、上KTV应酬，已成为一种习惯。
上海锦丽斯有限公司总裁杨介生说，“你跟他们温州人谈养生保健旅游，他们没兴趣；可一谈到发展，人人眼睛发亮。”
“有了钱，就要多享受。可是真要一年抽10天，放下工作，全家去威尼斯、戛纳度假，在温州老板圈子里基本没听到过。”杨介生说，他们只是热爱工作，单纯热爱，超出一切。“很多老板，见外人时红光满面，但一回家，马上趴下。”
中国企业家健康工程温州医疗基地教授郑树新在与温州企业家接触和对他们的体检资料分析中，发现企业家在疾病的防治方面存在着“一个不足”和“三低”的问题。“一个不足”是对存在的疾病危害和严重性认识不足；随之也就出现了“三低”：即知晓率低：不知道自己存在什么病；治疗率低：有病了没有重视、积极、正规的治疗；有效率低：即便是治疗了，治疗不达标，也没有再继续就诊检查治疗效果。 “过劳”是英年早逝的直接诱因，然而更深层次的，导致企业家们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凶手”，是企业家很无奈也很依赖的事必躬亲式的管理模式。
企业家的身心健康和生存环境，亦成为一个不可小视的社会问题。正如温州市市长赵一德所说：“只有身心健康才有事业的发展。希望企业家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放到与推动事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放到战略性、基础性、根本性的位置去思考和把握。只有这样，企业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温州人的6个标签
本刊记者 金少策
温州商人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意和财富，却也有着并不完整的生活，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1. 四海为家
温州人似乎有些“狂”。这个从中国东南沿海一隅走出去的族群，总习惯在“温州人”三个字前面冠以“天下”、“世界”的字眼。事实上，这看似有些“狂”的行为，却有着十足的底气。
一个不得不让人叹服的事实，给这种底气作出注解：230多万温州人闯荡天下，温州店、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遍布中国，“温州商贸城”在五大洲星罗棋布……
温州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精神叫“闯荡”：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创业人群的地方，就有温州人。
温州人的四海为家是相对的，他们恋乡不恋土。“我们肯定爱温州，但是也爱市场”。在温州，如果小伙子常年呆在家里，会被周围的人看成是窝囊废。温州有个说法：“死，也要死在外边。”
2. 炫耀消费
为什么温州的男人喜欢拿一包中华烟在手上？难道他们没有口袋？在天涯论坛上，一名网友如此发问。事实上，个别温州人张扬、炫富的个性经常引起外界的诟病。要辨别一个温州人，只需要看其外在：理着小平头，穿着紧身花汗衫，这些都是温州人的特点。
温州人喜欢一切贵的东西，温州是公认的豪车天堂。有人归结出温州车市有别于其他地区车市的特点——越高档的汽车品牌，在温州越好卖。因为许多富起来的温州人更看重面子，他们往往“只选贵的，不选对的”。炫富，是否代表了温州人消费的真实心态？温州人的这种讲排场、喜奢侈的传统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得以迅猛发展，形成了现代温州人异化的消费观，其表征之一是炫耀性消费大行其道。
形成这种消费心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高额消费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二是以炫耀式消费去维系和发展某种关系，营造个人发展与生存的关系网。在此前提下，其消费品位往往不高。消费的主要形式是：奢侈而炫耀的饮食；吉祥号码(电话、车牌)的高额竞投；婚礼、葬礼的巨大排场；甚至于个别温州人竞相包养“二奶”等。
3. 无所不“炒”
在中国，温州商人 “无所不炒”，举凡房地产、车辆使用权、矿产、木材、黄金、中药材、商标乃至电子元器件等，这几年几乎都被温州人“炒”过。国内市场上更因此把温州人当成是市场温度计，以温州人的进场或退出，当作是某个领域是否大有“钱”景或者过热的指标。
炒作过房地产的温州商人在尝到甜头之后，由广布在全国各地的同乡耳目，构建了自身对商机讯息的敏锐度。
温州学者马津龙认为，温州人炒房意义上的“炒”，确实是一种投机，事实上也起了抬高房价的作用。至于其他领域的“炒”， 应该说是一种投资行为，反映的恰恰是温州人强烈的投资意识和敏锐的商业触角。
4. 高调做事
几乎所有温州商人的观察者，都会提到一个现象：温州人比较高调，喜欢作秀。确实，相比温州商人在各大媒体的频繁露脸，温州人行事要高调得多。《浙商》记者以自身的从业经验来看，相比其他地区的老板，温州的老板更愿意在媒体面前侃侃而谈，而综观许多温州企业的营销宣传，其作秀的成分也比较大。
《浙商》记者拿这个评价问一位温州商人，他回答说：“我们温州人确实比较高调，但前提是温州人也很会干实业，办实事，作秀是在实干的基础上作秀。豆子要不断翻炒才能熟，经商办企业就应该炒炒才能成就大业。”
5. 抱团出行
温州人喜欢抱团，温州人在异乡抱团聚居的流程大体是这样的：一名温州人或一个温州家庭漫游到某地，一旦稍稍立稳脚跟且发现当地有商机闪动，他往往会很快向自己的血缘亲属或非血缘的乡亲发出类似的信息：此处钱多、人傻，速来！于是一发不可收，一传十、十传百，雪球越滚越大。
温州人抱团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温州商会”。 但凡温州人聚居人数较多的城市都有自发组织的温州商会。
有一个传言：很多温州商人在见到温州市长和商会会长时，首先会和会长握手，其次才是市长。这个说法在温州商人间流传，足见温州商会影响力之大。
温州商人喜欢抱团，迷恋商会，自有其道理。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大虎曾经表示，温州人经商起步时势单力薄，如果不抱团，很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而在实际经营中，温州商会确实能够帮温州人解决一些实事。
“温州商会为温州商人做的工作确实不少，特别是对那些到外地做生意的温州人而言。”哈尔滨温州商会蒋会长和黄山温州商会陈会长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对这一点很自豪。而实际上，在温州，民间商会早已成为温州企业离不开的组织。在大江南北有温州商人的地方，温州商会已成为温州商人最踏实的家。
据说，温州人到世界各地，哪怕你一分钱没有，只要身份证是以“3303”开头的，找到温州商会，有吃有喝有住。如果要开一个小店，钱都可以借给你，亏了算商会的，赚了是你的。在温州当地兴起的民间商会，随着温州商人的足迹，就这么成了众相传扬的佳话。据温州市政府协作办人士透露，目前各地温州商会已达140多家。
6. 超生“贵族”
王利权的老家在距离温州市区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里。依靠一个服装厂，他目前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王利权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厂子办起来了，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王利权说，在办厂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设法生了第二胎。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温州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他们被称为富有的“超生贵族”。
农村对生男孩的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问题。而现阶段超生的理由首先是继嗣问题、“面子”问题，也是重男轻女问题。“受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温州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吴春黎律师表示，对于财富迅速增加的家庭，“万贯家财留给谁”的问题，使人们灵魂深处“生儿子传后”的意识变得空前活跃和强烈。一些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
生活，别被生意绑架
对温州商人生活方式的反思绝不应该只停留在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上。事实上，“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温州人，是被温州企业的管理模式所绑架。
本刊记者 金少策
温州人转战全球，攻城略地，被称为东方犹太人。
在生意和生活的选择中，更多的温州人选择了前者，造成的后果是家庭的“四分五裂”。为了创业，一家人往往分地而居。在创业成功后，他们却经常遇到家庭纷争，有的甚至家庭解体，生活一团糟。
该如何看待温州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可以改变？
温州精神的反作用
很显然，温州人的抱团精神是值得发扬的。曾在巴黎经商的陈钱康告诉《浙商》记者，在巴黎有60%的温州人是做手袋的。
“温州人有个特点就是什么行业赚钱就通通疯狂地做什么，彼此之间很讲义气、很团结；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却不排斥有新人加入这个行业。”根据陈钱康的回忆，当时在巴黎的手袋批发原本是犹太人的天下，可温州人却逐渐把犹太人挤出了市场。
“犹太人每天工作8小时，我们就工作13个小时。这样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但加工时间短、价格低，还能按时按量保质完成，这些优势逐渐把犹太人逼出了市场。同时，温州人还从生产到抢占批发市场，还延伸至零售业。”
实际上，温州人凭借吃苦耐劳的经营，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种顽强的作风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如今，都显得弥足珍贵。
但物极必反，过度的吃苦耐劳也会有反作用力。曾经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让很多温州人对经营方式有了一些反思。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温州人在文化上的不兼容性。温州文化有优良的一面，讲亲情，敢冒险，灵活，坦荡，但同时也有弱点，行为不规则，缺乏理性，不具有兼容性。”针对西班牙烧鞋事件，曾在西班牙经商的温州人杨庆华指出，在海外的温州人大都可以赚到钱，但大部分只是囿于自己的小圈子，而不积极去了解、认同当地文化，造成了局限和障碍。
很多企业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痛感自己创业期的生活以及由此给家庭生活带来的不幸，并希望子女不要重蹈覆辙。
“我从没想过让两个女儿来继承我的事业，我只希望她们以后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稳定的工作。”温州市中邦金属礼盒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建中坦言自己的打算。
曹建中不希望两个女儿重复他的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女儿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如今，大女儿就读于杭州师范学院，连读高三的小女儿也想和姐姐一样将来当一名教师。
曾经在温州多家企业担任过部门经理的温州新星策划工作室策划总监何星鑫说，许多温州老板当初创业是为了改变生存环境，现在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所以更多的企业家都不愿意强迫子女接手企业，这也是老一代温州企业家对自己创业时期的一种反思和否定。
“面子文化”可能走偏
温州人的“面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创业激情。但是，在企业经营中，如果过度看重“面子”，而不顾实际的情况和需要，违心地去做，“面子”过去了，后果却很严重。
过去的几年间，时有温州企业倒闭，企业家出走、失踪事件发生，远有耐宝鞋业、仕登西服，近有霸力鞋业等。综观几家企业的倒闭，无不是在自身实力还不足够强大之前，就盲目扩张，大量贷款投资，并最终走向衰落。
“温州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经常发生，而且还不易改变，但是一旦到了企业经营中去，就发人深省了。”温州国贸大酒店董事长吴明华说，大多数温州人还是倒在“面子”这道坎上的。“因为心理上虚幻收获的吸引力比实际利益的吸引力有时还要大。”
由于看重面子而走偏还不只是企业经营。在婚姻生活中，很多温州商人也会迷失自己。
今年38岁的赵祥明是一家温州企业的老板，如果没有离婚三次，现在他应住在500平方米的豪华别墅里，同时他还会拥有3套洋房，财富过千万。遗憾的是，每一次离婚对方都分走他大半的财产。现在的他，刚与第三任妻子办理完离婚手续，并被分走了最后一套房。
赵祥明和原配夫人的离婚是因为赵“包二奶”被发现。“其实我根本不想与妻子离婚，只是很多在外经商的老乡都有‘二奶’，没有的话就很没面子。”在诱惑面前没有管住自己，最后导致这段婚姻失败，这是赵祥明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记者从温州有关部门获悉，温州市离婚率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几乎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虽然离婚的原因莫衷一是，但据知情者分析，元配妻子不能“与时俱进”、与富商拉开了一定的层次也是离婚的主因之一。有个别富豪希望通过征婚，找到一个不仅是妻子而且是事业助手的女子。
针对温州富商各不相同的婚姻状况，著名学者、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用“一言难尽”来形容。他说，温州富商一般结婚都比较早，那时的他们还处于创业之初。如今一些人取得了成功，感觉上与原先的妻子存在无法弥补的差距，所以就有离婚现象衍生。
周德文说：“无疑，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的稳定婚姻、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的‘爱情神话’等在今天的社会显得弥足珍贵，所以值得赞赏。”
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
对温州商人生活方式的反思绝不应该只停留在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上。事实上，“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温州人，往往是被温州企业的管理模式所绑架。
长期以来，类似于边打电话边吃盒饭的“无边界”式工作模式，被视为精英们的规定动作并泛化为商业行为的楷模。而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更是对人文、社会发展的综合要求。
温州人大多推行家族管理，在创业初期，企业家的亲历亲为具有积极意义，企业家也能应付当时的经营劳动强度。但是，随着企业壮大，事务增多，再依靠企业家个人亲力亲为去治理企业已经是一种障碍。
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公司的老板们活得似乎是太潇洒了，他们神清气爽地优游于工作与生活之间，浑然没有温州老板们的忙碌与无奈。例如广东南方李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森，旗下拥有十多家分公司、2000家专卖店，并曾荣获2005年“最受推崇亚洲最佳雇主”和“中国最佳雇主”称号，但李总在办公室的时间，每个月平均只有1-2天，在世界杯期间，李总甚至过起了南非时间，做起了“职业球迷”……
为什么都是做企业，一些人能做得轻松惬意，另一些人却要呕心沥血，甚至未成功先成仁？
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也是一位从忙碌中走过来的温州人。他说，现在的温州人，不应该只解决如何挣钱的问题，而应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是温州人以后怎样更高层次地生活的问题。“温州必须要培养一大批温州的企业家，他要懂得如何去生活，他背后就会挖掘更大的潜力，在世界舞台上，在更高层次上去竞争，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模式发展到现在，在全球范围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资源。我们谈转型升级，如果温州人脱离现在的情况，做IT做PC有必要吗？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企业的升级换代，企业家的升级换代。”对此，浙江民丰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良认为，很多温州商人没把子女列为主要接班对象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一次大跨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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