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 Mark Jacobs(马克)

　　每一次我从美国回到中国，都会有一个自我调整的阶段。这时也最能感受两个国家的差别。最近我又来到中国，又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即使把人口因素算上，中国人均开会的数量还是比美国的多得多。在中国，会议好像无处不在：商业会议、学术会议、政府会议等等。中国媒体也非常关注会议的信息。虽然美国的会议也很重要，但感觉上重要性不如中国大。

　　那么，会议的数量是否影响到会议的质量呢？召开会议主要的目的是分享重要信息、促进了解、增加合作，以提高总体效率。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多注意会议质量。

　　其实，会议数量多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只为了开会而开会就是一个浪费资源的方式。在中国，不少会议就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之前没有明确会议的目的以及要达到的结果，便“从容地”把人们从工作岗位上召集起来，名曰“开会”。用来开无意义会议的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创造更多的价值。

　　要开一个“好”会，就要在会前做充分的准备。要先了解与会者的需求、要让与会者互动。然而，许多中国的会议有点过于按照等级划分，达不到上面列出来的会议目标。在中国的会议中，经常是一位“专家”或是“领导”对广大与会者发表讲话、做报告或是讲课，而广大与会者却没什么机会与之交流。

　　中国会议上的信息分享情况不够乐观。许多发言者准备并不够充分。而美国的会议发言者的发言稿要提前很长时间上交大会予以评定。

　　在美国的会议中，现场经常会有与发言者不同的观点。这样多元化的交流极其有效的，与会者都取得了进步，会议也就实现了其价值。

　　实际上，一些小调整都会让会议得到很大的改善。比如，要更重视与会者的利益，会议组织者要充分考虑谁参会以及他们参会的目的，这样在制订会议目标时就会有的放矢；会议发言者要对会议有充分的准备——只随便讲讲一些个人意见其实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他们要给广大与会者一个学习的机会；一定要增加互动时间，而且这样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要使会议有更好的效果，需要大会组织者、发言者和广大与会者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应回归“金本位”

　　宋天翼

　　5月10日，央行发布《2010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央行对于热钱问题高度重视。一季度，外汇管理部门在13个省市开展了应对和打击违规资金流入专项行动。

　　热钱来了，中国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大规模地购买黄金，回归“金本位”将是我国治理热钱的根本大计。

　　尽管中国官方黄金储备仅600吨，但是民间存量还是很多。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黄金生产国，黄金矿藏丰富。此外，中国人储蓄率很高，这使得他国的人难于像我们一样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来购买黄金。中国应以此次热钱大动荡为契机，走“金本位”的回归之路。否则，将失去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反热钱”战争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宋山木案”的道德之殇

　　文/财经评论员 丁洪先

　　山木教育集团总裁宋山木涉嫌强奸并被刑拘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实际上，关于职场“潜规则”的讨论仅仅是表层现象，其背后实是折射了社会的道德之殇。

　　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家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财富，可以为人带来尊严与荣誉；而金钱背后，一些财富人物的道德伦理，屡屡令社会失望。金钱崇拜日盛，财富伦理不彰，信仰和道德责任被置于一旁。

　　“仇富”的情绪、对“富二代”的不满、对问题富豪的质疑等等现象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企业家道德与责任感的缺失。

　　企业家精神作为社会的稀缺资源，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对发展中的企业和成长中的企业家来说，塑造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重要。

　　“宋山木案”恰恰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让我们反思企业家最基本的道德与责任。

　　错判冤案凸现了什么

　　石兆(时政评论人)

　　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10多年的赵振裳突然回家。此时，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此事被称为河南商丘版“佘祥林案”。5月9日上午9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赵作海案”追责进入公众视野，部分办案人员受到相应处分。随着问责的深入，应该还有人要为十多年前的行为埋单。然而，反思“赵作海案”，厘清与追究个人责任固然需要，但止步于此显然不够。

　　“赵作海案”之炼成，几乎与当年的“佘祥林案”如出一辙，集诸多痼疾于一身。中央政法委把今年列为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年，一个“坚”字，足以管窥该项改革任务之巨，道路之长。司法的自我完善确实需要大智慧、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