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er contradiction causes euro on the wane

　　文 / 董玉华

　　欧元区固有的体制弊端给我们的启迪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是难以长久和持续的。通过改善经济结构，缩小货币区国家的经济差距，采取诱发性的制度变迁才能真正达到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

　　对于在欧共体设立单一的货币，欧洲国家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自1991年2月9日，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城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1999年2月1日开始，在欧共体内实行“单一货币”。

　　作为推动欧元成为单一货币的核心国家，德国一向以严格的财政纪律和坚挺的货币马克著称于世。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高通货率几乎毁掉德国经济，促使其意识到保持通货稳定的重要性，为防止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共体南部国家利用欧元区机制享受低利率、低通胀等好处，同时又不约束其固有的问题而“搭便车”，便推出了欧洲货币汇率机制(ERM)，使得各国实行固定汇率，规定其汇率的波动幅度区间为上下2.25%，意大利为上下6%，这样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且设立了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稳定和增长公约》(SGP)规定了加入ERM的约束条件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硬性要求。然而，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实际上根本上做不到，就连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在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分别高达5.5%和8.2%，远超《稳定与增长条约》规定的3%的上限。由此可知，3%的限制是一相情愿，根本不现实。

　　单一货币的悖论

　　欧元区在体制上明显存在悖论：按照ERM和SGP的规定，各国要紧缩财政开支，实现财政赤字低于3%、公共债务低于60%的标准。实际上，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公共债务已超过100%，是通过货币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隐藏的。而按照ERM和SGP的要求，加入欧元区，实际上又起到相反的作用。以希腊为例，加入欧元区对希腊是一种恩惠，因为欧洲债券市场不再担心高通胀率和货币贬值，可以以低利率进行再融资滚动还债，在1995年后的10年，希腊的净利息成本下降到6.5%。且在信贷扩张时期对违约风险的低估使希腊很容易获得长期的借款，低利率刺激了希腊的消费支出。事实上，希腊是依靠借债来维持其消费支出的。由于高赤字，希腊政府一直以来紧缩开支，但加入欧元区后可以很容易以低利率借债，因为投资者认为即使出了问题，也有整个欧元区国家集体隐性担保还债。这样就使其失去了财政理性，财政赤字大幅增加，2009年希腊政府的赤字占GDP比例超过12.7%，公共债务所占比例达94.6%，据欧盟委员会预测，2010年到2011年将分别达到113%和138%。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欧元区害了希腊，导致其发生债务危机。所以，这是体制固有的内在矛盾的体现，反映了单一货币的悖论。

　　解决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必须改革原来的体制弊端。仅依靠统一的货币政策远远不够，实行财政联盟或统一的财政政策，双管齐下显然是必须的，因为财权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这就需要推进政治一体化。

　　美元与欧元最大的区别是，欧元区各国在财政政策上不一致，而美国财政部能统一制定财政政策。只有管住各国财政开支，才能保住欧元的稳定。欧元区失去了独立的货币独立性，不可能像美国、日本等通过印钞票来作为解决赤字的手段之一。印钞的铸币税和隐性税减少增加了政府收入，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加入ERM还不能通过货币汇率政策，如贬值，来解决经常项目的赤字问题。

　　强制性制度变迁难以持久

　　怎样解决财政政策不协调的问题呢？

　　可行的思路有几个：欧元区存在南欧和北欧的经济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统一为一个国家；要么推出新的政策工具，比如最近广泛关注的建立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的欧洲货币基金(EMF)；要么建立欧元区退出机制，如对于债务严重的希腊等国家强制退出欧元区。但要使欧元区成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是天方夜谭，由于历史的积怨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建立EMF和建立退出机制上着手。按照规定，欧元区国家不能相互救援，通过欧洲货币基金则可以解决问题。退出机制可以实行欧元区的动态机制，也可以给仅仅是“搭便车”而不遵守纪律约束的国家以强制退出的惩罚。欧元区国家对希腊的救援实际上具有道德风险，开了这个救援先例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寄希望于削减开支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实行紧缩的政策会打击经济的增长。况且，实行紧缩政策没有货币和汇率政策的配合也难以奏效。

　　尽管欧元区的建立曾经被视为区域一体化成功的范例，但其体制固有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有着内生性的矛盾。采取技术手段达到ERM和SGP规定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欺欺人。因为，一些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经常项目赤字、高外债、高财政赤字一直是希腊经济肌体的毒瘤。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加入欧元区而得到改善。经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协调，更是非常困难的，经济一体化没有政治一体化相配合，注定了欧元的命运有可能走向衰弱，甚至是崩溃，特别是在国际热钱如对冲基金做空欧元的冲击下，必然对欧元的前途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由于欧元区的GDP总值超过14万亿美元，热钱的影响也不能被高估，但欧元对美元的价格必然受到冲击。有观点认为，达到1美元兑1欧元的水平，也许有些悲观，但客观上，欧元对美元贬值的幅度超过10%，从去年12月的1欧元兑1.51美元下降到近期的1.35美元左右。欧元的贬值有利于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这无疑是美国的愿望。本来美国是负债累累的国家，投资者对欧元的兴趣加强了欧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有利于改变一种货币独大的不合理格局，但欧洲国家如果不从经济结构层次上解决问题，解决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则使欧元与美元平分秋色的愿望或许成为泡影。

　　欧元区固有的体制弊端给我们的启迪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是难以长久和持续的。通过改善经济结构，缩小货币区国家的经济差距，采取诱发性的制度变迁才能真正达到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由此想到亚洲货币一体化、拉美货币和贸易一体化等设想，必须分步实施，不能拔苗助长。我们可以先和东盟国家进行货币合作，设立东盟外汇储备基金等，待缩小国家和地区经济差距后，自然进化到亚元区的建立。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