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改革终究还是应该让总需求管理回到主要依靠价格参数调节手段的框架之下，把汇率、利率搞对，更多用市场兼容手段来进行总需求管理，使宏观政策与改革和发展目标更好地兼容一致

　　□ 文 卢锋

　　反思宏观调控工具的多样化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个短期问题，但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调节总需求，和中国宏观政策的设计方法，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个制度问题。经济学上讲，宏观政策的目标是尽量把总需求调节到和总供给大概均衡。总供给能力扩张的问题是个长期的制度性问题，在中国则是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总需求管理是个短期问题，即如何保证一个经济体的短期需求和它潜在的供给增长相一致。短期内如果总需求增长过快，宏观经济就会过热，出现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大概就是这样。反之则会通货紧缩，就业不足，经济衰退。

　　通过梳理10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能看到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在选择宏观对策的工具时，有相当大的相机抉择的权力，和相当多样化的选择可能性。这样一个模式有它的好处，即中国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中，选择不同的方法可以比较务实的进行多种尝试，不受教科书的限制。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很多手段被贴上“宏观调控”标签后就可以放手实施，其中包括比较市场兼容的手段，也包括不同种类的干预市场手段，政府有关部门如果过于宽泛地选择它认为便利的方式进行干预，就难免会影响甚至损害市场自身调节机制正常发挥功能，也会使得市场主体在建立对市场和政府行为一般规则稳定预期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感到宏观调控工具多样化是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宏观政策的架构如果没有完善，即便政府想推动很多方向改革，也会面临宏观经济不稳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和矛盾。

　　过去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常会出现宏观干预微观，为什么？因为宏观稳定的问题不容回避，通货膨胀一来就像房子着火一样，利率、汇率这些手段不好用或者不愿意用，必然得启用一些微观干预手段。在政府觉得宏观经济失衡会危及经济甚至社会稳定时，更可能选择超常变异的政策工具。宏观调控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正常工具手段不能很好利用，那么政府宏调部门就会采用它能用的一切手段，虽然短期调控取得效果，然而又会妨碍机制的建立，导致短期问题缠住长期问题。应该说，这几年一直有这种情况。

　　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非常强的中国特色，集中到一点就是多样化选择。“宏观调控”(macro-adjustment and control)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从经济学一般原理角度看，宏观政策基本内容表现为政府通过管理总需求调节宏观经济，大体可以表述为macro-management或macro-adjustment。至于macro-control则属于我们特色内容，也跟计划体制控制经济的思维方式藕断丝连。

　　今年以来政府这么忙，实际上在忙什么？房地产市场去年12月就有个很重要的4条，1月份出了个9条，然后又有个新10条，3个月发三道金牌。用孙冶方老师的话说，这叫抬牛腿不牵牛鼻子。牛鼻子是利率政策、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由于有汇率政策挡着不好用，于是抬牛腿，这只腿抬起来那只腿还得抬，一个个抬，抬起来挪步还不方便，所以政府就非常忙。

　　中国经济增长的五个宏观特点

　　我们先看这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运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这对于我们理解宏观政策问题非常有必要。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

　　1、单位劳动生产率在快速追赶，这是非常基础性的演变。这意味着汇率体制要有足够弹性，允许汇率水平也随之调整。

　　2、资本回报率持续增长，推动投资高速增长。任何一个快速追赶的国家一定要快速投资，并且我国投资较快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制度扭曲，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客观需要背景下，较高投资回报推动的投资增长。

　　3、“增量大国”的地位凸显，中国经济规模“块头”大，导致它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需求密集的领域对全球的需求影响特别大，比如钢铁以及其他基础资源性产品。大宗商品涨价和波动，我国国内总需求波动是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而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们这样增量大国最不适用。

　　4、汇改滞后伴随顺差性外部失衡局面，经济增长快同时保持顺差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现阶段增长能力超强。过去几年中国的增长一直很快，贸易依然顺差，说明大国生产率快速追赶特定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强大内生能力。

　　5、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总需求偏强的主导形态，总需求很强导致通货膨胀，但通胀又有四快四慢的结构性特点：进口产品价格涨得比较快，而出口产品涨得比较慢；资产价格涨得较快，商品价格较慢；农产品价格较快，制成品较慢；投资品快，消费品慢。从上述经验看，把通胀经验表现完全归结为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现显然存在局限，有专家提出用“居民消费和投资指数”来替代CPI，并把房价适度纳入这个新的指数，并作为通胀的经验指标，在分析逻辑上可能更有道理。

　　调控组合拳的特色逻辑

　　我们再结合这些特点看这些年的宏观政策。总体说来，新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大体经历了“走出通货紧缩”、“应对偏热通胀”和“大幅V型波动”几个时期，宏观调控政策也相应发生着调整演变。2000—2002年，宏观经济偏冷，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2003—2004年经济过热，经过铁本等一系列宏观措施，把过热势头打下来；到2005年以后又出现更为明显的经济偏热和通胀形势，并引发新一轮更为广泛的紧缩性调控；到2008年碰到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到2009年上半年，我们看到总需求V型回升，伴随着通胀预期压力。去年夏秋特别是今年以来，宏观政策在基本方针表述上维持积极、扩张表述，然而实际操作早已逐步反向调整，可以看做是“中国式部分退出”过程。“部分退出”时实施的多方面收缩性政策，使得最近几个月宏观经济在V型回升后再度回落，呈现某些偏弱表现。

　　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10年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应对经济偏冷的时候，它的方法与教科书还比较接近，基本措施大体包括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我们实施刺激经济时候，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实，雷厉风行。但是面临宏观“治热”时情况会较大程度不同了。我们提出退出刺激政策方针表述一般更为审慎，甚至有些滞后。紧缩货币政策采用利率手段比较优先，财政政策退出比较慢。如2004年治理铁本时，宏观偏热早已是共识，然而到2005年积极刺激财政政策才全面退出。从具体过程看，2004年7月开始有关部门召集经济学家开会研究退出，10月份又开会讨论，专家普遍认为世纪之交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尽早退出。有关部门到年底又召开外国专家会议，外国专家也建议尽快退出。最后到2005年3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才正式退出积极财政政策。

　　汇率方面，到2005年经济已经过热了，汇率还在贬值，贸易顺差不断增加，2005年贸易顺差增加了两倍，一直到2005年7月才退出盯住汇率制。治理经济过热时调控手段更为多样化，不仅包括货币政策、汇率、财政政策等市场经济通常利用工具，还包括银行监管、产业政策、产能过剩治理、土地政策、房地产部门调控等等各种各样措施。梳理新世纪以来有关政策实践，至少可以列举出24种紧缩性宏观调控工具(见附表)。

　　比如土地政策，2004年宏观调控是曾经实行过建设用地3个月暂停紧急措施，是当时紧缩性宏观政策重要举措之一。当时到地方调研，各地企业和官员“哇哇叫”，投资项目等地干着急，业内把这类措施称作“土地水龙头”或“地根”调控。金融监管首要目标本是防范风险，应主要属于长期制度性建设范畴议程，宏观调控则是短期周期性的事情，实际上在我国特殊环境下，在宏观调控高潮时期金融监管实际总是把宏观调控目标放在优先地位。这些政策工具对于达到特定时期目标确有效果，然而也会因为“长期工具短期利用”派生深层问题。

　　房地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随着宏观周期演变急促演变。2005年房地产市场的“前国8条”和“后国8条”，1个月出两个文件控制房市。去年5月份我们还在鼓励房地产，4月底还把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本金比例从35%降到20%。为什么？因为当时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宏观经济和房地产业回升不稳，需要进一步在刺激政策方面“添柴加火”。实际情况是，在去年信贷超常扩张驱动下，房地产快速回升带动房价飙升，迫使决策层年底开始转而抑制房地产需求和价格，去年12月到今年4月房地产调控“三道金牌”， 频率之高和节奏之快堪称罕见，具体调控范围和严厉尺度也超乎寻常。

　　2008年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证监会关闭了IPO窗口，2009年上半年经济V型回升推动股市反弹，有关部门加快重启IPO速度，并在重启后增加IPO数量和融资规模，IPO一定程度调节股市和宏观过热的手段。信贷数量控制也是具有特色紧缩方式，1998年政府有关部门曾宣布不用信贷控制这种非市场化的手段，转而对银行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风险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管理。然而真到宏观经济过热时，数量控制手段又重新派上用场。

　　新时期宏观调控的又一特点，是通过治理产能过剩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是采用部门性管制或产业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比较常见做法是在治理产能过剩题目下采用各种投资限制措施，比如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等被认定存在产能过剩行业，采用投资核准审批，3年不上新项目等手段限制投资。实际上从经验研究角度看，如何认识经济追赶时期产能过剩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问题，治理产能过剩政策对一些部门长期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判断并不准确，在超越环保、排放等功能性监管之外限制投资是否合理也有待探讨。治理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变成宏观政策工具，突出反应在正常宏观工具因为体制原因利用受限制条件下，采用非市场性调控手段面临的内在矛盾。另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可能采取直接查处大案方式助推宏观调控，也可能通过直接价格干预方式进行调控，这些措施无疑更有特色。

　　这几年宏观调控存在一个问题，是参数调节工具利用受到太多限制，一个是利率，另一个是汇率。比较中国和十几个主要经济体过去10年利率调节相对频率和幅度，在全球除了日本我们是最小的。但在这十几个国家中，我国通货膨胀率即便用CPI衡量也是除了印度、巴西和俄国外最高。通胀变动较大，利率变化较小，利率工具利用相对呆滞。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汇率挡住了利率，也就是宋国青教授2004年阐述的“车马效应”结果。因为常规货币政策不便利用，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工具就要上来。

　　归结起来，目前宏观调控面临内在矛盾是，因为汇率要维持稳定，所以经济偏热时不便调外需，只能压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压内需不能压消费只好压投资；调投资又不能有效利用利率等常规参数工具，只好用产业政策。结果难免出现宏观干预微观，以致一定程度派生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一系列问题。

　　宏观政策改革终究还是应该回到一个价格参数调节的框架之下，把汇率、利率搞对，用市场兼容的手段来调节，来改变宏观调控的困境，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更好的兼容。

　　卢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