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经过32年，早已走过普惠阶段，考验改革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更多是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和一种整体感，以及必不可少的决断力。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让每一个中国人有尊严的活着，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的发言，把全场气氛推向顶点。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这场论坛对“绿色”直接着墨最少，跳出“绿色”看“绿色”，在一个国家的战略规划、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观察对企业的影响，却也有了最强的思想张力。

　　寻找突破口

　　“十二五”规划跨越2011年至2015年，将以国家战略宣言的形式，为这个崛起中的东方大国未来五年的迈步树立指针。“这个规划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表示，“十二五”规划不容偏差，否则进入战略关键期的中国不要说错五年，一年也错不起。

　　进入2010年的中国好消息接二连三：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过，风险也迎面而来，面对社会结构转型，利益关系多元化、复杂化，以及民众的权利主张觉醒，正如李克强副总理6月1日在《求是》杂志撰文《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所言，要吸取一些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因结构调整不力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教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则指出，中国应在世界大格局下展望未来五年。首先，世界的主流是和平，总体上看不到大国间战争的前景；其次，气候变化挑战下，继哥本哈根协议之后，人类终将达成一份深刻影响历史的协议；再次，亚洲，尤其是中国，正逐渐走到舞台中心，必将带来全球格局的大调整。

　　国际大背景下，吴建民认为中国目前的三大突出问题需着力解决：一是生态状况恶化，农村三亿人喝不到清洁水，问题严重性已经刻不容缓；二是贫富差距，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就是公众的愤怒情绪；三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形成的巨大阻力，历史经验证明，新兴产业破土而出时最大的困难正来自于此。

　　“关键还是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最为期待，“十二五”规划能给经济方式的转变指明清晰的路径，不能再为了救今天的火，给明天埋雷。

　　“规划最怕挂在墙上”

　　“‘十二五’规划将是中国的转折点。”长期关注中国战略设计的摩立特集团中国区董事会主席霍泰德认为，如果说“十二五”将给中国带来什么，那就是变化。从外需到内需，由国富到民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从高碳到低碳。“以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今后的经济发展将更多考量环境因素”，霍泰德展望，随着中国对大国责任的认知不断提高，也将愈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碳减排等相关活动中去。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曾对《绿公司》指出，“十二五”规划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折不扣的“绿色发展规划”。

　　有关资源环境的约束性指标将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强化，与会者已无异议。“十一五”期间，主要约束指标为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十二五”期间，将出台更多新增指标。同时，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如单位GDP能源消耗五年累计降低20%这样的单位约束性指标后，总量约束性指标也可能推出。

　　“规划最怕挂在墙上。”对于中国的绿色战略，蒋锡培最担心两点，一是从企业家角度看，绿色战略只停留在“政治正确”，配套财税政策不到位，绿色战略与市场机制衔接不起来，绿色公司的竞争力得不到真正体现；二是从宏观层面讲，规划如果跟不上一整套科学统一的考量机制，统计数字就会失真，政府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

　　有识者曾指出，对于未来五年应该干什么，各级部门已经比较清楚，但对于究竟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还缺乏研究，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政策。“‘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且一定要提出解决机制。”于汝民说。

　　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如期制定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走到今天，有声音指出这种单纯针对经济发展制定规划的弊端。

　　“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任务不仅是经济转型，还有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纯粹针对经济发展制定规划是非常片面的。”俞敏洪提出，今日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文化、法治乃至国际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扩大内需、新农村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发展新能源产业，表面看都是一个个经济命题，但深层次地看，又都不是在经济范畴能够单独解决的。如果把一个经济问题比作皮肤发痒，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办法是“擦药膏”，但没去寻找皮肤发痒的“病根”，“一定要回到源头找问题”。

　　中国改革经过32年，早已走过普惠阶段，考验改革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更多是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和一种整体感，以及必不可少的决断力。如果缺乏上述这些，就会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被一种惯性支配，对所有近在眼前的问题张皇失措，反应过度，而对长远问题麻木不仁。”

　　可以说，“十二五”规划前夕的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在俞敏洪看来，当下中国可谓一个充满了不安全感的盛世，政府官员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企业家也没有安全感，收入不公、环境危机、道德崩溃让社会的敏感神经紧绷。“中国需要稳定，但从压制性稳定到释放性稳定，是中国进步的分水岭”，他认为释放性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我特别希望在制定规划时，能把如何良性释放人民自己的意见，如何良性释放人民自己的能量纳入考量，让人民群众都能为这个国家贡献出自己的能力”。

　　回到源头，规划的目的是人，发展的目的也是人。俞敏洪在规划未来五年个人生活时，表示会将家庭的幸福和财富的增值放到一起考量。他认为国家的道理也一样，继环境因素纳入“十二五”规划后，如果能把社会公平正义、人文、教育等层面的因素考量进来，才能实现温家宝总理在新春致辞时提出的梦想——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