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建筑的舞台搭好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好孩子”吃到糖？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2005年，深圳万科城四期绿色示范项目竣工，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符合建设部绿色三星标准的楼盘。王石有一次碰到建设部一位官员，问：万科达到三星标准，有什么奖励？回答是“没有”，王石又问：对没有达标的企业有什么处罚？答案是“不处罚”。王石不禁感慨：“住宅产业化的关键不仅是制定标准，而是对标准要不要严格执行的问题”。

　　五年过去。像美国那样，凡购买低能耗房子的消费者，年底可享受具体的退税奖励的政策在国内仍难觅踪影，国家关于绿色建筑的约束性和强制性的系统框架也始终不见“真面目”。难怪天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王若雄高声呼吁：“我们就需要一种好孩子都吃糖，坏孩子吃不到糖的机制。”

　　难以忽视的真相

　　成都香格里拉饭店里的会议厅历来富丽堂皇，服务人性化，4月末的一天，却被锋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在东现场抓出一个毛病，他手指天花板上的换新风系统比划着对台下的听众说，“风从这边进来，又从那边出去，大部分新鲜空气人都呼吸不到，制造风的时候又消耗了很多能源，这样造成的浪费，比比皆是。”

　　此刻，“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绿色建筑的激励机制”平行论坛正在此举行，张在东发现的小细节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为证：目前中国430亿平方米既有建筑中，95%是非节能建筑；中国每年新建的20亿平方米建筑占到世界总面积的50%，其中仍有90%以上没有达到国家建筑节能标准；中国建筑业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所占比例约为27.6%，专家预测，到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将达到 40%。

　　不难想象，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的压力日增以及碳税的潜在可能性，低碳、节能建筑将成为国家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一个抓手，并影响地产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存亡。

　　绿色建筑的普及难题

　　张在东是一个“虔诚且狂热”的绿色建筑开拓者。8年前，他先是对空调、暖气大动干戈，一座冬天不用暖气，夏天不用空调的锋尚国际公寓在北京落成。沿着“低能耗”的道路，去年完工的南京锋尚国际公寓实现了“零能耗”的目标，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一个“零能耗”节能环保住宅。现在，他正朝着建筑物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冲刺。“8年前很多人不理解自己，说你一门心思琢磨这个东西干嘛，我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出现，大家会重视建筑的节能减排。”搞技术出身的张在东说。

　　锋尚的房子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因为供不应求，据说有一阵购房者在买房前要写申请书，谁对锋尚理念认同度高就卖给谁。可毕竟，绿色节能住宅的购买者还是小众，大市场还远未形成。

　　张在东坦言，“零排放”的成本比“零能耗”还要高出不少百分点，最难的一点是如何与市场对接，让市场能接受和消化企业增长的成本。“其实在房屋低能耗、低排放技术方面，中国并不比西方差，甚至有些方面更好，但关键在于市场普及，这需要国家绿色机制的激 励。”

　　霍尼韦尔北亚太地区总经理高志长一针见血地指出，绿色必须是符合商业规律的，“否则让老百姓做选择，一边是一块钱一度的黑色能源，一边是100块钱一度的绿色能源，大家肯定会选一块钱的那边。”他认为全世界在把碳排放或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做出明确限定前，绿色节能产品的“好日子”并不会到来。他给政府三点建议，一是设定标准，二是使用税收和行政手段，第三就是开放市场，让企业自由竞争。

　　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政府的作为不可或缺。听完企业家的率先实践，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住宅处处长文林峰表示，全中国的企业家不可能人人都是张在东，因此“制度化的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

　　文林峰反思，过去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以“大棒”为主，包括加税、加息、罚款等，“胡萝卜”一直提供不足，对带头行动的企业一直未能形成制度化的激励机制。现在她相信“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比如国家一直倡导一次性装修，但并没有给一次性装修的企业什么优惠政策，尝不到甜头，所以很多开发商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如果能定期公布一批达到减排标准的企业名单，给他们提供相应优惠政策，才会在社会上形成真正的共识。”

　　“胡萝卜”与“大棒”的合理使用还可以驱动消费 者。

　　算清账本才能唱好戏

　　在绿色建筑的观念和行动上，一些企业远远走在了社会的前面。按照我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到2020年，新建建筑面积要求实现节能65%的设计标准，而早在2002年，锋尚北京的项目就已经实现了节能80%。先行者就会碰到新问题，5年前，天泰集团告别空调暖气的“太阳树”项目在济南动工，为了保证室内20到26度的恒温，天泰设计出一面保温墙，可这面保温墙和建筑面积之间的容积率迟迟解决不了，影响了施工的进展，“当时政策的设计规范还没有跟上”，王若雄说。

　　类似的问题困扰着企业，政府也同样为难。政府与企业，逻辑上虽有区别，可殊途同归，都希望绿色建筑在全社会推广。解决这个问题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哪？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副主任李来来带来了瑞典经验。近年来，瑞典建设了一批废弃物全部资源化的生态城镇，建起这样一座城镇一般需要四年的时间，技术不是问题，之所以要用四年，主要是给开发商和政府各部门等不同利益群体“算账”，“一定要把帐算得很清楚，让每一家都看到自己的成本是多少，利益是多少”。

　　如果把中国的绿色建筑发展比喻成一台戏，李来来认为现在舞台有了，但缺少详细的剧本，缺少每一个角色的具体分工，“中国通常都大而化之，没有把帐算清楚。如果剧本有了，角色分清楚了，唱好这台戏需要的时间会比瑞典更短。”

　　绿色建筑的大局观

　　绿色建筑的概念不是单独的一栋房子，也不是单独的一项技术，而是一种整体的系统思维。

　　今年4月，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不及英国建筑平均寿命四分之一，美国建筑平均寿命二分之一，于是中国建筑的质量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问题只说对一面，借用莫里哀的句子，大多数建筑并不死于疾病——自然报废，而死于治疗——拆迁。因拆迁而造成的建筑垃圾数量惊人：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的统计数字是，每拆1万平方米旧建筑会制造五、六百吨建筑垃圾，拆1亿平方米旧建筑制造出的建筑垃圾就达到五六百万吨。

　　“城市规划的寿命越短，建筑的寿命就越短。”棕榈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伟期待中国的城市规划能更有科学性、前瞻性，加强城市使用功能的寿命。

　　中国目前的建筑设计标准以钢筋水泥的刚性结构为主，曾伟建议应当把以拼装为主的柔性结构提上日程，在中心城市建设大量拼装式工厂。相比钢筋水泥结构，柔性结构不仅更具减灾功能，“还是提高建筑效率，节能减排的必由之路”。还有企业家认识到，将居住区、办公区、购物区分开的城市规划开发观念值得反思，白天居住区无人使用造成浪费，同时人们将大量时间浪费在交通拥挤的路上，排放出大量废气，这有悖绿色理念。

　　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大局出发，确立绿色建筑明确的奖惩机制，才能为中国绿色建筑的未来构筑起一幅全景式路线图。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和政策执行、消化者的企业，将一道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接受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