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

　　本刊驻京记者 胥晓莺

　　“有人炒大蒜、炒绿豆，还有人关注今天北京市场上猪肉多少钱一斤吗？还记得2007年夏天猪肉价格飙升吗？”近日，面对《浙商》记者的发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一再强调他不是做预测的学者，但他说，“读懂了2007年国家调控猪肉价格的政策，你自然就能预测今后农产品价格的走势。”

　　宏观调控陷入“搬牛腿”误区

　　《浙商》：从您的研究看，近年来的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有哪些特点？

　　卢锋：中国的宏观调控有很强的中国特色，采取多样化手段，有非常市场化也有非常行政化的手段。市场化手段主要是参数调节、汇率利率调节，问题是中国的参数调节工具受到太多限制。过去十年中国用利率调节的频率和幅度是最小的，但中国的通胀相对是高的。

　　和利率、汇率等手段相比，我国的总需求管理较多采用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产能过剩我们就限制投资，特别是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而事实上数据显示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相当高，比如钢铁，吨钢利润和投资结合相当紧密，投资一点也不盲目。一旦产业政策不能收效，过热的经济就好像着了火的房子，这时调控手段不确定性增加，最后往往会采取行政干预。

　　这说明我国宏观调控内在的一个困境。经济偏热的时候，要维持低估的汇率政策，无法调外需，只能调内需。但内部需求是不足的，不能调消费只能调投资，调投资又不能用利率只能用产能调节。频繁利用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工具调控，能起到一些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作用，但同时会造成宏观干预微观，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完善，也不利于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一系列问题也与此有关。

　　《浙商》：您是主张人民币尽快升值？

　　卢锋：人民币汇率体制必须深化改革，让汇率更好地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相对价格功能。近年中国的经验表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城市化进程加速，我们处在总需求增长偏快和通胀成为主要矛盾的宏观环境中。过于看重盯住汇率制的表面稳定功能，不利于“下活”总需求管理这盘“棋”，也难以真正掌握宏观调控主动权。

　　宏观调控政策改革还要加快利率形成机制，让利率更好地发挥调节货币和总需求的基本功能，跳出宏观调控不能“牵牛鼻子”而不得不“搬牛腿”的被动局面。

　　CPI不涨不等于没有通货膨胀

　　《浙商》：调利率就意味着要加息，加息什么时候会发生？

　　卢锋：这没法预测。货币发行量30%的增幅，从来没有过。如果按历史经验，那当然非常高。现在部分农产品价格异常，就和钱多了相关。钱多了就要买商品买资产。历史上看，2007年我们的通胀压力加大，当时财政部发文给母猪上保险，都没控制住猪肉价格。最后政府是采用汇率升值，调利率，调信贷等方式按住了通胀。这次是否会这样做，还要继续观察。但我不相信这些钱半年后就自然消化的说法，过多的货币是祸害，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通常我们用CPI作为衡量通胀的标准，在不少场合CPI确实是比较适当的显示通胀指标。但是CPI并非是唯一显示通胀指标，观察通胀压力还要利用其他一般物价指数信息。

　　从过去十年情况看，十多种商品和资产物价指数呈现四快四慢特征：进口品价格增长较快而出口品价格增长较慢，资产价格增长较快而商品价格增长较慢，农产品价格增长较快而制成品价格增长较慢，原料和投资品价格增长较快而消费品价格增长较慢。仅仅看CPI，甚至把CPI中一些对宏观变动更为敏感部分剔除，在解释宏观经济和设计宏观政策时也会有局限。

　　践行“新36条”并不容易

　　《浙商》：温家宝总理最近说，一方面担心通胀，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经济二次探底，您怎么判断未来的经济形势？

　　卢锋：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有力。2009年，中国开始在总需求增量方面第一次引领全球。这并非危机期间的一次偶然呈现，而应是一个经济史新阶段的开端。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高速推进和生产率快速追赶阶段，中国不缺总需求。从新世纪景气增长以来看，本币汇率调整滞后伴随外部不平衡，中国经济总体呈现“顺差型总需求偏强”格局，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力非常强。数据上，2003-2008年，GDP增长11.8%，名义GDP增长18.2%，加上汇率实际增长达到22.5%，按照这个速度，10年左右，用美元衡量的中国GDP总量就会超过美国。

　　《浙商》：您认为民企应如何看待“新36条”的出台？据说这是为了让民资接国家投资4万亿的接力棒，那是否意味着政府仍然担心投资不足，经济后续增长乏力？而您说目前经济已经偏热，那“新36条”会不会存在变数？

　　卢锋：“新36条”的出台和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可以对照着看。“非公经济36条”强调放宽准入，谁投资谁受益；但由于种种因素影响，这个文件实施效果不尽理想。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经济偏热和通胀压力较大时，由于市场化调节手段未能充分利用，这时即使上面有意放松民间投资，宽松宏观政策执行仍然可能有变数。践行“新36条”能否一帆风顺仍有待观察，当务之急是通过可操作的细则来培育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