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朱健 摄/胡元勇

　　重大突发性事件总是牵动着每一位记者的神经。接到杂志社领导的采访指令时，我正在重庆采访。

　　当此前说好同往玉树的《重庆商报》记者聂飞打来电话敲定行程时，我仿佛听到了玉树吹来的集结号。然而电话也带来了坏消息：原定与医疗队一道前往的行程计划，因医疗队提前出发宣告泡汤。我们需要自行搭车前往。想到高原的空气稀薄和交通险阻，内心不禁惴惴。

　　4月19日下午4点，我们背着大包，在青海海南州漫天飞土的路边拦车，一个多小时才拦到一辆大巴。本以为还算幸运，没想到大巴行驶2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加油站旁踉踉跄跄地停下，“油管漏油。”司机说。

　　半个多小时后，车依然没有修好。一队来自北京的联通公司工程抢修车停在加油站。我跑去和车队沟通，联通公司北京工程局处长梁国华欣然应允我们跟随他的车队前往玉树。

　　我们所乘的车中一共6人。车开得很慢——原因是我身后的车斗，装载了2.5吨的太阳能电板。跟我同坐车内的施工员小解说，他们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把电池装上，以保证通信塔的持续供电。

　　太阳在将近晚8点时下山，天色渐渐暗下来。五十铃货车的驾驶舱四处漏风，我盖了件军大衣在身上，才渐渐暖和过来。高原缺氧，只有火柴可以用。我忽然有了高原反应，头微疼。而路面上偶尔会有临时修建的减速带，没有反光片提示，司机没有注意快速通过的时候，车子会蹦起来。我多次在这个时候被弹起来，撞到车顶，头疼加剧。夜间外边几近零下15摄氏度，之前听说千万不能在高原上感冒，否则会引发肺水肿，故而也不敢睡觉。

　　早晨8点，车行至海拔最高处巴彦喀拉山，抬眼望去，白茫茫一片。7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震中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

　　震后的结古——尤其是藏民聚居的城西——几成一片废墟。军队、志愿者和喇嘛，多股不同的救援力量都在付出最大的努力。救人抢险已近尾声，他们更多的是在抢救财产，尤其是被藏人视为神圣的经书，从泥石中一本本被扒出来，清理、诵读。格萨尔广场、体育场和赛马场等几片开阔地，搭满了救灾帐篷。在一个帐篷区内，我遇到了很多浙江籍老板。当时，13个人围坐一团，就着2个素菜分吃一锅饭——还从未有过一个场景如此形象地演绎“浙商抱团”。 　　

　　“现在陆续有不少同乡向我们施以援手，但同是做生意的，大家的钱不好赚，我们拿着也不踏实。”衣着最为整齐的东阳老板卢有高说，“如果政府能再多关怀我们，帮助我们重建自救，这才是以后的出路。”

　　事实上，我在灾区亦属受助者。这些正走出灾难的同乡，在本就过分拥挤的帐篷中给我腾出位置以及被服。尽管帐篷中着实艰苦，但这一晚我甚至比在西宁睡得更香。

　　采访结束，藏族小伙才仁巴松骑着他的轻骑载着我赶至玉树机场。“很多记者、志愿者都会去机场碰碰运气，也许能赶上返航的救灾班机。”他的普通话虽然生硬，但对于进出玉树却熟门熟路。

　　非常幸运地，我在机场偶遇了金华籍的青海省卫生厅工作人员宋大姐。看我来自浙江且急于返程，热心的她在半个小时内就帮我办妥了临时乘机手续。回程的航班有点特别，客舱中的座椅拆除了四分之三，留作停放伤员担架及物资。也正是因此，头回见识到人们蹲坐着乘飞机。起飞之际，大家互相靠紧，依偎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