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贷款限额控制，既能把货币控制住不致发生通货膨胀，又能有效减弱市场震荡，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并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黄金老

　　我国净出口状态下的严重资金过剩、强劲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有限的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以及低利率倾向四个因素，会较长期地存在，至少将持续到2020年。这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贷款限额控制都是最主要的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优化贷款限额控制，既能把货币控制住不致发生通货膨胀，又能有效减弱市场震荡，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并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遂成为货币金融当局的使命。

　　明确宣示实行贷款限额控制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两个恒久命题。实行贷款限额控制是由我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的，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回潮。法国直到1981年、英国和韩国直到1982年、日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在实行贷款限额控制。这些国家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当时无人因其存在贷款限额控制而对其市场经济定性发出质疑。

　　维持“贷款”定义窄口径

　　进行贷款限额控制，必须要明确贷款的概念。《贷款通则》把贷款定义为“贷款人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贷款没有具体定义。央行现行的贷款统计口径为“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委托及信托贷款、票据融资和其他类贷款”，这些品种都将占用分配给各行的贷款“规模”。

　　针对贷款限额控制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目的都是绕开规模控制，实收贷款之利。“信托+理财”成为主流的避规模产品创新，银行发售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发放委托贷款或委托投资，委托贷款到期本息偿还理财产品投资客户。在这种模式下，筹资企业得到资金，理财产品投资客户得到高于存款利息的收益，银行和信托获得手续费，与贷款限额无关，各方达致“共赢”。贷款统计范围内的票据融资则成为各家银行调节贷款规模的蓄水池。2008年11月贷款限额控制放开后，银行业担心再次实施贷款限额控制，大做票据融资，6个月内票据融资余额由15065亿元上升到35397亿元，净增20312亿元。2009年7月后当局重又实行贷款限额控制后，商业银行大力压缩票据规模，6个月内票据融资余额减少12479亿元。

　　这些针对贷款限额控制的创新必将削减限额控制的效果，从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角度，似乎应该把这些都纳入贷款的范围加以限制为好。但是，从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支持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一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对待。要增强金融对经济的服务功能，金融业不能为金融而金融，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党和政府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成因后得出的深刻启示。我国银行业的业务创新，不能走西方那种一味追求复杂金融产品的自娱自乐型创新，必须要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融资业务创新以及继续推进便利金融交易的中间业务和服务方式创新是我国银行业务创新的主要努力方向。实行贷款限额控制，限制了银行贷款规模，迫使银行和企业进行融资工具创新，最终将带来直接融资市场的大发展，所谓“收之桑榆”。商业银行购买企业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市场工具，同样是在释放货币供应，其性质与发放贷款虽无二致，但不应控制。票据融资虽然折损了限额控制的效果，但也减弱了贷款限额控制急刹车带来的经济震荡，也不应限制。对于“信托+理财”模式，只要银行不承诺在次年对企业发放等额本息贷款用于偿还委托贷款本息，也不宜限制。实现融资方式多元化，是我国的一项金融国策，需要贯彻到底。所以，要维持贷款定义窄口径，宽容市场化融资方式创新。为有效控制总的货币供应量，当局在确定贷款限额时可考虑创新融资方式发展对货币供应的放大因素，适当调整贷款限额控制指标。

　　提高贷款限额的调整频率

　　理论上讲，根据预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与CPI之和确定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再由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确定贷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与贷款余额之积即成为当年的新增贷款规模。由于资产、资本市场的发展，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CPI之间的关系已较难确定。近些年M2实际增长率与央行的M2目标增长率之间常常发生较大的偏离。融资渠道多元化之后，贷款规模与货币供应量、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因此，年初就确定贷款限额，是很困难的事。10年前，我国的贷款限额曾经一年一定，现在我国经济已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波动性增大且非国内所能控制。贷款限额仍维持一年一定，很可能与实体经济发展形势背道而驰。例如，2007年底针对国内经济过热的状况设定了2008年的贷款限额。而到2008年6月，全社会的资金已经十分吃紧，货币金融当局仍在严格维持年初既定的“限额”，显然并不合适。从当前的情况看，2010年后半年的贷款限额切不可一成不变，应相机而调。

　　随时观察市场资金松紧程度、CPI、投资情况，从而减少或增加规模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实际上今天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都不会确定一个年度M2增长率，而是观察金融市场及CPI情况随时通过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变动以调控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工具的最基本要求是能够灵活调整。贷款规模因要切分到各大银行，调整不能过密，但完全可以做到因国内外经济情势变化半年一定甚至一季一定。2008年央行已在逐季监控各行贷款规模，表明实行季度规模控制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科学切分规模以及“奖规模”促调整

　　确定贷款总规模之后，需要切分给各家银行。过去四大银行占贷款市场份额90%以上时这件工作比较容易，现在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在内的多家大型大银行，12家中型银行以及数百家小银行，切分就比较困难。目前的做法极为简单，以各行上年的贷款余额为基数乘以一个共同的增长率，得出该行当年新增贷款规模。这种“撒胡椒面”的做法不够科学，应该综合考虑贷款余额、贷款质量、贷款结构特别是产业拟合度、服务水平等，加权确定各家银行的应得切分额度。

　　产业优化升级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通过对信贷投放布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商业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这一点，日本的经验最有参考价值。日本央行的“窗口指导”，主要不是指导总量，而是指导结构。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银行业贷款的产业投向与政府的产业优先顺序基本一致，即便是大企业，其能否得到贷款资金支持与其所处的产业是否属于政府拟定的优先产业也密切相关。

　　贷款成为稀缺的资源，能够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工具。对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以及小企业贷款，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考虑单独新增一个贷款额度，或者规定不占贷款额度。战略性产业(新能源等)和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技术或市场更替快、不确定性大的特点，商业银行支持这些产业承担了额外的风险，若能单独获得一份额外的“规模”奖励，以及财政贴息、贷款风险补贴和税收优惠，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将大为提高。2008年8月，人民银行就曾经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额外的5%新增贷款规模优惠，收效良好。

　　不过，这对产业政策的制定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毕竟是配置资源的最基础方式，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必须要切合市场需求，必须要准确，不然就会误导银行信贷投向。我国产业政策制定整体上质量较高，但也有不够缜密的地方。例如，汽车业多次被国家有关部门宣布为产能过剩行业，但2009年下半年全国汽车市场供不应求比较突出。要预测我国某一产业的市场需求，不能忽略两点：一是我国多数第二产业60%以上的需求在境外，不能仅仅考虑国内需求；二是我国政府和企业持续存在的“投资饥渴症”以及庞大人口基数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累积后焕发的爆发性，不能静态地考虑需求。

　　作者系中国银行公司金融总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