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three years trigger staglation in previous turn

　　文/本刊撰稿人 丁 丁

　　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向前，但驱使车轮前进的人性从来没有变过。

　　40年前，当经济在滞涨前夜时，描绘美国经济的形容词，却也在如今用得越来越多。那下一次滞涨会来么？

　　“1000个观众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关于这一波经济危机，民众指责银行家们的贪婪，银行家则把矛头指向格林斯潘糟糕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把皮球踢给政府，而政府认为，民间的工会制约了经济发展。好像没有人在反思中愿意为这次危机扛上责任。

　　不过，有一位却很乐意认为是他们干的，近年来基地组织很自豪地对外宣称，是他们制造了美国经济危机，正是他们的活跃，让美国不得不花费海量军费在世界各地以反恐为名四处出击，在他们眼里美国巨额军费是造成美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元凶。

　　倘提起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科学家们为了自己的科研经费会说那是因为新技术革命的交替期，却提也不提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海量的新技术源始于那个时代。有些良心的政客们，在老兵纪念日上，会双目微闭嘴里咕哝一句，“那该死的越战”。经济学家们悄然分成二派，一边互相扔着石子一边嚷嚷道“是你们干的好事！”历史学家大抵会安之若素地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厚厚的年鉴，叹一句，其实和往年没什么区别。

　　当60年代末股市最火热的时候，没有几人能够料想到长达10年的滞胀开始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事人估计都很难回忆起40年前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碎片之中，模糊地描出一幅能指引后人的拼图。

　　1968最后的晚餐

　　“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沃伦·巴菲特

　　1968，这一年，对现在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能让他们直观感到后续影响的，也许不是伟大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而是《2001太空漫步》这部影片的上映，那一年看完此片的卡梅隆走出电影院后，立志成为一名电影人。多年后，他也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导演，并执导了12年前的《泰坦尼克号》和影响现在的《阿凡达》，世界影史上最卖座的两部影片。

　　1968年是美国证券史上英雄际会的一年，那一年不同的操作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那时，巴菲特还不是华尔街上可以一言九鼎的股神，在1968年，巴菲特的股票取得了它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增长了46%，而同年道·琼斯指数才增长了9%。巴菲特掌管的资金上升至1.04亿美元，首次破亿，其中属于巴菲特的有2500万美元。1968年5月，当股市一路凯歌的时候，看到市场被过度高估的巴菲特通知自己的合伙人们，让他们暂离狂热的市场，等到市场回到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再准备再次介入。他在股市最火热的时候要隐退了。随后，他逐渐清算了公司的几乎所有的股票。

　　1969年6月，股市直下，渐渐演变成了股灾，到1970年5月，每种股票都要比上年初下降 50%，甚至更多。

　　1970年至1974年间，美国股市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一丝生气，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低速增长甚至零增长使美国经济进入了“滞涨”时期。然而，一度失落的巴菲特却暗自欣喜异常，因为他看到了财源即将滚滚而来─他发现了太多的便宜股票。巴菲特的帝国，也因1968年时广结的人缘和保存下来的实力在1970年代得以真正建立。

　　蔡至勇，也许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华人，30岁不到便成为当时全美最大基金的掌控者，在华尔街上呼风唤雨。1965年蔡至勇创设曼哈顿基金时，更是得到华尔街内外的一致认可，2.47亿美元的申购量也成为当时之最。1965年的巴菲特不过只能掌舵2200万美元。

　　在1968年，蔡至勇把自己掌管的曼哈顿基金以高价卖给另一家基金公司，转眼之间净赚无数。1969年股市直下的时候，蔡至勇转手卖出的曼哈顿基金因为吸入过多垃圾股黑马股，跌幅惨烈，在一年时间便跌去了90%的市值。虽然蔡至勇在这笔操作之中避过风险所获颇丰，但却因为这种“人至察则无徒”的操作，以至不再受人欢迎，在华尔街再也不能呼风唤雨了。在1970年代，华尔街遍地是黄金时，蔡至勇因不得人缘而无法吸纳那些被低估的企业，及至辞世甚至落得要靠与他人绯闻方能再被关注。

　　博格尔，如今指数基金的创造者，在那时是一家公司的高管，在1968年，身为公司高管的博格尔受到市场的感染，进行了一次并购操作，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一笔交易，却在1969年股市暴跌之下，显得无比失败，博格尔也因这次失败的并购被公司炒掉，痛定思痛的博格尔在几年之后创设了历史上第一只指数基金—先锋基金，如今这只先锋基金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基金，并掀起了基金业的一场革命。

　　巴菲特曾言道，要学会以40分钱买1元的东西。蔡至勇无疑是那位把40分钱东西卖成1元的奇才。而博格尔是用1元钱买下40分钱东西的倒霉人，却在之后反思自己终成一代名家的另类。

　　40年后，再看三位华尔街昔年风云人物的操作，低价买来倒霉人的好货，可以赢一世；高价卖给倒霉人劣货，只能赢一时；倒霉人找出自己的错误，则可以东山再起。

　　1969新时代的曙光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史蒂夫·乔布斯

　　这一年，股市的暴跌让投机家们肝肠寸断，但远离市场却有一些在现今仍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在默默成长。

　　艾灵顿空军基地，小布什承着父辈的荣膺，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生活，出勤率在选战时被对手攻击，他是来空军基地镀金的，在这待一年后，可能他自己也知道他将会飞向哈佛，步入政坛也只是时间问题。多年之后，从天而降的客机让德州牛仔重新回想起他当年在空军基地的日子，也许是美国这50年来最大的“自卫反击战”的序幕在那时已经揭开。

　　雅加达，奥巴马还在玩着泥巴，天真无邪的童年，让他也有几分理想主义。无论是在印尼还是在夏威夷，要在热带炎热的天气下过得不错，奥巴马显然得多几分冷静，少几分火气与坚持。“铁腕的理想主义者会毁誉参半，但温和的理想主义者会被人撕碎。”

　　1969年，当你翻开富豪榜，除了银行和石油，你几乎找不出其他行业的寡头镶在其中。他们是那个时候的宠儿，而铁道工人、油田维修工都是那个时代最亮眼的工作。在大众的眼中能够进入那些热门的行当，讨一份好薪水远比做一些听都没听过高科技的活儿要划算得多。

　　如果真有上帝，那他一定在那一年同时指引了盖茨和乔布斯，同为1955年出生的盖茨和乔布斯在1969年都遇到了选择一条改变世界之路的契机，他们从那一年开始注定要去干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1969年西雅图湖滨中学，盖茨的中学在那一年开设了电脑课程，是美国历史最早开设电脑课程的学校。那个时代根本没有PC机这种概念，每小时计算机的使用费也是高得惊人。看到计算机如发现新大陆般的盖茨在那一年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在计算机房摆弄着那台终端机。1969年，盖茨独立开发出了他自己的第一个电脑程序，一个为纪念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登陆月球而设计的电脑小游戏。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乔布斯的家离硅谷不远，邻居也多是硅谷中的员工。和盖茨相仿，乔布斯很小就痴迷电子学，这也被一位惠普的工程师看在眼里，便推荐他去参加这一年惠普专为年轻工程师准备的小聚会。在聚会中，乔布斯第一次见到了计算机，并对它一见钟情。

　　巴菲特和盖茨在12岁时，都曾很自信自己说：“我将来一定会很有钱。”乔布斯则是一个例外。盖茨没有能读完哈佛是因为他看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商机并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乔布斯的退学则因大学学业无聊加之学费太高，以乔布斯所言花了父母几乎所有的积蓄只学会了写一种漂亮的美术字，退学后乔布斯加入一家游戏机制造公司工作，不安分的他很快又把兴趣转移到佛学，并放弃工作去印度随大师修行。这也让乔布斯与巴菲特和盖茨的专注不同，乔布斯像是被佛法点化的孩子，每次参悟到新的东西，乔布斯便能做出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而一旦俗务所扰又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巴菲特每次写给股东的信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宣讲神与人在理性上面的不同。盖茨每次公开场合的推介像万变的达·芬奇，总会告诉世人在未来我们将会如何生活。乔布斯的演说则像入世的高僧，爱讲因果际缘劝人守真前行。

　　当20世纪80年代苹果、微软扛起计算机业的大旗时，滞胀彻底从美国消失了，一波由计算机业引发的新的经济增长重临美国。对科学的热爱、坚韧、行动力，当这些精神在40年后重现，也许下一个新时代的变革也在我们这个时代慢慢酝酿着，而危机也会因为新技术变革悄然化解。

　　1970留给后人的难题

　　“正确论述的背面是虚饰的谬论，而影响深远的真相背后是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真相。”—尼尔斯·玻尔

　　这一年，股市到达最低点，而美国却收获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萨缪尔森。用一些老套的剧情讲，有些人，只有失去才知道他的好。萨缪尔森在为肯尼迪总统做经济顾问时期，美国经济得以渡过最平稳的一段时期，却因肯尼迪的意外遇刺，萨缪尔森离开了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中心，滞胀的种子在那时种下并在1970年代全面爆发。

　　萨缪尔森这位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粗粗算来有上千万研习经济学的学生、学者都受过萨缪尔森的影响。人们进入大学一开始学习经济学便遇到了萨缪尔森，读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当进入高层次经济理论 研究之时，人们还是离不开萨缪尔森，这时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诸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量经济学，人们总是能从萨缪尔森的有关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不过，自经济学诞生开始，就没有一种可以一统天下的理论出现，无论是以自由派自居的芝加哥学派还是相信政府职能的凯恩斯派都有着自己的门徒。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两位经济学史上的传奇，起先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不过弗里德曼后来则受自由派的思想影响更多，可以称得上是最了解凯恩斯主义的反凯恩斯学者。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1970年，萨缪尔森为美国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间风头盖过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之后，却揽下8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自从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联合创立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债券市场上翻船，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的只是一种头衔，而非认可某种经济理论为普适的真理，但这个奖项确实引导着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19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间摇摆，并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理论中的宗师们作为主要授奖对象。1970年还有一个好消息也许是，“美丽心灵”小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的精神分裂从最严重的情况有所好转。也从19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拥有的数学才能超过了物理学家，换言之，不务正业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越来越习惯地披上一件经济学家的马甲。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二派正在逐渐融合，单纯的某一派的经济学家，也很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折挂。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都是在经济学的外延以及交叉学科上进行研究。

　　不过现在的情况和当年有着微妙的不同。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制度之争。而如今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者如恩道尔，则以《粮食危机》、《石油战争》横立于世。凯恩斯主义与自由派的矛盾正一天又一天地演变为人与自然的矛盾。40年前，人们在经济危机下，心中仍充满着乐观，认为经济出现状况，只是制度的原因，只要选择好合适的制度，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如今，当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议题时，人们更多地反思，以贪婪为本性的人类当过度发展经济时，用太多非自然的力量改变自然，像转基因食品、核扩散、温室气体排放这种改变自然的行为，是不是总有一天副作用会加在人类自己身上？人类在发展自我的同时是不是真的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

　　如果再有一次改变世界的滞胀，也许只是滞胀并不是最坏的结果。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只有停下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安静地思考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