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分认识到启动民间投资不仅仅是救急，而是为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奠定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才能谈操作层面上如何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为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创造政策条件

　　马光远

　　3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就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的准入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而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36条意见也即将发布。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微妙时刻，“民间投资36条”透视出的重大政策动向无疑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包括温总理在内的多位高层表示，中国经济要避免政府投资冲动陷入怪圈，就需要厘清政府以及国有资本投入的边界，同时解决民营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平等准入问题，将启动民间投资正式纳入了政策的视野。

　　种种乐观的迹象表明，即将出台的“民间投资36条”似乎有望摆脱5年前几乎形同摆设的“非公36条”的命运。比如，之前盛传的“民间投资20条”大幅拓宽为36条；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负责人透露，相对于2005年的“非公36条”，内容会更加细化，并突出执行性，并且将从政策上鼓励民资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铁路支干线建设等领域。

　　尽管迄今为止，“民间投资36条”尚未面世，但在内容上不会突破2005年“非公36条”，“非公36条”作为迄今为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好的里程碑文件，很多的提法和举措在时下仍然具有时效意义。特别是在对民间投资开放的领域而言，“民间投资36条”比“非公36条”有不小的退步。比如，“民间投资36条” 列举的经济适用房、公共主体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国有资本根本不愿意投入，本来就属于一个不赚钱的公益行业；再比如，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民间投资36条” 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兴办中小城镇金融机构，发起和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辅助社等金融机构。而村镇银行也好，农村金融机构也罢，也属于风险极大且国有资本根本不愿意染指的领域，而对于在国有大银行改制中，如何提升民间资本的战略性参与地位，则根本没有涉及。

　　因此，笔者对“民间投资36条”的最大担心有两点：其一，受垄断利益集团的阻碍，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基本属于安慰性的，而真正的石油、电信、金融等领域，恐怕仍然是看得见，进不去；其二，政策的操作性依然不够，没有为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改造中国经济的基因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成为望梅止渴之举。

　　笔者认为，目前启动民间投资的最大障碍仍然在利益博弈和观念层面，特别在观念层面，对民间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民间投资不是政府投资无力支撑下的接力棒，更不是替政府还保障性住房不作为的欠账，也不是活雷锋，去办国有资本根本不愿意涉足的养老院等公益机构。事实上，鼓励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保育钧先生曾经一语中的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要真正调整产业结构，要真正建立主要依靠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没有民间投资，这些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想。

　　由此观之，“民间投资36条”要继承2005年“非公36条”的遗愿，首先要解决认识层面的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启动民间投资不仅仅是救急，而是为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奠定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才能谈操作层面上如何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为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创造政策条件。考虑到民间投资攸关中国转型之大计，笔者再次呼吁建立专门的机构，比如“民间投资促进局”负责政策的细化，法规的落实，操作层面的推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即使再好的政策，也有空转的危险。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收购和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领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证券诉讼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