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那场“国进民退”

　　文 / 吴晓波

　　在当今中国，“国进民退”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有人大骂之，有人否认之，当然也有人暗赏之且打算誓死捍卫之。

　　这个现象，如果从经济学和世界规律上去解释是非常明白的。不过，一说到了“中国特色”这个名词，很多理论便立即变得模糊起来。好了，理论说不清，我们就说历史吧。约瑟夫·熊彼得在《经济分析史》中曾经说：“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和通过统计。”

　　据我的粗略统计，自从中国打开国门搞工业化运动以来，“国进民退”至少已发生了六次，分别是在1884年、1910年、1934年、1946年、1951年和2004年。我就说第一次。

　　(因)中日相反的国资进退观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从187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的。当时，清廷国库羞涩，只好推出“官督商办”主张，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1872年，李鸿章见长江航运繁荣，且所行轮船多属英美公司，便有心要办一家中国企业与之争利。轮船招商局便成了洋务运动中首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朝廷登高一呼，民间应声而起，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相继进入招商局。在后来十多年里，招商局十分英勇，在长江流域全面打败英美公司。洋务运动进入第一个高潮期。

　　可惜在1884年，就出现了一次“国进民退”。当时，唐、徐等人认为：公司已走上正轨，无需政府再扶持，因此提出国资退出。可是，李鸿章坚决反对。在他看来，企业一旦民营，便无法直接掌控。正是在这种理念主导下，他先后把唐、徐等人赶出，将招商局国有化。

　　一个特别值得对照的新闻是，也是在1884年，日本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象征性的低廉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

　　18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可是在初创十多年后，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就在李鸿章将招商局重归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明治政府首相伊藤博文则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把这些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日本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工厂转卖给民间。私营化运动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职工人数从12.3万增加到42万人，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私人财阀。

　　(果)中日相反的国运兴衰史

　　而中国，招商局被国有化后，再没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辉煌，“中国水域轮船航运业的统治地位很快消失了”。

　　更让人叹息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其最直接且惨烈的结局是：1894年两个在二十多年前同时进行近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决定当面较量。仅短短十余日，便以中方完败告终。

　　我最后提个小小的建议：当今的中国大学中，有那么多聪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大家能否组个班子，把下面这个课题整整明白：从轮船招商局的“国进民退”到甲午惨败，其间是否存在某种历史性联系？管理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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