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备受争议的行业和地域，胡葆森何以赢得持久而广泛的尊敬？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1990年，他决意下海。

　　父亲对此心中没底，问儿子：“你下海为了什么？”

　　“为了赚钱。”他笑言。

　　“咱们家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父亲的这句反问，他至今铭记在心。

　　那一年，胡葆森35岁。与方风雷搭档，做了六年河南省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体制内的级别是正处。一颗外经贸系统冉冉上升的年轻干部突然提出下海，准备独自在香港施展抱负，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人一时无法理解。

　　当时河南省破例批准了他的申请，胡葆森感谢组织的信任，并许下一个承诺：创业顺利的话，会很快回来参与河南的建设。

　　大多数人觉得胡葆森只是“说说而已”。后来好多年里，还不断有人对胡葆森说：“当时听你承诺的那些领导早就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谁还知道你当初说过啥？”

　　可胡葆森是认真的：“我是这样想的，我的承诺是发自内心的承诺，这种承诺是你骨子里的价值观、愿景、追求。如果你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能兑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我当时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后来建业18年的发展也只是坚守了自己的承诺而已，并没有很痛苦。”

　　一个流传颇广的细节是，在建业成立10周年的晚宴上，胡葆森介绍来宾，第一个介绍的是10年前就已下台的一位老处长——那是当年鼓励他下海的人，接下来是朋友，接下来是自己的母亲，最后才介绍在任的市长、书记。这个细节让冯仑印象特别深刻，他用三句话评价老胡：待人很宽，做人很厚，立意很高。

　　价值观的选择

　　从18年前建业诞生起，胡葆森不断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始终探索着自己的道路。他有无数机会走出河南，去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但他很自然地背负起这个几乎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使命。胡葆森对《绿公司》记者说，他并没有因为人家上市卖了200亿，自己才卖十几亿而遗憾，“这就是自己价值观的选择”。

　　当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在“向上做，向大做”时，建业却一直“向下做，向小做”。去年建业互访上，王健林和吴亚军对胡葆森要把建业的房子一直建到“乡镇”并不十分认同，王健林就判断，即使稳健如老胡，也必将走上一条扩张化的道路，“五年后建业的主战场远远不会局限于河南”。

　　“做人，做企业，就是选一个地方做一件事。”这是胡葆森的回答，也是他的企业哲学。“如果我买一块地放十年，或者用做项目的钱买了万科或招行的股票，可能比辛辛苦苦建设十年赚的还多，但建业对河南城市化的贡献有多大？”他一直讲做企业要有“四个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不能统一；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能不能统一；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能不能统一；战略目标和过程能不能统一。

　　胡葆森尊敬的企业家有很多。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他说中国需要柳传志，需要王石，需要马云，因为中国需要有在世界上为中国赢得巨大荣耀的企业；

　　他也一样尊敬双汇集团的创始人万隆，带领漯河市成为“中国食品名城”，但老先生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漯河，有些使命需要其他人完成；

　　同样，中国也需要有胡葆森这样的人，根植于某个区域，推动一个区域多方面的社会进步。“云南不需要有一个人吗？陕西不需要有一个人吗？”胡葆森问，“可是你想一想，在某个区域内各方面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并不是很多。”

　　建业在河南的影响力越大，承载的东西越多，胡葆森的责任感就越强。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探索告诉世界，外省人是可以来河南创业投资的，河南人不离开河南，同样可以实现事业的成功，人生的升华。

　　规律为道，道为天

　　商业对于胡葆森，从来都有一层神圣的底色。

　　他把建业定位于做“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建业的企业精神是“追求卓越，坚韧图成”。为什么加一个“坚韧图成”？胡葆森解释，在河南做事肯定要走很长的路，“十年前我称河南为‘盐碱地’，在这儿创业确实有各种风险，企业要做到让资本市场认可你，一线城市可能5到8年就完成了，但在河南，就会10年、20年。”

　　胡葆森之所以选择了这条“荆棘路”，在于他有一个信念：明日河南之于中国，就同于今天的中国之于世界。

　　这份信念并非仅仅源于朴素的家国情怀，也有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撑：

　　首先是城市化红利。2008年河南的城市化率仅为3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河南有一亿人口，城市化的后劲十足；

　　其次是经济基础。2009年河南经济总量接近2万亿元，处于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的水平；

　　还有交通优势。河南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位居全国第一，超过英国全境通车里程数，省内最远的两个地级市之间只需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2002年起，建业省域化战略开始实施，开始走出郑州，用7年时间进入了全省18个地级市。“现在进入一座新的城市，我们就成了这个城市的居住标准的制定者。”胡葆森向《绿公司》记者谈起了他的梦想：

　　“我一直有一个梦，一个理想，它不断驱使着我、激励着我。河南有一亿人口，县以上的城市近130个，此外还有500多个中心城镇，我们至少还需要15到25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业务覆盖到这个版图上去，实现我在8年前提出的‘让河南人都住上好房子’。未来10年、20年，我希望至少能进入100个城市，那时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些乡镇了，把我最初提出的战略模型做好，把服务体系也做得非常完善，真正让这家企业对河南这个区域的经济、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这5个方面能够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影响。这也算是我这样一个喝黄河水长大的河南人，对这个区域的社会进步，在这个阶段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这应该就是我的理想。”

　　有一次接受访问时，胡葆森说自己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心态，向着阳光在跋涉”。他信奉“规律为道，道为天”，当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确定下来以后，企业就简单了，就不再只是一件头脑的事业，而是性情的事业与心灵的事业。如他所言：“一直做得心比较定，知道你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

　　“企业的进步伴随着人性的痛苦”

　　长期跟国内各行各业的企业家领袖在一起切磋交流，同时也对比了国际顶尖企业的标准，胡葆森坦言，自己对建业长期处于一种不太满意的状态，总觉得离自己的要求、追求的目标差得比较远。打分的话，也就是70来分，很多方面甚至还不到70分。

　　认识到企业与自己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同时也清楚缩小这个差距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胡葆森最深刻的体验是管理学家泰勒的一句话：企业的进步伴随着人性的痛苦，消灭了痛苦也就消灭了企业本身。

　　胡葆森给建业定下的目标是八个字“持续盈利、稳定增长”。纵览全国五万家地产商，能做到持续盈利的很多，但是能做到稳定增长，能设计出自己的增长曲线的可能不到10家。从2010年起，建业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这10家企业之中。

　　时常，胡葆森也会问投资人：“如果建业平均每年保持25%—30%的增长率怎么样？”投资人回答“很好”。胡葆森就说不要动摇他的战略方向。“在目前的方向下，建业完全可以保持这样的增长。”

　　在建业的三年设计蓝图中，到2012年建业成立20周年时，能够覆盖省内40个城市，销售额达到100亿元左右，利税近20亿元，同时搭建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

　　简单、专注、稳健，在胡葆森和建业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建业员工告诉《绿公司》记者，胡总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一丝不苟到经他批复的文件上，经常有对“的、地、得”用法的修改批注。

　　从这个细节出发，08年底金融风暴寒冬下的那场“琢玉行动”就不再让人难以理解。历经73天，针对建业成立以来已经交付使用和正在建设的42个社区项目，胡葆森最终收集到了671个问题及建议。“就是主动找自己产品和服务上的毛病，然后再限期予以解决。”胡葆森说，对产品和服务的苛求是建业16年来从未松懈过的。

　　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当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的探索有可能超出地产界，甚至超出经济的范畴，在持续推动一个区域的社会进步上成为榜样时，在河南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胡葆森赢得了持久而广泛的尊敬。

　　胡葆森把自己55年的人生分成五段，以每十年划分，五个十年五件事。“假如有一件事当初不是那样发生，我的人生都会不同。”

　　1966年，11岁、小学五年级的他跟着六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共12人，组成“驱虎豹战斗队”，坐在背包上一路颠簸地奔赴北京——那个毛主席生活的城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1976年，大学梦差一点与他擦身而过，峰回路转的命运最终又让他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1980年，他在外经贸部对全国外销员进行的统一考试中获得河南省第一名，很快，他在那一代人中脱颖而出。

　　1993年，他第一次与宏观调控迎头相撞。拯救企业于危难中的那单生意，要感谢自己的办事高效，还有协议书上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2008年，建业上市。仿佛《夺宝奇兵》里山门快关下的一刹那，他从门缝下跐溜一声钻过，终于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2009年，王石问老胡：“你该出本书了吧？”

　　“好多人都把提纲列好了，我说再过几年吧，再把自己的心路规整一下。”胡葆森觉得别人写自己，只能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记录，真正内心深处的思考，只能由自己慢慢悟出来。

　　老胡曾想过写一本书，名字都起过，叫《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自赎》。他渴望记录在那样一个非常不健全、不利的、完全被扭曲的时代和处境中，自己是怎样一路走来，如何进行自我救赎的：

　　“我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出身，那是一代人的烙印。‘文革’后大学正常的招生制度停止了，产生了5批畸形条件下招收的学生，我是这个畸形招生制度的最后一批产物。我们之前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我所有的师弟都是77年恢复高考后的正规大学生，我们正好夹在他们中间。所以我这本书特别想献给这一代人，就是这一代人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不断的去选择、学习、完善，迎接挑战，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适应共和国的转型。”

　　“人生经历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

　　Q=《绿公司》

　　A=胡葆森

　　Q：您对自己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A：自己的是非观和道德观一直都比较清醒，很多事情上可以说是50年如一日。

　　Q：您最不喜欢自己身上的哪一点？

　　A：心软。过去讲“慈不领兵，义不经商”，就是说一个人太慈悲就不适合领兵，太重仁义就容易心软，感情容易受到干扰。

　　我是一个不太好意思说不，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年轻时有一次打篮球，落地时正好踩到同伴脚上，跟腱扭伤了，正好遇上个老太太，说自己原来一直跟着足球队到外面打比赛，熟悉运动员的伤情，让我打开给她看看。我一听她有这个经历，心软嘛，就不好意思不让她打开。于是她就开始推我的跟腱，本来扭伤后要让伤势固定，切忌用力推，她这一推可好，把原来没断的跟腱就给推断了。说好听点是我尊重别人，结果成了一个血的教训，后来没办法只能做了跟腱的愈合手术，现在一脱袜子就能看到跟腱处那道伤痕。

　　Q：听说您从没开除过一名员工？

　　A：我们现在的执行总裁认为员工的淘汰率保持在5%左右，企业才有活力。我是觉得人都是可教的，无不可教之人，企业大了之后，对员工还是应该有种包容的能力。哪怕你把他放到农庄去培训半年，回来接着用，再给他一次机会。08年年底行业处于危机的时候，我们从岗位上精简了200名员工，这200名员工到农庄去办了半年学习班，学习班期间工资标准不变。有些人就觉得从面子上挂不住，自己选择了辞职，但是我们没有主动的去放弃员工。

　　Q：您最渴望拥有哪一种才华？

　　A：弹钢琴。五六年前曾经冲动过一次，买回一架钢琴。买回以后发现得先学五线谱，学五线谱又得戴着老花镜，最后还是放弃了。现在发现学习新的东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Q：您想过您自己像哪种动物吗？

　　A：大象。很敦厚，很稳健，不主动去攻击别人，但是一旦受到攻击，自己就会爆发出巨大的一种能量。

　　Q：到今天为止，您怎么总结您的一生？

　　A：我的经历实际上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我在濮阳县城长大，但是从小带我的是我的一个表姑，姑姑没有小孩，待我视同己出，姑姑家在农村，上学时她在我家住，放假时我就回姑姑家，所以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后来在安阳地区插队，在郑州、北京也都工作生活过。乡、县、地区、省城、北京，就这样一个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除去亲身体验以外，至少都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82年到香港，80年代做外贸，又跑了4、50个国家，我在80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对国际社会一个初步的了解。特别是在香港工作那十年，认真对比了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里，我的国际视野和对中国各阶层的了解，都算是比较早的。再加上我是学外语的，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是我身上最大的一笔财富。

　　“胡葆森版”的“菜根谭”

　　今年是胡葆森大学毕业30周年，他萌生了把自己30来年的思想、意识观念系统清理、盘整的念头。他佩服冯仑动不动就能写出那么多好东西，他说自己写的东西不会太多，“可能会很薄，但是会把自己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体现出来。”

　　胡葆森钟爱《菜根谭》那样精炼而深刻的文字，他的写作习惯是“一年一文”。每年年初，集团刊物《建业》都会发表胡葆森一篇新年寄语，无论是《登者无极》、《期待真心英雄》，字数常不过千字，但每每在企业界颇受推崇。

　　2009年初，在一轮房地产周期性调整结束后，他在《向农民学生存的智慧》一文中说：“脚踏实地，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品质；本分守己，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底气；忍让示弱，是农民得道多助的法宝；勤俭致富，是农民恒久持家的秘笈。”

　　2010年初，针对地产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他在《在变与不变中继续前行》一文提出了建业的“7个不变”和“5个变”：无论行业形势如何起伏，格局如何变化，建业“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变；“省域化战略”和“Central China”的方向不能变；“追求卓越，坚忍图成”、“永不妄称第一，决不甘屈第二”的企业精神不能变；“规范经营、阳光操作”的原则不能变；建业人在艰苦跋涉中匀速前进的心态不能变；建业人“琢玉成器”做事的标准不能变；建业人勇于担当、回馈社会的责任感不能变。而在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营销模式、服务模式、产品观念上，要不断超越自己，向着阳光艰苦跋涉。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