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态文明曙光初现时的一次尝试，中国绿色公司百强评选，将在“先问是非”的前提下“再论成败”，重新界定“强大企业”的企业本质，重新建构商业文明。

　　文 ︱ 施星辉

　　“全家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具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穿过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到达充斥着低俗艺术的乡村。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他们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如此分布不均……”

　　半个世纪以前，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对美国人生活的这段描述，也许将令今天的国人不由自主地心中有所触动。因为，这种场景正在你我的周围发生。或许我们只是刚刚进入小康社会，尚未达到丰裕之境，整个社会却似已患上了类似的“富贵病”。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还面临着后工业时代的新危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局性威胁。

　　作为“丰裕社会”一词的首创者，加氏在书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化矛盾：“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并呼吁大企业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一直以来，企业只是作为社会的某种经济细胞；但是现在，在公众眼里越来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福祉；一直以来，企业只是在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回报，但是现在，更多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实现将有助于构建更良性的生态，从而保证他们更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一直以来，环境都是企业运作的外部成本，但是现在，通过税收等手段，正在内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务成本；一直以来，企业只是习惯于置身社会生活之外，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社会(包括环境)的整体健康越来越决定着企业自身的目标实现程度。

　　西方环保运动滥觞于上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哈佛学生丹尼尔·海斯在1969年即提出了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中国政府则是在1983年就把“环境保护”定为国策。如果以这样的时间观来看待上述变迁，历经20-30年乃有小成，显然是处在某种极其缓慢的变迁进程之中，但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后，这些都将加速进入一条“绿色进化”的演变轨道。

　　当“绿色”成为存在方式的流行色(the new black)，当“幸福”已经变成理想生活的关键词。当这两个词，被公众更多地与企业联系起来，“绿色公司”与“幸福企业”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在21世纪的新偶像，中国首个绿色公司百强榜也随之诞生了。

　　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将在未来日子里持续褒奖在绿色进化中成就伟大的中国公司，这不仅仅是道农研究院三年来持续努力所能达到的最新高度，更是一段新的伟大征程的起点。

　　溯源：从标杆到百强的质变

　　从绿色公司标杆评选到百强榜单的飞跃，看似是由“20”到“100”的数量增长，实际上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嬗变，也是一段追溯商界使命的征程。大致说来，这个过程可概括为“3I”，即理念萌发(Idea)、指标创新(Innovation)和体系融合(Integration)等三个阶段。

　　德鲁克曾经对企业的使命提出过“经典五问”，他告诫人们时常要重思这些基本问题，以明了企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标杆评选的诞生，指标体系的创新，再到百强榜单，我们从边缘地带逐步深入到企业使命的核心区域，进而又由内而外延展到企业的全部价值链。

　　首先是理念萌发。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06年底，宗旨在于凝聚最具远见的商业领袖，寻求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商业精神发现新的动力并确立正确方向；遴选成员的主要标准是商业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创办宗旨，决定了俱乐部开始寻求代表企业家群体对经济、社会承担责任，担当使命的某种路径。

　　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全球政商领袖热议全球变暖的影响，俱乐部创始理事马云对此深有感触。在马云提议下，俱乐部决定从气候议题入手，全力推动中国企业与全球大势对接。于是在2007年5月的万科站理事互访中，俱乐部首次向参加互访的20多位理事，发出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动议。其后，由俱乐部下属的道农研究院，将之落实为利于操作的研究项目，中国绿色公司标杆评选遂发轫于此。

　　其次是指标创新。在国内媒体竞相推出企业社会责任类排行榜的氛围下，标杆评选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能为企业提供可供借鉴的操作思路和行动策略？

　　广泛在参考了全球主要的可持续评估体系，并与各主要学术机构的专家进行反复咨询之后，道农研究院确定了2007年度标杆评选的总体思路。基于“三重底线”的框架，着重考量企业在环境和社会两大领域的表现，设立了两大指标板块：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向下细分了近40个评估要点。参评企业本身应该是实力雄厚的领导者企业，因此商业表现只作为入门的筛选条件，不作为评审内容。因此凭借着鲜明、专业的环境指标、国际化的评审专家，标杆评选一亮相即赢得了企业界的关注与认可，部分企业甚至根据指标来对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自我测评。

　　2008年度的标杆评选，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势头迅猛之时开展的。这一轮危机为祸之广、影响之巨，堪比上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到深层的文化和机制原因，企业界也开始反思自身的价值观问题。基于对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思考，道农研究院在2008年度评选中修订了评审指标，发展出覆盖文化、商业、环境和社会、创新等五大领域的全方位综合评价体系，试图从内在机制和外在表征上，系统地揭示绿色公司的总体面貌。该指标体系设立了五个一级指标：文化领先、商业优势、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与创新驱动。

　　曾担任壳牌CEO的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中提出了“生命型公司”的模式，并指出长寿公司就像是活的有机体，需要对环境保持敏感性、具备整体意识。2009年道农研究院推出世界上第一个“绿色公司”定义：“通过打造良性生态，赢得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这与生命型公司的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定义基础上，我们首次绘制了企业所处的三重生态系统图，并就此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地位和战略优先性作出了清晰的划分。另外，在学理上廓清了绿色公司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差异。

　　第三阶段是体系融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刘东华认为，绿色公司应基于三点原则：立足商业逻辑，着眼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世界新一轮增长机遇；立足当下问题，探索未来企业的持续竞争规律。

　　依据这些原则，绿色百强榜单在三个方面区别于前两年的标杆评选。

　　其一、行业融合，从企业生命活力与创新发展的角度，跨越传统观念上绿色或非绿的行业界限，探讨可持续竞争力的共性规律。比如首次把新能源和清洁技术公司纳入其中，并采用统一的指标加以衡量。从百强上榜企业来看，几乎覆盖了中国经济的主流行业，以及新兴的战略行业；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产业的绿色演进格局；

　　其二、市场融合。中国是否成为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产业领域的市场融合程度，更多市场型公司的崛起，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竞争力。按照市场竞争的一般生存规律，我们明确排除了过于依赖政策优势或行政垄断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定行业和特定公司。真正绿色的公司，是生命力顽强的公司，他们所处的是真实的环境选择，经历过市场风雨洗礼，从来就不是什么“温室花朵”，更多的是“悬崖玫瑰”与“幽谷百合”；

　　其三、逻辑融合。伟大的公司历来都是价值观驱动的公司，往往也是能与时俱进地学习与创新的公司。德鲁克认为21世纪的公司管理，相较于以前，“大多数根本层面的东西还是那样，但依附其上的东西将会变得截然不同。”在他看来，企业的使命与创新精神，属于企业根本层面的东西；而企业所面对的市场需求与机遇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参与，其边界和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即便是进入低碳时代的企业竞争，基本要素也大致是相似的。

　　在我们看来，文化领先和创新驱动这两大指标正是那些相对恒久的维度，构成了主流商业机构的雷达和引擎，决定着公司竞争的基本特性，也是绿色公司与传统型企业相互转化的结构支撑和对接通道。

　　差异：重新界定“强大”的企业本质

　　开始于1954年的《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榜单，历经半个世纪依然声名显赫。很多中国企业至今仍为进入榜单而孜孜以求。在这两年的经济危机之下，新晋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位列其中的中国公司多具有两个特征：一、以规模巨大自许，而非高效运营；二、以国有垄断公司为主，并非市场竞争的真正强者。在某种程度上，财富500强是工业化时代的遗迹，正如全钢铁构件的鸟巢也是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所残留的工业信仰的产物；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恶化、社会失衡，已经令其所伴生的畸形增长观念遭到普遍质疑；同样来说，大规模的巨无霸型企业，特别是那些追求单一的利润目标而急剧扩张的企业，往往不具有强大的抗压能力和复原能力。财富500强榜单上，在安然事件前后，有大批企业巨人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消失殆尽。作为生态文明曙光初现时的一次尝试，中国绿色百强榜单，将在“先问是非”的前提下“再论成败”，重新界定企业“强大”的本质，重新建构“强大”的生态系统，重新指引“强大”的商业文明。

　　绿色百强者，首先应当是大规模公司、领导型企业。对于推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我们看重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大公司对绿色转型的率先参与，也许会在短期内先于同行付出的额外成本，正是这些他们所能承担的成本，将为整个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某种“公共品”，诸如技术研发、管理经验、产业能力等等。

　　熊彼特和钱德勒都坚信，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仍然在于大企业。大企业具有成本优势、产业化能力，重要的是大公司往往能借助产业生态链，迅速地把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在全行业中扩散开去。这很关键，因为可持续发展几乎就等同于创新本身，创新的传播，虽然是一连串的正向循环，同时也意味着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真正健康的大企业才具有承担较大风险的能力。

　　百强企业之强，不仅在于规模，而且在于效益；不仅诉诸肌体，而且蓄于大脑；不仅拥有内在活力，而且极富外部影响；不仅立于一时，而且立于未来。百强企业之强，不仅在于商业优势，也在于文化领先，他们的内在很强大；百强企业之强，更来自于强劲的内心，他们持续学习，不断创新。

　　“未来公司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备比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基业长青》作者柯林斯在新著《强者的没落》中总结了企业走向衰落的五部曲，第一阶段即是“骄傲自满、停止学习”；企业学习意愿愈来愈低是最主要的警讯。从构建良性生态的目标设定到方式手段选择，都有赖于企业的组织学习，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力。时下管理界所推崇的无论是“跨界创新”、还是“逆向创新”，在本质上都是某种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系统学习与实践，特别是来自于被公司所忽视的领域和利益相关方的那些知识。

　　价值：绿色百强将引领未来

　　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看似横空出世，实际上是基于深厚的经济、社会背景，伴随着中国企业绿色实践的不断累积，以及道农研究院研究团队的持续探索。

　　就在过去的这三年(2007-2009)，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在网络经济重振之后的数年中，人们似乎在高度杠杆化的投资热潮中迷失了，2007年8月次贷危机突然爆发，并形成了蔓延全球的经济衰退。从非理性繁荣的巅峰跌落的2007，到徘徊在萧条与衰退谷底的2008，再到向更可持续经济模式脆弱复苏的2009，对全球经济来说，堪称是新一轮景气周期的转折之年。新的世界经济趋势往往会造就或消灭一批企业，这三年发生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这也是百强榜所产生的经济背景。

　　正是在这三年当中，中国企业在绿色实践上的创新举措层出不穷，运营实效令人赞叹。联想的产品在国际上获得了绿色口碑；万科开始大规模地推动住宅产业化以促进低碳建筑；TCL和奥美特共同兴建国内规模最大的废旧家电循环利用企业；冯仑把构建“绿色公司”列为万通的年度目标。在华外企或争相在中国市场实施其绿色供应链战略，这方面的典范是宜家和沃尔玛；或积极开发绿色产品，服务本地市场，GE和联合利华表现较为出色。

　　作为绿色进化的片段剪影，我们看到中国公司在开放性和透明度上持续改善。据有关机构统计，2009年中国企业发布的各类责任报告达582份，是2008年169份的3.44倍；占全球报告总数比重由2008年的5%左右，预计增长到2009年的约15%；2007年度仅有不足50份。阿里巴巴在2007年率先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布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电网公司在央企中首家发布责任报告，并构建了国有企业特有的责任绩效管理体系。

　　中国绿色公司百强预示着中国企业的未来，榜单本身的未来又将如何呢？

　　在评选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若干困难。比如评选标准的细化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评选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如果保证评选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绿色公司涉及诸多新兴的管理领域，如供应链、碳资产、水足迹、生命周期(LCA)等等，当企业自身的管理未尽完善、数据未尽详尽之时，评选的量化客观依据将是最大的挑战。绿色公司指标要求所需要的数据，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在操作中尽量综合多种方式和手段，从浩如烟海的公开信息中去归类分析，或者开展针对性的专题调查；或诉诸于第三方审核数据等等。

　　目前相关政府部门尚未建立完备的绿色经济和企业统计制度，民间的数据也相对零散，从建立绿色公司数据库的任务完成来看，这次评选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绿色公司百强研究，将在建构绿色公司数据库的大目标下，努力推动企业完善在绿色发展框架下的信息系统。比如涉及特定环节的减排数据，当绩效涉及财务和技术以外的事宜，经济增加值与环境效应之间的关联，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信息互通与知识分享。

　　和中国绿色公司们一样，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正在踏上一条伟大的新路，我们将通过细致、严谨的工作，留下一个个坚实的足迹，对榜单进行持续改进。

　　除此之外，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把荣辱交给未来，把伟大交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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