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吴炜 图/CFP

　　2010年的清明节，对中关村的意义与往年不同。在清明前一天，4月4日的9点20分，王江民因心脏病突发在京逝世。

　　中关村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一位知识英雄。

　　非一般的人生

　　王江民的成长和奋斗可谓传奇，他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他证明了一个底层的百姓子弟，身上也蕴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近乎无限的可能。

　　童年时的王江民，由于腿部残疾不能下楼，他只能一个人孤独地从窗户里呆呆地看着楼下的孩子玩耍，久而久之性格就变得较为内向。上学后，他经常被别的孩子欺负和嘲笑，这让他有些自卑，言语不多。但据他童年时的好友黄先生说，“他内心极其要强，喜欢钻研，上小学时，就比较喜欢自学无线电，搞半导体收音机。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再到电唱机留声机，江民全都钻研透彻并亲自动手成功制造出来过，当时就让身边的人刮目相看。”

　　1971年初中毕业后，20岁的王江民进工厂当了普通的技术员，后来被调到了国有企业烟台轴承仪器厂，从事光机电设计和工控软件设计。

　　记者采访了王江民曾经所在厂的老厂长、现在的烟台轴承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述清，他沉痛表达了对王江民离世的悲恸之情。1994年，赵述清来到当时的烟台轴承仪器厂。当时的王江民已经在电脑软件领域有所耕耘，在厂里也是技术能手，却没有评上高级工程师。可能因为他不是正规的大学生，也可能因为他在业余时间搞“副业”——王江民在私下里做一点软件生意(赵的印象里那时候他的杀毒软件版本是“国际巡警”KV100)，每个软件卖100多块钱。赵述清找他谈话，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副业”放到厂子里做？王江民说这个产品在厂子里不一定能做好，另外，在烟台这个地方做软件生意，也不见得适合，得出去发展。此时，王江民倒没说想独立创业——他那时还可以用技术授权的办法把技术卖给中关村的代理商。

　　王江民的另外一番话赢得了赵述清的理解和信任：“我毕竟是个残疾人，雅伟(第一个妻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现在挣点钱，还可以预备给妻儿防老。”——这表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心。赵述清没有为难王江民，并且协助他办理了高级工程师职称。

　　在赵述清眼里，王江民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他基本上不分时间、地点都在学习，哪怕中午在食堂吃饭，你都能看到他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翻着书。”

　　那时的王江民还有一个特点是比较敏感——可能是小时候因为腿疾被侮辱、被伤害的经历导致的。别人一句不经意的闲话，在他那里可能会引起一顿脾气，与其说他是在和外界做斗争，不如说是在和自己战斗。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厂里有员工一起去北岛钓鱼，骑自行车去，他的腿不大方便，但别人骑多远，他也骑多远，从来不甘人后。那时，他还和同事们一起游泳、打猎，很多时候，他是为了磨练意志，锻炼身体。

　　一项项技术发明，一个个荣誉称号，都可以是看作这场战斗的战利品。也许，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并不见得有多重要，重要的是他告诉了自己，自己能行。

　　王江民也不是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人。厂子新分来了五个大学生，王江民和他们相处得不错。他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会向这些大学生们请教。有一次和他们一起爬山，大家回到山脚下的时候气喘吁吁，王江民就买冰棍请他们吃。王江民作为一个资深工程师，此刻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对于技术上的事，他总是不耻下问。

　　靠着自己的刻苦钻研，王江民搞出了包括国家级科研成果在内的20多项创造发明。他38岁才开始接触计算机，几年之内就成为著名的软件设计者。他闯荡中关村办公司的时候已经45岁，却获得空前成功，成为一代“杀毒鼻祖”。

　　王江民最风光的年代可以说自1996年始，那时，他带着KV6来到中关村，在一周之后，就赚了150万。至1997年，KV系列杀毒软件已占据了中国80%的市场，而整个杀毒软件市场占据了整个通用软件市场的半数以上。一夜之间，王江民成为中关村最受人景仰的软件英雄。这位中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程序员也成了中关村的亿万富翁，跻身“中国IT富豪榜50强”。

　　市场的开创者

　　用互联网资深人士、《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作者林军的说法，王江民是中国民间杀毒的第一人。但他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以民营经济的身份，启动了一个给创业者带来希望的通用软件市场，他抓住了用户市场的兴起和行业管制转变的历史潮流，带动了一批人投身其中，追求知识、创造财富。甚至，他推进了中国软件市场行业规则的建立，推进了中国IT市场渠道的建立。

　　王江民来到中关村那年，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也正处于转折点上。杨元庆推出廉价“奔腾系列”电脑，取得极大成功。个人电脑的迅速普及，让防毒、杀毒软件的市场需求也相应扩大。在这之前，杀毒软件市场一直受到国家公安部的严格控制，从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都必须经过公安部的严格检测和审批。而此时，某些管制似乎有些松动，王江民和他的助手们非常及时地抓住了时代转换的契机。

　　王江民像无数个“下海”经商的技术人员一样，交过“学费”。他曾经以独家许可的方式把软件包给某个经销商卖，但被他许可的这家软件经销商并没有兑现合约。虽然KV系列杀毒软件卖得很好，但是王江民却没有拿到应得的转让费。这让他十分气愤：“他挣了那么多的钱。这点小钱他都不给开发人员。”

　　林军介绍，王江民很快就调整了策略，选择更为可靠的代理商，并稳定自己的伙伴们。对于代理商，王江民体现了一个好的生意人应有的精明和通达，他相信“有钱大家一起赚”，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策略。他很清楚中关村喜欢“拼货”(多家经销商联手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所以把大批量购买的批发价定得很诱人。这样几个“拼货”的单子下来，定货金额一下子就能上百万。

　　早期代理KV系列软件的经销商很多都赚了钱，有个代理商回忆道：“那时谁不卖KV谁就是傻瓜。KV当时定价260元，最低230元，店面利润可达20%至60%，回报率非常高，经常出现排长队购买现象。”据说，中关村生产商和经销商“倒三七”、“倒四六”等分成“规矩”也是从那时开始建立的。如果说中国软件渠道代理商是随着KV系列产品的演进一起成长起来的，也不是没有根据。

　　更重要的是情怀

　　在中关村，王江民还以乐于助人出名。联众创始人之一鲍岳桥回忆，创业初期他们手里实在没钱，就去找王江民吃饭聊天，但几个人都开不了口。王江民看出了他们的难处，主动说很支持他们创业，并相信他们能成功，当时就答应借给他们50万元。“如果你们失败了，这个钱我也不要了。”到1999年春节，他们实在弹尽粮绝了，想来想去，还是找王老师借了20万，四个人(当时还请了个程序员)每人分了5万。1999年春节过后，联众以1000万的价格卖给了中公网。鲍岳桥们算是没有辜负王老师的信任和厚爱。

　　另外一件事和金山相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金山遭遇盘古之败，整个北京金山处于相当困顿的局面中，求伯君和雷军产生了分家的念头，王江民知道后，就找两人吃饭，说：“你们俩不能分，离开了谁，金山都不可能成功。”结果他们就坚持了下去。十余年后，金山成功在香港上市。

　　王江民生前还曾多次对烟台的共青团市委、机械系统团委、残联等机构进行捐助或表达感谢。王江民的第一次婚姻发生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其妻子来自山东另外一个小城市，调动起来非常麻烦。当时的烟台团市委帮他办理了繁琐的手续，使其妻顺利到烟台落户。两个人结婚没房子，团市委又帮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一切，都让王江民念念不忘。烟台厂里的一些朋友，很多也接受过他的馈赠。一个过去的同事到中关村出差，王江民去看他，看其住的宾馆不上档次，一下子给了100套KV，让他到黄庄口的连邦店直接换掉，那同事去换后立马傻掉，当时的KV，经销商从江民那里拿货至少80元一套，也就是说，王江民一出手就是8000元。

　　有关王江民的报道很多都集中在他的技术和商业成就上，但有记者这样称道王江民：“如今已不再是个诞生传奇的年代，他的品德才是真正的传奇。”诚哉斯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王江民的成功并不偶然。他人离开了，却在中关村和中国软件业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代表，民营软件产业的一个标志人物。他对科学技术的狂热、攻克难关时的坚韧不拔、追求财富过程中讲求的诚信原则、商业活动中的互利思想以及他的乐于助人，都值得后人追思和景仰。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