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晓波《吴敬琏传·“孤独战士”》

　　萧惑之(北京) 图/CFP

　　吴敬琏教授一贯认为——“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革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革既得利益者的命更难”。由此而引发出诸多的争论，往往使吴敬琏教授成为争论的漩涡和“孤独战士”。

　　当前的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转型的研讨班上，用了50次“加快”这样的语气，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何等的重要。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两会”期间，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慢的状况“把脉”，认为“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是“政府支配资源过大，政绩观过于强调GDP，财政体制和市场化改革滞后”。因之，吴敬琏教授开出了“药方”：第一是改造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再是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提供共用的技术；政府要有所不为，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指定技术路线”。

　　日前，我拜读了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新作《吴敬琏传》，特别是书中最后的一个章节——“孤独战士”。掩卷沉思，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荷戟独彷徨”，经得住喧闹，耐得住寂寞，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正如封底的广告词所言：“‘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工业化道路”之论争

　　凸显吴敬琏的远见卓识

　　2003年10月，吴敬琏教授多年来研究改革理论的成果结集《当代中国改革》问世。好评如潮，不胫而走，不到3个月即销售告罄，一时洛阳纸贵。这部被认为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国改革”的扛鼎之作，能否运用到中国的改革实际呢？

　　2003年10月，吴敬琏教授考察了“中国制造”和“房地产业”，对“疯狂投入”产出的效益和“利益驱动”的科学性产生质疑。为此，他在“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的发言中，“肯定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相机微调的总量政策，防止进一步‘过热’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

　　尽管吴敬琏的意见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中都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察分析结论。他作出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听任投资加速扩张，一旦资源短线支持不住，就会出现市场崩溃、大量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于是，经济由‘过热’急速变为‘过冷’，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

　　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问题。当时一些决策者和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迎接“新型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甚至有媒体宣布，“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还引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夫曼的话——“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来助阵。其实，这个“理论”的鼻祖应该是斯大林，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很长时间一直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方向，似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吴敬琏教授为了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问题，他遵循著名经济学家顾准的研究方法，“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理论进行研究”，结合国情，分析综合，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早在1957年，顾准发表的《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就是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反思。这篇文章也是对当时主管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位“高官”错误观点提出的批评。

　　吴敬琏教授的研究结果是：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路线，还是“霍夫曼经验定理”，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越的所谓早期增长模式(或称“粗放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表达。最早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吴敬琏得出的结论是：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实施“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吴敬琏在看到“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功的同时，又特别指出十分严重的两个消极后果。一方面，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其中大部分是价值链的低端；缺乏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以量取胜”只能是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是建立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前提下，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乃至最终破灭。事实胜于雄辩，2009年的中国经济实际状况，被吴敬琏“不幸而言中”。

　　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七大”后，党和政府的文件，已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要求写入其中。但“纸上‘说’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践行’”。在吴敬琏的忧虑中，主要是：增长方式转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支持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经体制和经营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教授一贯认为——“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革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革既得利益者的命更难”。由此而引发出诸多的争论，往往使吴敬琏教授成为争论的漩涡和“孤独战士”。

　　“眼睛盯着真理”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市场”的“浪名”原本是主政的计划派官员强加给吴敬琏的贬义词，而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人们心中则反其意而用之，具有崇敬的内涵和亲切的褒扬。在《吴敬琏传》的扉页有吴老的亲笔题词——“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可视为“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吴敬琏强调的是“法治”，有水之治；而不是“法制”，立刀之制。于是，吴敬琏教授继“吴市场”之后，又有了新的称呼——“吴法治”。

　　2004年的夏天，热风扑面，香港金融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对中国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传媒大势张扬，讥讽中国“经济学界集体失语”。在这场“郎旋风”的争论中，吴敬琏教授被疑似为“支持盗窃国有资产的‘共犯’”。如果说，郎咸平教授早期对诸如“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的批判有警示和借鉴的意义，那末，他后来横扫千军扩大到整个国企、提出“国退民进”的命题，则走向极端，失之偏颇。当“讨伐”声直接涉及到吴敬琏教授时，这位“无私利可言，没有和任何企业达成利益勾连，既不炒股票亦不做投资，子女或亲戚都不从事商业活动，对名利已失去追逐热情”的老人，不得不出来说话了。

　　“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与一些跟这个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做法有关……所以，我们要减轻临产阵痛的途径不是‘堕胎’、‘开倒车’，而是坚定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如果说这是不点名批判的话，那末，当郎咸平在2005年11月发表《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后，吴敬琏教授不得不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郎咸平教授对中国情况的总体判断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市场化改革’，以致使中国‘变成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以致‘社会之坏5000年仅见’！郎咸平说民营企业盗窃国家财产，中国的著名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郎咸平还说民营企业效率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国有企业不应该改革。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他说‘我讨论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讨论小是小非’。”吴敬琏针对这种偷换概念的论调，单刀直入地批驳说，“既然是大是大非问题，就应该讨论清楚。我不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浆糊’，把事情搅成一团糟。”吴敬琏教授振聋发聩地呼喊，“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是令人气愤的。”

　　不无遗憾的是，当时的多家媒体和众多网民，几乎没有倾听吴敬琏教授关于“大是大非”的论争，学界对“理性的辩论”似乎也很淡漠，忘记了“真理也需要有一个让大众认识和信服的过程”。吴敬琏感叹道，“弱势团体不但不会抗议，反而还会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受到损害。”呜呼！“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中国的改革实践再一次证明，每当“仰望星空”的时候，“孤独”总在“左右”。“寄意寒星荃不察”是一种莫名的悲哀，惟有坚持“上下求索”，才能得到心中的宁静。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愈老弥坚，毫不气馁，他认为，“极左派”之所以能够掀起大浪，是他们能够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那些对于“权贵资本主义”怀有正当义愤的人们，使他们跟着自己走上反对改革的道路。然而，吴敬琏更看到，民众又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他们总是能够弄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语重心长又坚持己见地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吴敬琏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的序言中，充满忧患意识坚持“布道”——“中国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我们既要看到“经济改革从非公经济入手”，取得了亘古未有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更要厘清“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四处蔓延。”还有谁比这讲得更透底吗！

　　中国当今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前者有“吴市场”的“雅号”，后者有“厉股份”的“冠名”，尽管他们对改革的思路有着自己的理解，可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遗憾却惊人的一致——“最大的遗憾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失败”。吴敬琏教授谈锋直指“在位的官员”，一语破的地说，失败的原因“我看不到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它迟迟不能实现。”这就是“治国必先治吏”的原因所在罢！

　　吴敬琏教授提出警告：“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可能出现逆转。”嗣后，吴敬琏又在多种场合重复他的观点。“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吴敬琏教授谦称自己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鲁迅先生在小说集《彷徨》的题词中有“荷戟独彷徨”的诗句，彷徨者，有“振翅盘旋”的意味。鲁迅经过“上下求索”的战斗，终于走出了阴影，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饱经风霜“特立独行”的吴敬琏教授，“八十初度”时，曾对人们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前行。”

　　对“眼睛盯着真理”的吴敬琏教授而言，“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冀望吴老“期颐之年谱华章，百年风云笑谈中”，我们期待着！

　　编稿人语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这篇读书札记，只是从“孤独战士”的视角，写下一点读书感言，充满对吴敬琏教授的敬佩之情。其实，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力作——《吴敬琏传》，详实地状写了吴敬琏教授的经济理论创新之路。纵观吴老的治学态度，正是一个经济学人追求真理“凤鸣朝阳”的悲欢过程。勇于“思想突围”，师承孙冶方、顾准，为“商品经济”翻案；誓做“护旗人”，坚持商品经济理念，浪得“吴市场”的雅号；“经世济民”，直言“货币贬值不是时候”，“放小”放出了大文章，促使经济在风暴中逆势上扬；“声望巅峰”之际，预言“泡沫破灭”，痛批“股市黑幕”，提出“法治的市场经济”，又获“吴法治”的美誉；即使“荷戟彷徨”成为“孤独战士”，依然坚持己见，不愧为“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尽管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声言，“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吴敬琏教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我们期许这位奔向“米寿”的老人，特立独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谋划策。

　　链 接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和《激荡一百年》等著作。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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