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人士表示，高盛案将会使美国政府重新构建金融监管模式，即建立在道德、法律和伦理基础上的金融诚信体系

　　法治周末记者 吴晓锋

　　美国终于将大刀砍向华尔街巨型金融机构。

　　4月16日，华尔街巨头高盛因涉嫌欺诈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推上被告席。“欺诈门”不胫而走，全世界震惊。

　　高盛被指控在次贷产品上向投资者提供虚假陈述或加以隐瞒，再次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盲区。而SEC对高盛的重拳出击，表明国家公权力在金融衍生品这一“智者和富人的游戏”中不再沉默，接下来，美国金融业必将迎来更为全面、充分、严厉的监管。

　　高盛案发生在华尔街，却让全球金融业陷入反思。没有谁幸灾乐祸，因为，保不准下一个就是你。

　　放任自由

　　相信自律依靠市场

　　在美国，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创新产品，被认为是“经济强者、智慧强者的游戏”，所以立法者和监管者信任他们，相信可以依靠“自律”

　　高盛于1869年创立于纽约，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实力最雄厚的投资银行之一。

　　次贷危机前，以高盛为代表的投行是华尔街的灵魂和骄傲。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全球金融投资业务带来的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却比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的监管。

　　因为在美国，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创新产品，被认为是“经济强者、智慧强者的游戏”，所以立法者和监管者信任他们，相信可以依靠“自律”。同时，因为这个智者游戏太过新颖、复杂和专业，监管者一时还弄不明白，于是依靠独立的市场评级机构评级，为投资者提供指引。

　　而作为生产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行，则认为信息披露的透明化会损害自身利益，并且阻碍其发展。因为有时参与交易者并不愿意暴露自身的头寸取向，否则就有可能会成为其他机构阻击的对象，从而使自身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这也由此造成金融监管的盲区，对金融衍生品自由放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监管者认为这种强者游戏、富人游戏不需要保姆，买卖双方契约自由、愿赌服输。”

　　高盛正是擅长玩这种游戏的顶尖高手。它屡次搅动金融浪潮，制造危机。

　　1996年至2001年，高盛通过其擅长的炒作新股的一系列程序即“阶梯技术”，以及把股票折价卖给新上市公司的高管们以换取将来继续替他们承销股票特权的“钓鱼技术”，从而把互联网泡沫转化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仅纳斯达克就损失了5万亿美元市值。

　　2000年和2001年，高盛通过持有由希腊发行的对冲美元、日元债务的掉期产品组合卷入希腊债务危机；

　　2007年高盛卷入帆船内幕交易案调查；

　　2008年高盛等公司从雷曼资产拍卖中获取暴利。

　　每一次，它都从危机中华丽抽身、功成晋级，直到这一次撞到了SEC的枪口上。

　　2007年2月，应美国大型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委托，高盛推出一款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债务债券，向多国银行、基金和保险企业等投资者推销。保尔森公司看空美国抵押债务债券市场，向高盛支付大约1500万美元设计和营销费用，意在做空抵押债务债券谋利。而高盛在向投资者推销时，未告知投资者保尔森基金参与抵押担保债券标的资产选择，也未透露保尔森基金当时正在做空房地产市场，导致投资者在不足一年时间内损失大约10亿美元。

　　“依惯例而言，如果交易双方都是老到的资产投资者，对于标的资产蕴含的风险理应能作出独立判断，做多方不应以遭受重大损失为由，过多指责做空方。但在本例中，如果空方参与了资产标的物的选择，那么作为中间方的高盛就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对做多方加以明确。金融衍生品的创设过程应该透明、公平，而这一次(指高盛事件)却完全向一方倾斜，这就放大了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双方地位的不对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博士向记者介绍。

　　加强监管

　　公权力不再沉默

　　“从这一事件看出，立法者与监管者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向投资者倾斜。为维护投资者权益，不惜动用公权力，加强以信息披露为主的监管力度”

　　SEC不仅大刀挥向华尔街巨头高盛，继而对华尔街金融机构展开全面调查，监管所有的结构性金融产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SEC将对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出售以抵押贷款为担保的债权抵押证券(CDO)的华尔街企业展开认真调查，看其是否进行过与高盛类似的CDO交易。SEC已组建了一个专注于CDO以及其他所谓结构性产品的新部门。

　　“其实，华尔街的金融欺诈以往也屡见不鲜，只是立法者和监管者并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刘俊海说。

　　而现在SEC终于发现，“再有经验的投资者也很难有能力辨别欺骗，因为参与者默认市场是公平的”。

　　刘俊海再三向记者强调，契约自由的前提是双方信息对称、权利对等、地位平等。一旦一方隐瞒真相、制造假象，造成双方信息不对称、权利不对等，就需要公权力站出来监管。

　　张明说：“美国依靠独立的评级机构来代替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结果发现这些评级机构本身并不可靠，评级带有偏差。”

　　看来，高盛的这一步踏在了监管者的脸上。既然契约自由的前提都已失衡，寄希望于自律已不可能，政府就只能充当起保姆和看门狗的角色。

　　事实上，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就着手进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质进展。

　　去年11月底，奥巴马政府加强政府针对对冲基金监管力度的措施获得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通过；12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核心内容为将美联储打造成“超级监管者”、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金融监管方案。

　　今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将对美国银行业作重大改革，并采纳了“沃尔克法则”。该法则的核心是去杠杆化和更安全。

　　今年4月16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出现，SEC把高盛直接推到被告席上。

　　“从这一事件看出，立法者与监管者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向投资者倾斜。为维护投资者权益，不惜动用公权力，加强以信息披露为主的监管力度。”刘俊海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如果这件事被宽容下去，那么今后金融市场靠“特殊的智慧”甚至是“内幕信息”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财富掠夺，最终大众也会对这种所谓的“精英市场”深恶痛绝，对欺诈行为无所适从的政府部门失去信赖。

　　美国证交会既未能预报和阻止金融危机，也未能及时觉察出诸如“麦道夫骗局”的金融欺诈行为。不知这次与高盛的巅峰对决，是否能为SEC挽回些声誉。

　　“中间道路”

　　自由与监管适时出击

　　美国一直走的是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不是纯粹的自由，也不是纯粹的管制。这一次加大监管的力度，也绝不意味着向计划经济靠拢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一系列旨在加强监管和安全的金融改革举措，加之近日的高盛事件，奥巴马被不少中外媒体戏谑为“毛巴马”，并指美国正反思自己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靠拢。

　　真的是这样吗？张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张明告诉记者，美国从来都不是完全的自由主义。为了经济形势、国家利益甚至政党利益的需要，自由与监管总是循环运用、交替运用。金融危机袭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就会抬头，监管就会加强，而走出危机之后，自由主义又会卷土重来。

　　2002年，安然、世界电信公司等美国超大型企业所发生的一系列财务和管理丑闻，直接导致了异常严苛的《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该法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作出严格限制。

　　“缺乏监管的经济肯定会出现泡沫，缺乏自由的经济又会缺乏活力。”张明说。

　　就目前的高盛事件和之前的次贷危机而言，张明认为确实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的诸多漏洞，因此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旨在使监管更加充分和严厉。比如改混业经营为分业经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甚至把更多的表外金融机构也纳入监管等。

　　刘俊海笑言，叫奥巴马为“毛巴马”是幼稚可笑的。美国一直走的是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不是纯粹的自由，也不是纯粹的管制。这一次加大监管的力度，也绝不意味着向计划经济靠拢。

　　“高盛案将会使美国政府重新构建金融监管模式，即建立在道德、法律和伦理基础上的金融诚信体系。”刘俊海说。

　　有人说，目前中国私募基金来势之猛，不亚于美国的华尔街，有的也已经露出欺诈端倪。中国的金融创新何处去？如何防范有毒金融产品危及投资者安全？如何去清堵住监管漏洞？

　　这也许是“高盛门”摆在中国金融监管者面前的一个紧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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