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商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都唯利是图，而是如何唯利是图。商人因为责任的无知而变得无畏，企业家因为责任的认知而变得敬畏。一名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学会节制、学会责任。

　　那些两会上的企业家代表，他们如何不负选民们的深深期待、信任和重托，为维护所在阶层的利益、为所代表的行业及百姓民生的呼唤？

　　策划/本刊编辑部

　　商人不只为利！

　　企业家和商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都惟利是图，而是如何惟利是图

　　文/于一

　　中国商界例有古训：商人者，无利不起早。自偶然的物物交换到货币的诞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商人惟利最为正常不过，在商人的逻辑中，无利之事便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年荷兰人在16、17世纪称雄世界之时，凭借的就是这股子商人的精明与为利益的执着。 如果商人仅仅是停留在此，那么他永远只是一个商人，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和商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都惟利是图，而是如何惟利是图。追逐利益是所有人的本性，在商言商的企业家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没有利益没有利润，企业就无法生存发展下去，没有了企业的载体，谈何企业家？然而，一名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学会节制、学会责任。 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序言中，不遗余力地鞭挞德国企业主对待工人的残暴与赤裸裸时，他却同样在充满感情地感叹英国的制度及其监督的企业主的公正、内行与坚决。这就是商人与企业家的区别，商人因为责任的无知而变得无畏，企业家因为责任的认知而变得敬畏。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能够成为两会代表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几千万的企业主中仅有不多的优秀者或者幸运者。真正的企业家不仅要关注繁琐具体的内部企业运营，还要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国计民生；不仅要关心如何取得利润，还要学会如何舍得付出、彰显责任。作为参政代表的企业家更是如此。作为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群体中的一个拥有巨大财富阶层的企业家群体，随着财富的几何数增长，利益共同体以及权利的意识也在增强，维护所在阶层的利益、为所代表的行业及百姓民生呼唤，也成为内心的政治冲动与责任诉求。用我们常用的宣传语来说，企业家代表要“用好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我们不仅仅听到了莫名惊诧、雷人不已的代表提案和语录，庆幸的是，也听到了用好自己话语权的企业家“好提案”。我们依然期望身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善待这个名份，敬畏手中的权利。也许现在还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但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社会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宗庆后：向“富人”开刀

　　或许身为企业家的宗代表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才市场的变化，毕竟“春江水暖鸭先知”

　　■文/于一

　　翻看宗庆后两会的提案和建议还真是不少，可谓企业家人大代表中的高产人士。除了两个提案——关于尽快修订《商标法》，加强驰名、著名商标和民族品牌保护的议案和关于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还有14条林林总总的建议。 两会期间，媒体对于宗庆后的报道中，都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标题“宗庆后：个税起征点应调至5000。”提高起征点的建议似乎早已不是第一次提出，在个税标准的制定之初就已经引起很大的争议。目前2000元的起征点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区，而高收入群体早就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 据财政和税务部门统计，目前起征点为2000元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有9000多万，要是将个税提高到5000元，那么个税的缴纳人数将降至“三五千万”。虽然国家部委也认为中国目前个税的65%都来自于工薪阶层，但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最近的表态，表明了宗庆后的提案也仅仅会是提案而已，人们盼望修改的愿望也仅仅是希望而已，因为“短期内不可能，至少今年不可能”。相关部委给出的理由是，建立一个保证个人收入真实申报的平台是最大瓶颈。然而，我们不理解的是，这项惠及众多工薪阶层，将对内需有着重要的刺激和象征性意义的举措，难道就这么难实施吗？现在动辄上万亿的财政收入，即便是放弃这些3949亿元的财政收入，就权当为国民发放了福利分红了，又有何不可？它所激发出的内需消费潜力又岂是这些钱所能比拟的？恐怕不单单是技术问题阻挠个税的改革，更重要的还是思想深处的问题。不过，即便又是一次无果而终，宗代表的提案依然值得肯定。除此之外，关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理。最低工资标准的确是涉及到诸多的环节和利益的调整，特别是不同地区的确各有难念的经。不过，最低工资标准同样作为内需刺激的因素，却是实际意义与象征意义都重大。现在很多企业所面临的“用工荒”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与最低工资标准有关，因为很多加工制造类企业给予农民工的工资就是参照最低工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早已是老黄历，正如同一些人力资源专家在分析此次用工荒与之前的不同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用工荒”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的开始。 或许身为企业家的宗代表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才市场的变化，毕竟“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来自企业家一线的声音值得相关部门思考。 宗庆后的娃哈哈早已经让其成为了富人阶层，不过此次他能用手中的提案向“富人”包括垄断资源的国企开刀，我们依然为其击掌！

　　农民工代表应向刘延云学习

　　作为一个城市人，甚至一个站在农民工阶层对立面的企业家阶层，刘延云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农民工的解放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事业

　　■文/本刊记者 李国柱

　　提案内容：呼吁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户籍所附加的其他社会功能

　　全国政协委员刘延云的日常职务是北京千喜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如果按阶层划分的话，他属于有钱有房有车有城市户口的典型“企业家阶层”。即使这样，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他还是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声疾呼，呼吁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户籍所附加的其他社会功能，在住房、医疗、就业等领域内实现身份与户籍分开，勇于让农民工与他这样的城市居民争夺公共资源。 　　

　　和所有有识之士一样，刘延云也看到了户籍制度的积弊之深。户籍制度虽然是历史形成的，但现行的城乡二元以及城市之间的户籍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已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在劳动力市场化、居民自由迁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今天，户籍制度不抓紧改革，必然阻碍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刘延云给出的药方是，在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应从逐步剥离户籍所附加的其他社会功能入手，在住房、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与户口密切相关的领域内逐步实现身份与户籍分开的办法，有条件的中小城镇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大中城市一步到位虽然很难，但应不断创造条件，有计划、分阶段推出一些改革举措。他说，惟有让人民看到改革的希望，户籍制度这块坚冰才能逐步融化。

　　作为一个城市人，甚至一个站在农民工阶层对立面的企业家阶层，刘延云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农民工的解放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工利益的参加两会的来自重庆的康厚明、广东的胡小燕和上海的朱雪芹三位农民工代表。特别是后两位如果没有打上“农民工”的标签，那你很可能会误认为他们是“大会新闻发言人”或“企业家代表”。

　　胡小燕代表在记者问及关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退保比较严重，不知道您是否退保过”时，该女士的回答是：“作为一位农民工，能够到人民大会堂，我们深感荣幸，但是我们也感到我们的责任重大。”真不知道这个又红又专的代表来两会要做什么。难道不辞辛苦，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只是为了亲口感谢广东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好政策？而朱雪芹代表的话更让人哭笑不得，当有记者问到关于农民工户籍改革的问题时，她却以一个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口气来打圆场：“作为我们国家的话，会一步一步落实，但你需要给出时间。”这让所有人都听的云里雾里——难道这位农民工代表真的认为农民工这个职业是幸福指数最高的职业？难道这位农民工代表就不想成为一个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吗？还是这位女代表个人的户口已经解决了？

　　当人们普遍在批判企业家代表“只为自己说话”的时候，刘延云作为企业家代表适时为我们竖起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其实企业家群体也是有血有肉的，他们除了关注自己的利益之外，也有着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个人努力。

　　刘永好：“五农”问题

　　“三农”最核心的是农民问题的解决，而农民问题解决的核心是怎样提高农民收入

　　■文/子昱

　　提案内容：将“农企”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上升至与“农业、农村、农民”同等重要地位，即“五农”问题，以解决农业产业化中资金难题

　　孔雀东南飞，包括人才，包括资金，中国多数农村只扮演着老弱残兵的安家之所的角色，土地资源荒废，这最终导致2009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上升至3.3：1。事实上，在中国的商界，农业是一种落后生产力，它的命运是在工业化大潮中被先进生产力淘汰；而农民除非脱胎换骨成城里人，否则难以成为具有些许话语权的社会主流群体。不过恰恰相反，在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农民收入和城里人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多。

　　在人大代表刘永好看来，“‘三农’最核心的是农民问题的解决，而农民问题解决的核心是怎样提高农民收入，怎样扩大规模，怎样提高产业链建设，怎样使得农民在新格局下能够有更高收益。”“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走规模化、产业链化和市场的链接和科技的结合，这一点单户农民显然做不到，需要单个农民跟农业龙头企业相结合，并让农户们，或龙头企业成立专业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毫无疑问，数十年来在农业这一领域内做深做广的刘永好的“五农”提案不乏有新希望集团的私利考虑，因为他所领导的新希望一直在帮助中国9亿农民兄弟挣钱，然后挣农民兄弟的钱。

　　2007年开始，新希望集团已在四川、山东、河北等地建立了一批农社，有“养猪合作社”、“养鸡合作社”、“养鱼合作社”、“养牛合作社”等，仅在四川主导、参与建立200多家，农社根据入股农民的实力不同，成员有50-200名不等。与此相配套的是，新希望建立了16家农业金融担保公司，为农社社员养猪、养鸡、养鱼提供担保，因为农民没有担保就不能贷款。有了担保公司，农社可以做到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链化。

　　刘永好在两会上还透露，年内新希望集团将设立一只规模约3、4亿元人民币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投向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资金主要来自新希望自有资金。与此同时，他表示，中国目前农业上市公司相对偏低，仅有100多家，“对农业上市公司，建议证监会审批时，在政策和资金给予支持。”

　　两会不是做秀场

　　如果哪位企业家觉得这样的权利太重了，没关系，您可以把这副重担主动卸下来，您那卑小而孱弱的灵魂，承担不了如此高大而厚重的责任

　　■文/本刊记者 王喜军

　　近年来，伴随着企业家阶层的逐步兴起，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们也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众多在财富获得满足的企业家们开始更深层次的思考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开始积极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关注环保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两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精英治国的传统，在崇尚精英治理的国度，企业家阶层作为和谐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一极，能够在“两会”中发挥自己积极的影响力，无疑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先哲们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的境界。 　　

　　那么，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委员和代表，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呢？首先，当代中国处在大变革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热点、焦点问题层出不穷，有足够广阔的舞台和空间，让企业家委员和代表们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譬如说，“两会”中热议的房价问题、收入公平问题、户籍问题、垄断问题、拆迁问题等，都是企业家委员和代表们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要知道，每一个小小的提案背后，解决的都是事关全局全国的“大问题”。其二、企业家委员和代表应该主动而积极的向社会征集提案和焦点问题，与选民等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可以运用自己管理方面的能力，借用外脑和团队等打造出更好的提案。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每年都会在两会召开前，提前数月在其影响力巨大的博客上公开征集议案、建议、意见，并推动了多部具有积极意义的法案的出台。相比之下，在政协会议召开前一天才去看望“蚁族”的一些政协委员的准备就显得有些仓促和做秀了。其三、企业家委员和代表，如果在“两会”时优先考虑自己的问题，本也无可厚非。但既然是“委员”和“代表”，你就不应该只为自己战斗，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应该也考虑一下身后广大选民，乃至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委员和代表，一旦只是光代表了“自我”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甚至不是“选民”的利益，那这个政治身份所赋予你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而此时，资本与权力结合，极有可能异化为臭名昭著的权贵资本主义。成仙成魔，一念之间。 　　

　　当然，对于那些把“两会”当成了一个作秀舞台的企业家，我们也应该很不客气的告诉他(她)，这个舞台承载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不适合您这样的人呆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感情。每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背后，都有无数深深的期待、信任和重托，如果哪位企业家觉得这样的权利太重了，没关系，您可以把这副重担主动卸下来，您那卑小而孱弱的灵魂，承担不了如此高大而厚重的责任，对不住请你做他们代表的选民的期盼，您可以过得轻松一些，选择主动辞职，把位置让给愿意自己的选民(甚至是人民)服务的人。 　　

　　只是，遗憾的是，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两会”中的企业家(不含书记身份的)数量还是少了些。作为连接官方和民间断层的民营企业家委员和代表群体，我们真的希望这样的面孔在两会中能够更多的出现。毕竟，一个多元化的和谐社会，才是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在不断地激辩和沟通中逐渐的走向更加和谐和平衡的社会。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