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运营主体，应该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上海资产管理中心的主要市场主体

　　徐菲/文

　　最近上海提出要组建专司股权管理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引起了业内的关注。虽然目前尚难对这一尚未成立的实体做出完整评判，但笔者非常认同这一思路。

　　特别是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和全球金融危机两大背景下，这一改革方向符合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化解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

　　平台符合上海城市发展需要

　　几年前，笔者曾在《上海国资》杂志撰文，提出在上海打造一个强大的国资运营平台。当时笔者认为，上海国资在城市基础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后，应该重新定位和继续发挥战略作用。因为在“世博”带动的又一轮城市基础建设完成后，上海的城市建设将告一段落，而作为在本轮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主力作用的国有资本，也应该思考如何继续发挥国有经济在新一轮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按照常规，在以硬件建设为主的城市化任务完成后，城市的发展应该向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软件建设为主转型。

　　现代服务业的范围很广，那些竞争充分和完全市场化的服务行业，国有企业没有必要参与经营。国有资本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实现城市的战略功能，并借此打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大国而言，其国际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战略功能，不在于靠金融和不动产制造财富神话，而在于以现代服务业为手段，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创新机制。这方面，国有资本因其国家属性而具有更大潜能和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据此，在上海打造一个全新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在发挥资本的投资和重组等功能的同时，充分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将有望成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运营主体，应该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上海资产管理中心的主要市场主体。

　　当然，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破除一些思维定式，比如将金融业的发展看成持有垄断牌照的金融企业的发展，并以此将国有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区别对待。笔者认为，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不应该是在金融圈子里做文章，也不是什么时髦做什么，而是要有通盘思考。要打通金融与产业、金融与国资之间的管道，围绕产业、国资做金融的文章，推动产融结合，通过金融手段把产业经济做大做强。否则，对远离金融决策和监管中心、又不具有资源和成本优势的上海来说，金融和产业两个领域都会把路越走越窄。

　　此外，如果考虑金融危机后拉动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个平台还有望在推动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平台有利形成“抓城市化主线”的国有产业布局

　　既然上海的城市基础建设将告一段落，为什么国资不抓紧退出，却还要在这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呢？

　　其实，对于上海国有产业资本布局要抓住城市化主线，我也是很晚才有这样的认识的。最表面的原因，当然还是国有资本提升能级的需要，因为上海国有资本在过去15年为上海的城市基础建设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弊端。最大的弊端就是政府在组织推进经济发展中取代了市场的作用，而企业在不计成本满足政府要求时，丧失了经营性和市场竞争力。

　　这一弊端必然会随着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束而日益突出，要么是使城市资产固化、经营严重亏损；要么就是通过其他方式转嫁成本。而如果建立一个强大的国资经营平台，抓住产业升级、企业升级、服务需求升级的契机，推动资产资本化、集约化、证券化，就有望缓解城市化发展中形成的问题。

　　过去，国有企业以处置为主的消极退出做法，已经给我国的自主产业发展造成隐患。比如上海传统的优势产业在消极退出中，那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制造精神泯灭了，以老技师、老工艺为支撑的传统品牌也消失了，即使现在恢复，也只能是简单的符号复制，再难焕发人们发自内心的信任，这一教训我们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中应引以为戒。

　　上海在大规模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值得自豪的，莫过于取得巨大成效的投融资体制创新，这应当成为我们在产业升级时着力打造的核心竞争力。成立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投放、运营实体，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胆实践的平台。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除了“世博”的后续影响外，地方国资要勇于探索和中央国资不同的产业布局，充分体现本地优势。中央国资产业资本主要集中于资源、基础制造、重化工业等领域，而城市基础设施则很少问津，这正是中央国资留给地方资本的发展空间。

　　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与内地相比，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运营规模和模式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上海本地资本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也正是和城市化相关的投资领域。上海国有资本的运营如果侧重到城市化这个主线上来，就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领域不断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服务品牌。良好的城市运营管理，不仅可以依靠资本输出和配套服务向外地辐射，还是上海金融中心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新的国资运营平台也明确了自己的功能，就是促进国资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满足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需求，发挥国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平台体现创新精神

　　打造强大的国资运营平台，体现了很强的创新精神。

　　这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它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和以往不同的国有资本运营主体，相应的创新机制也会随之产生。二是它的投资方向除了推动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外，主要是高新技术领域，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如果上海能够通过国有资本的投放和运营创造一种机制，来推动全国的科技进步，本质上也是上海科技进步的一个方面。三是这种以资本投放、运营推动上海和内地工业化的创新机制一旦形成，必将极大丰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内涵，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当然，我们都知道上海目前已经有很多国有投资主体，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国有资本运营实体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不在我这里，但我可以谈一些个人的认识。

　　我一直认为，上海应当打造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它的作用是现有的国有资本投融资体系所无法替代的。原因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目前上海国有投资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主体多，各自为政，造成了国资分布不合理，给国资委的统一部署造成困难，更妨碍了城市全局性战略的实施。同时，这类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固化、定位模糊、功能异化和监管不透明等缺陷，没有实力发挥全新的资本投放、运营功能。

　　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国有资本投放、运营功能，其实是一种大规模准投资银行运作，它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还需要符合国资监管日益透明和规范的要求，更需要发挥整个城市的资源优势做好产业链的整合。因此，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资本投放、运营平台，不仅有利于发挥其资金和产业等资源优势，还有利于提高政府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不应复制“淡马锡模式”

　　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将上海国资的这一改革定义为“淡马锡模式”，甚至将未来的国有资本运营实体直呼为“新淡马锡”。

　　坦率地说，虽然我不否认淡马锡是成功的和值得借鉴的，但我一直不认为我们应该复制“淡马锡模式”。它成功的一些前提我们并不具备，比如其小国自由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不大；其成熟的法治经济下，公司治理和市场监管压力也不大等等。

　　尤其是公司治理，这是人们研究谈马锡时最津津乐道的，但其实也是误解最多的。最大的误解在于，很多人都是在研究法律和制度。其实研究公司治理不仅要研究法律和制度，还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公司治理绝非法律和制度问题，它还涉及文化。制度是显性的，容易掌握，但不同文化下人们的思维和处世方式却是隐性的，容易被忽略。新加坡受英美对抗性法律文化影响大，习惯对抗性的治理文化；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刑峻法的影响，守法合规意识很强。我们呢，不仅法律体系接近行政化的大陆法系，更缺乏国有企业需要的兼具职业和政治素养的企业家。

　　一句话，上海国有资本的使命比淡马锡高，困难比淡马锡多。

　　具体而言，可能的困难将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如何克服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端，这可能也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需要破解的最大难题，改进国资监管方式、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透明度等，其实都和这个有关。

　　另一个关键就是人的问题，在上海国有资本日益集中和往产业高端积聚的形势下，最需要的就是具有战略思维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的投资和资本经营人才，拥有这类人才是上海产业经济转型和金融中心建设关键性的条件。

　　作者系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裁，法学博士。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