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有实利才令人感觉安稳。

　　涂鸦

　　CRITIQUE

　　李海鹏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们，我也是猫爪子闲不着，见到傻蛋就想指出来。这种事不仅无聊，而且没有尽头—傻蛋这东西，永远像链球菌一般无穷无尽。这些人特别喜欢说别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观察，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傻蛋们的首要特征。我就说，你们也没开宾利呀，干嘛瞧不起别人呢？再说开宾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们竟不谦虚接受，大家就只好吵来吵去。“吵”是个文雅的说法，其实他们跟我吵，我可不跟他们吵，我直接骂过去。你知道，我这个人写文章不大灵光，骂人却是行家里手。我把贝加尔湖的湖水那么多的辱骂向他们脆弱的小心灵倾泻过去，他们就LOSE了，败退去了一个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飘来飘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我本来还想追过去问问，你们的浮名在哪儿呢？后来一想，都把势利鬼逼成诗人了，算了。

　　这是小事，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太容易轻视失败者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失败者呢？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无权无势，而是过一种恶劣的生活。可是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唐德刚先生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从帝制转向民治的进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这就叫历史的三峡。我的切身体会是，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有实利才令人感觉安稳。地位、金钱，看得见摸得着，就成了人们评判他人的仅存的标准，余者则大半被弃诸荒野。

　　这没准儿是历史上对失败者来说最为艰难的时代。早前柳永去考试，没考好，闲来写写歌词，勾栏柳巷的姑娘们就都喜欢他。这样的事情在当代太难发生。按理说，有才华的人是无敌的，在哪儿都能混。可是才华是什么呢？历史的三峡里没什么可靠的鉴赏力可言。

　　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韩寒和范跑跑。韩寒写得好不好？我觉得写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帅，不成功，不出名，不赛车，影响力还有多少呢？我看万分之一。至于范跑跑呢，大家觉得是个丑角，其实他写过不少文章，关于教育等等，写得也不错，可是谁听他的呢？他对社会的说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这个对比做得更极端一些，我们还可以拿余秋雨先生来做参照。余先生不会写文章，语言诘屈聱牙、艰涩做作不说，见识又实在是可怜。可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他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撵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获了奚落，就将收获更多的奚落，所以他们始终是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活得像些符号，而不是一个个生动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们一般人的财产大半维系于股市楼市中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个人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坏的那一种大半依靠着家族、圈子、关系网，好的那一种也大半维系于名利的马太效应，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我就要说，这年头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多半是扯淡。

　　这样的态度，也许会被指责为愤世嫉俗。如果我如当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辩。

　　诡异的是，这个时代还有宽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个对失败者给予胡乱的宽容的城市。当年我刚到北京，就发现这个城市有不少作家，写得烂，有不少摇滚歌手，唱得烂，有不少球员，踢得烂，这些人，如果放在一个头脑清亮的社会，只有丢盔弃甲一途。单说摇滚歌手，我在夜里听豆瓣电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着关掉，百分之百是他们唱的。可是这些人都有拥趸，都有饭吃，都有果。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这儿，不走了。北京真是一个深具御姐气质的城市，颠三倒四地冷落又宠溺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