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景祥

　　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中，有 “知识三层次论”，诗人但丁对之有过专门论述，认为人的知识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简单地“相信”(believing)，无论是听来的，还是读来的，只要是简单地接受，皆属这一层次的知识。“相信”这是人类特有的知识，但从知识论上看，却也是最低级的知识，其他较高级些的动物都无此类知识。

　　第二个层次是“理解”(understanding)，包括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分析和综合、衡量与计算等等。这一层次的知识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其他所有的较高级的动物都具有这一层次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人类又“重新赶上”了其他高级动物，二者的知识只有数量上的差异，没有质量上的区别。第三个层次是“理性”(reason)，这是人类特有的，其他动物都达不到这一知识层次。也只有在这个层次上，人真正地超越了其他所有动物。总之，“理性”是最高级的知识，是人类创造力和文明进步的源泉，因而也是人们真正需要追求的知识。

　　很显然，“知识三层次”与各种权威势力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因而，在西方世界，这一知识论长期受到打压，处于“潜伏”状态，至今仍少有人提及。但人类文明进程本身的确包含着这样一个内在的矛盾，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命题。早在18世纪末，欧洲工业化方值萌芽之时，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便指出，大机器和机械化将使人本身“零件化”和“碎片化”，有丧失完整的知识和“理性”的危险，最终可能会安于“丢失灵魂”的“堕落状态”。简单地说，人类社会进步要求更细的分工，更专门化教育和知识，而专门化的真正含义是“对很少的知识知道得很多”。于是，人类的知识构成中，简单地“相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而这一层次的知识越多，距“理性”就越远。

　　现在人们谈论的“气候变化”，准确的概念是“全球气候变暖”。十多年前这个概念刚提出时，科学界便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世界各地差异巨大，根本不存在“全球气候”，也不存在“全球气温”。世界各地历史上都有气候变迁，有变暖时，也有变冷时，应是自然力量之域，是人的力量所不及的。当然，与世界舆论的“大气候”相比，这些异议人士的力量显得很微弱。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如钱穆在《国事大纲》引论中所言：“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1972年1月，气象学家竺可桢在《考古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收录于《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这篇论文对中国史籍中有关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进行归纳和综合，用图表显示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气候变动情况，表明汉代和唐代是相对高温期，而中间的魏晋南北朝则处于相对低温期。中国5000年历史，有盛有衰，有治有乱。从东汉末年的动乱、三国对立至西晋统一，经五胡十六国的动乱，继之南北朝的对立，公认是灾害和战乱最多、人民所受苦难最深重的一个时期。竺可桢的论文据此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寒冷气候，导致中国北方民族大迁徙、农业生产低落和经济活动沉滞。此论甫一提出，便被史学界所接受，成为一般性的常识。

　　30多年前，竺可桢只是很客观地描述了历史上气候变动的自然过程，并不讨论气候变化的原因。他所得出的结论之所以能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得到了多方面的反复印证，容易理解，符合“理性”。今天的世界已不再关注“冷”，只关注“暖”，认定过去一些年来世界气候在变暖，引起更多的水患、干旱和风暴。认为气候之所以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不自然而然的，是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而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并要求各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这可能意味着减少能源的利用，降低生活的质量，因而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

　　“气候变化”现在已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一个大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这些知识都不可能来自于个人经验积累和研究分析，只能来自于科学界的一些人士。无论最终是否正确，从知识论上说，都是简单地“相信”，属第一层次的知识。人类是不是距“理性”越来越远了呢？从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看，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