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一份“良心”而失去逻辑判断的能力，以为在超额货币增长中还会有既无通胀又无泡沫的选择，在哪里呢？在乌有之乡！

　　金岩石，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至1989年为哈佛大学索罗斯基金学者。1990年进入美国证券业。2001年底回国，2004至2005年受聘为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修订小组项目专家。现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城市楼价飙升的原因有很多，但2009年以来，房价升势凶猛，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创了新高，前三季度累计达12.64%，预计全年将超过17%。楼市量价齐升，背后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今年实现“保8%”的原动力，这就出现了本文的题目：高房价是为了创造就业必须支付的代价。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器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今年以来，出口急剧下降导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由正转负，于是投资驱动顶替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87%以上。在投资驱动中，政府主导的投资贡献了80%以上，而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80%以上来自于超额货币发行。把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超额货币驱动政府投资的增长模式，政府投资过去多年也经常是在“三驾马车”中领头的。在广义货币增速从2009年4月份跳升到25%以上之后，各地房价相继止跌回升，迅速演变为爆发性上涨。我说过京沪楼价在5年内至少再翻一番，没曾想一些楼盘的均价在5个月内就翻番了！

　　房价上升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突然提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高额的货币发行驱动高额的政府投资，高额的政府投资驱动国民经济的高增长，目的是要化解高失业，在这样一个“四高”的经济增长模式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高”，即高房价。超额货币注入到银行体系后有三个主要流向：其一是流向制造业生产领域，其二是流向消费品市场，其三是流向投资品市场。在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市场环境中，超额货币就会选择流入消费品和投资品两个市场，流入消费品市场会产生通货膨胀，流入投资品市场会催生资产泡沫，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宏观经济的两难选择：或者让少数人在资产泡沫的盛宴中分流超额货币，或者是让多数人承受通货膨胀的威胁并担忧失业下岗。两害相权，何去何从？答案显而易见。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一份“良心”而失去逻辑判断的能力，以为在超额货币增长中还会有既无通胀又无泡沫的选择，在哪里呢？在乌有之乡！

　　于是有人说了，GDP用汉语拼音来念是“狗的屁”，我们没有必要如此刻意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追求高增长呢？因为发展就是城市化的推进，即“村里人”进城的过程：没钱的“村里人”进城打工，有钱的“村里人”进城买房，所以城市的就业压力长期存在，这是宏观政策调控必须面对的现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二战后成为主流经济学，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直面国民经济的失业问题，告诉政府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现代宏观经济学优先关注失业问题，但中国却始终没有全社会失业率的官方统计，只有一个相对具有可比性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根据这个官方统计估算出一个全社会的失业率，我们可以把登记失业率统计中的4%改为9%，再加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中国经济面对的失业压力就比较清晰了。我们虽然不能无条件接受《经济学家》的估算，但至少可以说，9%左右的全社会失业率是一个参考指标。

　　高房价迅速抬高了多数人进入楼市的门槛，使核心城市的房地产变成了一个富人的游戏。在资产泡沫的“财富效应”之下，富裕阶层“炒楼”，中产阶层“炒股”，低收入群体“吵加薪”，在这一片“炒吵涨涨”的喧闹声中，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于是有些良心的经济学家出来仗义执言，在“为穷人说话”的口号下，高举起堂·吉诃德的长矛向高房价宣战。殊不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就是一对儿同父异母的姐妹，二者同源同种，按下葫芦起了瓢，挤掉资产泡沫就会同时挤掉就业机会，还要再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宁可听任资产泡沫在人性的贪欲中飙升到不可理喻之处而自行破灭，把经济学家的智慧用在化解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扩散之上，也比经济学家的良心更有价值。应该让人们理解楼市价格波动的真相：资产泡沫不涨到荒唐至极是不会破灭的，泡沫破灭后的房价一定会远低于今天的价格水平！

　　所以在资产泡沫中逐渐加剧的两极分化是公平的，在泡沫化的财富盛宴之中，人们只看到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却往往忽视还有风险的两极分化，富裕阶层“炒楼”的风险是他们必须支付的代价。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富贵险中求，财富即风险，人们在疯狂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分担了风险，承担了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