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的淘金圣地，旧金山湾区只是硅谷的过去。也许未来有一天，硅谷将不再有一家半导体公司，但硅谷还会是梦开始的地方。

　　文/ 吴军，Google研究员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百分之三四十的风险投资都投到了只占国土面积万分之五的硅谷地区，并且在硅谷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在这里，大约每十天便有一家公司上市。美国前一百强的公司中，硅谷占了四成。

　　由于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成功，加州经济占美国经济总量的六分之一，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硅谷。同时，硅谷也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一些年轻人用几年时间就做出了他们前辈一辈子都没有完成的发明创造，作为回报，他们也聚集了几代人才能积累起的财富。

　　无数的失败公司

　　大多数的媒体，都爱讲述这样一个关于硅谷的故事：“有两三个缀学的大学生(最好是斯坦福的)，有一天在不经意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马上来了几个(没头没脑的)风投资本家，随手给了他们几百万美元。两年后，这几个年轻人办起的 burnmoney(烧钱).com 公司就上市了，华尔街当天就把它的股价炒了三倍，这几个创始人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跟着他们喝汤的员工们也个个成为了百万富翁。”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这种概率比中六合彩大奖的概率大不了多少，但绝对比被汽车撞死的概率小很多。尽管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然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和华尔街也乐于塑造出一个个传奇人物和公司。这些成功人士的传奇点燃了年轻人心中创业的梦想，就如同好莱坞的明星带给了无数少男少女的明星梦一样。这正是风险投资家和华尔街所希望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创业的游戏，投资者才能有好的项目投资。

　　但据统计，即使是在网络泡沫高峰、创业最容易的 2000 年，创业的小公司最终能成功的或者上市或者被收购的，不过2%左右而已。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夭折了，这些创业者也就默默无闻了，人们从来就只记得住英雄的名字。网络泡沫破碎以后，我在Google面试过很多创业者，他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某某公司的创始人，他们不乏聪明、专业知识扎实、又很有干劲的人。但是，其中很多人并不适合创业。

　　一个初创公司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外部环境好不好。很多很有前途的公司因为创办的时机不对，也会随着经济大环境的衰退而夭折。比如 2000年成立的公司就鲜有成功的，能生存下来的公司实在凤毛麟角。

　　硅谷地区汇集了美国三、四成的风险投资，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公司成立，但同时又有成百上千的公司关门。对于那些失败的公司，大家并不关心，甚至无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即使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公司，像网景、SGI，人们很快也就忘却了它们。在成千上万家硅谷的公司中，最终会创造出一些像思科、Google那样的传奇故事。在许多人看来看来，仿佛在硅谷办一个公司就能成一个，岂不知，有无数失败的公司在为少数几个成功者做庞大的分母。

　　糟糕的生活质量

　　美国的公司从理论上讲不鼓励加班，从法律上讲也不能要求正式雇员加班，按照法律规定，美国 IT 行业的员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四十小时左右。但是在加州，在硅谷，绝大部分科技公司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远不止四十小时。在一些小的科技公司，大家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甚至一百小时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硅谷工程师的薪水比美国同行要多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每小时实际收入其实要低得多。更何况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作时间太长，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不是很好的生活的地方。这倒不是雇主不想对员工更好，事实上加州的法律比其他州更倾向于保护雇员的利益，这是公司之间激励竞争的大环境使然。所有人，上至公司最高管理层，下至新入职的普通员工，在这样紧张环境下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

　　当然，如果只是工作时间长一些，还可以忍受。硅谷失业的压力也要比美国其它地区大得多。到了经济不好的年头，这里的失业率会率先攀升。网络泡沫破碎后的两年，在硅谷中心，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七，远高于全国百分之五的平均水平，这还不包括很多持 H1B 工作签证的人。很多人被迫离开硅谷，去到美国东部，或者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海归的高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硅谷，如果一个申请者半年以上没有工作，也就很难再被雇佣了。因此，很多人为了不使技术荒废，宁可不要工资工作。我的一个朋友在 2002 年创立了一个小公司，打出招人的广告，讲明是没有工资的。居然在短短的几天里收到上百份简历，其中很多是水平超出招工要求的工程师。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也会担心裁员随时裁到自己头上。很多时候，失业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部门被裁掉甚至整个公司关门。

　　在文化之都美国，去看阿巴度指挥的音乐会、多明戈的歌剧或者莫斯科大芭蕾舞团的演出，不过花费几十到一百美元。但在硅谷，这种文化生活是根本没有的，硅谷人最常去的解压度假的地方只有塔户湖的滑雪场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由于生活所迫，在硅谷工作的人看起来总是都相对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不提供股票期权的公司，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在硅谷，一个雇员工作满一年就能按期权的价钱买到公司的股票，因此硅谷形成了一种在某公司工作满一年，拿到股票期权立刻走人，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公司的风气。

　　如果说风险投资是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成本，那么很多硅谷雇员是希望通过分散他们的生命以期有朝一日在一家公司能中上硅谷彩券。在硅谷一两年换一个工作是很正常的，员工也没有忠诚度可言。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错误，而是硅谷的环境如此。

　　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与美国的平均水平相差太远。但是，几十年来总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因为在硅谷，它总能给人机会和梦想。

　　持续降低的硅含量

　　旧金山湾区之所以得名硅谷，是因为早期这里的公司大多数是半导体公司或者计算机硬件公司。最早诞生于硅谷的半导体公司是仙童半导体，尽管现在仙童公司早已江河日下，但是每一个计算机用户都知道它的两个孩子——英特尔公司和 AMD 公司。

　　在仙童之后，硅谷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半导体公司，有惠普，英特尔，Sun，SGI，IBM，甲骨文，苹果，3Com， Seagate，AMD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九十年代后，虽然硅谷的半导体业还在发展，但是半导体在硅谷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2000年后，硅谷最大的公司几个巨头中，Google、Yahoo和 Ebay 是互联网公司，IBM 逐渐成为了一个纯软件和服务的公司，而基因科技干脆就不是IT公司，它们都和半导体毫无关系，硅谷的核心产业越来越远离半导体了。

　　造成硅谷半导体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理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十八个月降一半，当一个公司研制出来一个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利润，因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淘汰了。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讲，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的硅谷长期发展。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

　　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第二轮、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 Nvidia。Nvidia的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 LSI 和 AMD，最后创办了 Nvidia，这是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大量的设计和制作在东亚和中国台湾完成，硅谷的硅含量也就越来越低了。

　　世界上很多城市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二十年前，当半导体公司开始离开硅谷时，不少人也在怀疑是否早晚有一天硅谷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地域性衰退并没有在硅谷发生。事实上，没有了半导体，硅谷反而更加繁荣了。

　　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式

　　没有了硅，硅谷留下了什么呢？

　　半导体并不是硅谷真正的本质，硅谷的灵魂是创新。硅没有了，创新的灵魂留下了，它保证了硅谷的繁荣和发展。

　　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成为过眼云烟时，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

　　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是甲骨文公司。而在此之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 IBM ，还是小型机公司 DEC 和惠普都是如此。在过去，要想用 IBM 的系统，必须买 IBM 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

　　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 IBM 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 IBM 相抗衡的 SQL 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

　　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 Photoshop 为主的 Adobe ，财务软件 Turbo Tax 的 Intuit。虽然很多基于 PC 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冒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

　　当计算机软件创业的浪潮尚未完全平息时，互联网又在硅谷兴起了。以 Google 和 Yahoo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颠覆了以微软代表的软件公司向每一个终端用户收钱的商业模式，通过在线广告的收入保证终端用户可以免费享受以前的付费服务。除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 Google、Ebay 和 Yahoo三家互联网公司在硅谷外，世界上三家最大的 Web2.0 公司中的YouTube 和 Facebook 也聚集在硅谷。

　　在硅谷，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思科、下一个 Google。这些创新并不局限于 IT 领域，生物科技同样是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也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

　　创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是任何领导人都懂得的道理。于是，很多国家投了大量的资金建造类似硅谷的科技园，但却鲜有成功的。因为他们很难再复制硅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而这其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像微软和 Google 这样的公司，除去现金后，资产占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人的作用才是关键。

　　科技公司的期权制保证了各级雇员除了工资以外，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硅谷科技公司在上市前，一般员工的股权可以占到公司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像 Google、英特尔和思科这样规模的公司，每家都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掌握在员工手中。员工从股票上的收益可以大于自己的工资，这就是大家拼命干活的动力。有些时候，一个优秀员工的级别和收入可能比他的直接上级还要高，这充分保障了公司的持续创新，而这正是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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