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纽带，不能是宗教，只能是价值观，根本是义利观。

　　文 ︱ 孙皓晖

　　商道根本：以义驭利

　　提到中国企业家，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只有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成长，才能在中国社会树立起一个中产阶级和商人阶层。社会的商业文明，也更多地是靠民营企业在培育、支撑，作为承载的主体。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中国商业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承载下来。这个传统是什么？说到底还是义和利的关系。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在企业家价值观里哪个是本位，这是根本的商道。《吕氏春秋》里对此的表述是“义本利末”，“天下大义”是商人所有牟利行为的出发点，所谓“以义驭利”，这样才能使商人具有一种文明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对商业的压制程度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商人能突破压制蓬勃兴起，不但成为一个阶层，甚至由商入政，成长为国家政治势力的轴心力量，关键是那时的商人阶层有一种天下意识和文明精神。吕不韦、白圭、范蠡、寡妇清、乌氏倮……他们都以“天下大义”为先，驾驭着自己的事业。

　　这一点，在当下商人中显得非常匮乏。中国民营企业家受行业所限，更多从事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行业，但他们在推进社会民生等方面，确实没有体现出独立精神和阶层精神，“义”的方面没有给社会留下鲜明的印象。

　　对于一些形成共同声音的商业阶层，我认为他们应该率先觉醒，形成自觉。比如最具典型性，社会最关心、和民众的利益最相关的房地产商，他们没有敢为天下担待的正义精神，没人站出来为民众疾苦认真说话，只是满足于“房子像大白菜般好卖”，这样的商人，没有自己的根基。如果他们能够率先把义利精神树立起来，通过最普遍的号召和行动，以“为天下筑巢”的有巢氏作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就如何开辟经济适用房而努力，他们的形象会有很大改变。

　　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精神，一定要以责任心为基础付诸商业行为。“义利观”——这个问题虽然古老，但仍然很新。

　　国家：建设商业文明应提上日程

　　事事都凭人的主动性和主动精神去做，当然是好的，但毕竟不是长效和常态的办法。企业家群体的整体提升，另一个要害在于国家应该把如何培养成熟的商业文明提上日程，以树立一个社会的商业精神。

　　中国商业文明被破坏，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引导、监督制度不利，国家对商业文明的建立没有一种成熟的想法，于是点点滴滴的商业事故暴露出来时，人们纯粹针对个体说话，然后很容易蔓延到个体所在的群体，比如药商、房地产商。

　　一方面，国家应该提供给商人表现天下大义、公益心的机构和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应该推动、敦促、监督商人履行公益事业的公开和透明。商人阶层如何在从事公益事业时获得民众的信任，要看各种基金是否扎扎实实地落实到位。不只是对商人，对于来自社会每个阶层的商业行为，国家都应该有一种引导、监督的法则。这套法则实现以后，人们会对商业有一种客观的认识，对商业信誉的回归，也会非常有利。

　　如果国家真正重视了对商业文明的培养，通过人大立法，出台一套激励、刺激的机制，我相信中国商业文明的塑造一定能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宗教不是纽带

　　最后我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不赞成用宗教精神作为商人成长的脐带，不赞成用宗教把商人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阶层。西方可以，因为西方是以成熟的宗教为社会传统，而中国不是以宗教为精神纽带，而是依靠文明和文化凝聚起来的族群。当然，中国有宗教，道教、佛教，各个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的宗教，但这些宗教都远远没有和社会主体紧密连接起来。

　　比如佛教，历来是一种对社会逃避责任的宗教，对世界每一个文明的推进都没起过很大作用。基督教基本承载了西方中世纪文明，教会修建了学校和医院，为什么中世纪西方很多国家的宗教长期政教合一呢，就是它有某种程度的入世精神。但佛教基本不具备这种东西，它奉劝逃避，奉劝六根清静，它只要求社会向它施舍，聚敛的财富用来修寺庙、建佛像，既不为社会办医院，也不为社会建学校，总之它是不为社会付出的。

　　用一句不太好听的话说，佛教就是宗教里的不粘锅，它自身不愿意成为社会斗争、社会前进中一个有机的主体。于是，佛教导致了印度这个曾经佛国的消亡。另外一个典型就是西藏，西藏在唐朝之前是非常强悍的民族，吐蕃一度打得唐太宗李世民很难招架，但是唐太宗把佛教引入西藏后，西藏一下子软弱了一千多年，由一个强悍的民族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畸形的政教合一的民族。

　　所以，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纽带，不能是宗教，只能是价值观，根本是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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