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在阿拉善的变化，昭示了中国企业家阶层正在发生的转变。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从“给面子”参加到现在，王石已成为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理事们一致认为他是协会成立五年来变化最明显的一个。而王石在阿拉善的变化，昭示了中国企业家阶层正在发生的转变。

　　宁高宁曾说，看王石的改变和调整比看他的成就更重要。

　　面对失望的传统

　　王石曾经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角色颇为悲观。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他影响深刻。他从新教伦理中找到了西方企业家的精神源泉。在《徘徊的灵魂》中，王石写道：“新教理论强调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救赎。”这一主张让功利具有了真理性，也造就了西方企业家一种共同的精神——“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正是西方企业家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

　　驱动力。

　　然而在追寻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源泉时，王石却失望了。他曾说，从商业传承上来看，站在宿命的立场上，他是个悲观主义者。

　　让他悲观的是，中国社会上千年来都是集权制的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平等、契约的概念，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晋商、徽商，甚至陕西商人，无不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依附官场、霸占资源、倒

　　买倒 卖。

　　费正清将这种现象形象化地描述为：中国商人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武克钢和吴思将之称为“官本位”。

　　以明清时期的晋商为例，明初晋商因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粮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末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等以票号而执金融界牛耳。可以说，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权，凭借封建政府赋予的种种特权或好处而兴盛。

　　这一传统的路径依赖使得许多中国商人在凭自己的勤劳精明发家致富后，不再热衷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费于官场的奉迎，捐纳功名，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很多商人往往因此财运亨通，富甲天下。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正常的“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的“官商合谋”经营方式，不可避免地削减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潜力与动力。中国商人在“一朝官府一朝商”的宿命

　　里轮回。

　　“官本位”文化传统下，商人成了政治的附庸，自身独有的文化、精神无法形成，更无以传承。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有自己价值主张的独立阶层。

　　单挑宿命的努力

　　改革开放初期，王石倒卖玉米饲料。在找车皮的一次经历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来尊重和荣誉。从此他定下了自己经营企业的底线——不行贿。

　　他追求在“阳光下创造财富”。他不仅“不行贿”，而且“不追求暴利”，“做规范不做权谋”。他的商业发展之路与“官本位”下的传统商业路径截然不同。他要摆脱路径依赖，改变宿命。

　　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至上、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权力寻租、因循守旧、缺乏进取等诸多中国传统商业中的弊病再一次上演。习惯于“官本位”文化的人们并不相信王石能够“独善其身”。在他们眼里，王石只是在做秀。

　　王石与传统商业路径的决裂，更多的是他“一个人的战 斗”。

　　2005年对于王石来说是一个转折。那年3月，王石在无锡游览了荣德生于1912年修建的梅园。荣德生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的重视，对“诚信为本，品牌为先”的推崇，以及在“为天下布芳馨”信念的指引下，对无锡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做出的贡献，都令王石激动。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实力、能力、眼界和胸襟都堪称非凡的企业家：荣德生、张謇、卢作孚、穆藕初……。虽然他们的精神最终因为政治原因没能传承下来，但他们在乱世挑战风险、把握机会的创业精神，以及通过实业振兴国家、唤醒同胞、追求自治的公共精神，仍燃起了王石心中的希 望。

　　他看到了企业家走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塑造公共精神的路径与可能。

　　王石把2005年末的南极极点探险当成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的结合点。结束的是“7+2”探险活动，开始的是他正式的公益事业。这一次为保护白头叶猴而发起的南极探险让他发现企业家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更主动地去做公益，并使公益事业做得更有规模。

　　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企业家来说，什么叫成功？不仅是你个人做得很好，而且你要对社会的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承担你的职责。这是因为你掌握了资源，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推动一个群体的变化

　　然而，我们仔细追溯起来，王石的这种转变实际上从2004年介入阿拉善生态协会之时就开始了。

　　王石是被刘晓光拉入协会的。一开始他只是抱着帮忙站台的心态，但第一次理事大会上“乱糟糟”的民主程序改变了他的态度：“我发现这个组织其实是很民主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票，只有履行民主程序才能运作下去，也只有适当地相互妥协，放下每个人心中的‘老大观念’才能求取共识，推动这个组织不断进步。”

　　这个协会的行为理念和运作模式，引起了他的兴趣。王石开始积极参与到阿拉善的公益活动中，他说：“这不仅仅是治疗沙漠，也是治疗自己心灵的荒漠。”他意识到“公益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和精神”。

　　2007年7月28日，王石以高票当选阿拉善生态协会的第二任会长。但很快，他便发现：“会长就是个受气包。”

　　在阿拉善生态协会，每个成员都是企业家，每个成员都很有能力，每个成员都捐了一样的钱，谁都觉得自己了不起，都觉得自己的主意最好，而大家都是平等的一票，怎

　　么协 调？

　　王石的办法是：淡化自己，把自己的意见掩埋起来，同时建立规则。

　　当武克钢质疑秘书长人选，拍桌子大骂时，他攥着拳头，保持沉默。当任志强、武克钢质疑冯仑为马蔚华拉票的合理性时，他用规则来引导大家。

　　从“串门”到认真投入，所有我们采访的阿拉善理事们都一致认为，在协会成立的五年里，王石的变化是最大的。刘晓光对“王石变化”的评价具有代表性：“过去他独断专行，现在变得民主；过去他有很多原则，现在也学会了妥协。”

　　然而，对于王石来说，“学会妥协”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法，实际上他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他对《绿公司》说：“就阿拉善的组织形式来讲，它的沟通成本非常高。它不是一个职业的管理团体，而是一个由一百个平等的企业家组成的组织。因为企业家群体本身的一些性格特点，比如气盛、有能力等，协调起来会非常困难。所以当所有企业家都表现自己的正确，显示强势时，作为会长，反而就不能表现强势了。”

　　在这里，王石不仅延续着他对“官本位”的警惕，而且参与着一种企业家们在公共领域内所应遵循的价值和传统的创造，推动着企业家公共精神的塑造。

　　2007年就任第二任会长时，王石明确表态自己要“萧规曹随”。当时，他的说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反驳说：“那还要你干吗？”王石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很多的事情都是后任否定前任。把原来的推翻，自己再做一套，我觉得这个习惯相当不好。如果你不尊重前人，你的后人也不会尊重你。这是一种惯性。我非常清楚，协会确定的事情，方向只要是对的，我就会继续去做。”

　　对一种正在形成的传统，尊重比颠覆更重要。在他看来“萧规曹随”并不是不创新。他说：“中国不缺创新，不缺否定。我想强调的是对过去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人

　　的尊 重。”

　　2009年王石作为阿拉善协会第二任会长的任期已满，因为在任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少会员希望他能够连任。王石婉言拒绝了，因为在他任期内已定下制度——会长任期2年，不得连任。

　　事实上，在王石任期内，阿拉善协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众人瞩目的成功，阿拉善的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被当作中国NGO制度建设的范本。王石对《绿公司》说：“制度建立了，逻辑清晰了，王石当不当会长都可以，这恰好就是我的成功。”

　　卸任会长后的王石，担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还主动将会员发展目标由150人提升到200人。他曾说，阿拉善是企业家如何做NGO的孵化器。它将孵化出一批企业基金和企业家基金。

　　2009年12月15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北大光华CEO研讨会上，王石对在座的企业家门说：“我的灵魂还在徘徊。”

　　或许王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一群人的革命，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精神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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