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生态责任，中国企业家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这等于向全社会证明：企业家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信仰。

　　文 ︱ 杨鹏

　　2004年2月14日下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次筹备会在北京翠宫饭店召开，拉开了企业家群体走向公共领域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序幕。在此基础上，4个月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内蒙古腾格里达来沙漠月亮湖正式宣告成立。

　　100多名企业家齐聚西部，发出“阿拉善宣言”，这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寻求内心信仰、展现公共精神、承担历史使命的一种必然。

　　新教革命与西方企业家精神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在西方历史上，企业家好像是从头到尾一直被肯定、被支持的，其实不然。16 、17 世纪以前的西方，商人阶层很有钱，但是不具备道德、责任、精神、文化上的优势，无论是教会还是当时的宫廷，都要用商人的钱，但不赋予商人社会地位，与我们现在的中国情形相似。

　　《圣经》里有一句话，“富人要进天国，就如同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难”。商人的社会形象一直受到强大的宗教文化压抑，这导致了商人不被整个社会肯定和保护。

　　从西方的新教革命开始，形势发生了转变。新教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教士，使每个人都具备了教士的精神资格。因为在西方，教士的社会文化地位很高，教士所代表的精神状态就是最高级别的精神状态，教士跟上帝相连。因此，新教改革也就把《圣经》交到了企业家手中。它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念：企业家们所从事的这一切，是上帝的安排，是承担上帝的使命。企业家手中的财富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上帝委托他们来看管的。企业家积累并管理好财富，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人难理解其中的内涵，但是在西方，这个转变意义非常重大。新教革命实际上使教士精神跟企业家精神结合了，为企业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精神氛围。企业家也因此脱胎换骨，具有了精神和文化上的势能，从一个唯利是图的集团，成长为承担着宗教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集团。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也代表着社会精神的最上层，具备了领导社会的力量。这就为企业家的发展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企业家精神传统的缺失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家也认为，金钱是应该有灵魂的，企业家是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积累和管理财富，是最有道德的行为。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处境，就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商人的社会形象一直很差，像俗语讲的“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等。后来，在最近的近百年里，这个传统又演变成新的版本，即“资本家从头到脚都流着肮脏的血和脓”。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家在成长中面临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和舆论压力。

　　从“福布斯排行榜富豪落马”到“郎顾之争”再到“宝马撞车案”，企业家频繁出事，得不到社会公众的同情，传媒和社会舆论不从法律和事实层面考虑问题，而是一味表现为对 “企业家原罪”的声讨、对企业家“邪恶形象”的抨击。似乎企业家出事，就是活该，是“罪有应得”。这些现象，从较浅层次来说，是企业家的个人生活习惯、纸醉金迷、炫耀财富给社会带来了很不愉快的感觉；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是没有文化、没有信仰、没有精神的，也就不能被社会接纳和认可。也就是说，企业家们作为一个个体都非常能干，但作为一个群体，却非常无能。强势个体，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没有能力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

　　现在中国社会处在很多矛盾之中，有些人对“两极分化”情绪反应激烈，表现在理论层面上就是有些学者对“资本”的力量进行猛烈抨击，这些人虽然不多，但是却有不小的舆论号召力。这就有一种风险，一旦社会稍有动荡，这些理论家们的价值取向就会左右很多激进的民间力量，企业家就会首当其冲成为“草根民众”报复打击的对象。一旦企业家群体受到冲击，中国建设的基本力量就可能遭到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就会出现逆流。

　　因此，企业家的精神和信仰，关乎自己的前途和社会的命运。这个问题能否处理好，事关重大。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及周边地区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所考察和借鉴。

　　伊朗巴利维的改革，使伊朗经济获得了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得皇权和企业家结合起来。但伊朗企业家们忘了一个东西，忘了把伊斯兰精神对接过来。也就是说，伊朗没有实现伊斯兰教的新教革命，没有实现精神的转换。结果伊朗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阿訇集团代表着传统的道德精神力量，政府掌控着政治权力，企业家掌控着资本。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只注意经济改革，造成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相脱节，贫富悬殊与日加剧，社会贪污盛行，道德颓败，社会矛盾激化。霍梅尼把握住了机会，阿訇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结成了联盟。在伊斯兰革命中，霍梅尼的一个录音带回到伊朗，在传统的信仰和道德力量面前，最后就发生了政治崩盘、企业家逃跑的事件。伊朗企业家们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

　　在南美洲，企业家们也没有完成信仰和精神的重建，企业家的资本与文化上的精神尊严、人格力量还处在脱节状态。一些企业家走向新教，而天主教走向社会下层，成为“解放神学”，这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张力和冲突，南美社会的不稳定根源就在这里，整个社会文化是分裂的，种族、文化上的整合没有完成；

　　回过头来看日本，这一点就解决的较好。日本历史上有武士道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佛教禅宗、儒学和神道教的结合。日本企业家从武士阶层转换过来，也就将武士道文化全部接转过来了。他们同时具备资本和文化精神的力量，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大家从松下幸之助的著作中能感觉到，他非常自觉的承接了传统的精神力量、传统的文化资源。这样的企业家，使自己成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表。日本企业家不仅是资本上成功的集团，也是精神上成功的集团，是民族力量和道德的象征。

　　如果政治家仅有权力而无精神信仰，企业家仅有资本而无精神信仰，那么那些无权力无资本的人所寻求的，必然就是道德、信仰、精神的力量。谁的力量会更大呢？历史的经验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答案。

　　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上，常常受到冲击，所以企业传统没有留存下来。中国有的文化传统是官文化传统，官僚士大夫们在几千年读书做官的历史中，塑造了系统的官文化。我自己在政府工作过，感到作为一个官员个体，能力是不能与企业家个体相比的，但作为群体，官员是具有强大组织力量的。这种官员间的组织力量，有文化在支撑。中国儒家、道家、法家的治理文化，都是官文化。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官文化史。就算到今天，中国企业家也喜欢从官文化中去学习，例如许多人学习毛泽东选集，读鬼谷子什么的。中国企业家没有塑造出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将创造、竞争、协作、法治这些要素塑造成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集体的文化传统，就没有共识，就没有集体力量。中国企业家今天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企业家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资本上面要长精神，不然只是残缺的力量，在社会变革洪流中不堪一击。

　　有精神信仰的企业家

　　今天一些敏感的企业家已感到自身信仰和道德精神的缺乏，从而有一种不安定感，不踏实感。他们要寻求这些东西，他们感觉到信仰和精神对自己十分必要。很多企业家都开始自己做善事，但形不成集中的力量。

　　当代中国，企业家和围绕着企业家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力量。企业家已经成为最有活力的组织者。正因如此，他们必须开始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有了一种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定，才有真正的自信和力量。

　　对企业家的不信任，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病根。这有社会的问题，也有企业家自身认识不足的问题。企业家受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很深，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为企业创造利润并使利润最大化；一些企业家甚至认为，解决就业、保护环境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跟企业家没有什么关系。这说明企业家作为一个主导阶层，自身还不成熟，对于自身的使命和责任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

　　是时候了，企业家们要行动起来，实现一次彻底的净化。企业家们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在解决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推动科技进步、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企业家们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生态责任。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企业家群体的一次觉醒和有意识的集体行动，是中国企业家主动承担生态和社会责任的一次集体宣言。企业家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不是纯粹的给钱，而是积极参与到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完善和公益项目的管理实施中来，以集体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和环境的改善。这对于当代中国企业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刺激信号，阿拉善SEE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家公共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地。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生态责任，中国企业家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对于被“妖魔化”的中国企业家而言，是一次脱胎换骨，这等于向全社会证明：企业家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信仰。他们不是坏人，不是罪人，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力量。

　　企业家有了精神信仰，承担起自己历史使命，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意义重大。

　　对话杨鹏：

　　企业家价值观的必然生长方向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Q  = 绿公司

　　A = 杨鹏

　　Q：你在当年发起筹备会上曾提到阿拉善SEE所起的历史作用之一，是企业家的公共精神和文化传统得以成长。以后你又担任其专家和秘书长，你怎么看待五年来其会员企业家的变化？

　　A：2月14日，那是04年的情人节。现在看来，这段情还很持久，这是企业家的公共情操。

　　阿拉善SEE的企业家会员五年来有不小变化，我们曾讨论过，我们观察到，有三个提高。

　　一是公益意识提高了，企业家逐渐认识到将公益纳入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性；

　　二是集体意识提高了，或者说阶层自觉意识提高了。过去很少这方面的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好像开始产生了，毕竟大家具有大体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比较接近，愈来愈有共同命运感；

　　第三是公共治理能力提高了。阿拉善SEE有点像是一个环保微型联和国，大家在治理SEE过程中学会了许多企业管理中学不到的东西，这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经验。大家学会了法治民主的治理模式。

　　Q：你如何分析企业家的共同价值观这个问题。

　　A：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就没有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就无法成为创造历史的集体力量。本来企业家有许多内在的共同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些生活方式。

　　企业家认同创造、创新，这就自然会尊重多样性与创造性，对个体的创造力是认同的；企业家认同自由经济，因为没有自由选择和自由决策，就没有企业家了；企业家认同契约社会，生意是要谈判和签约的，这是平等主体间的自愿的合作关系；企业家认同法治社会，因为契约是要由法治来保障的；企业家也认同国家政策的社会参与，因为政策对企业经营环境具有很大影响力，这是大生意的一部分，企业家当然希望能参与到国家战略和决策的过程中去。

　　我们可以概括为自由竞争、平等契约、法治保障、民主参与。而现在，企业家也开始逐渐认同环保，这是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条件。这些都是企业家价值观的必然生长方向，但不能说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我特别想对企业家们说几句话，现代社会的制度和价值，就是工商阶层的兴起所带来的，谁不知道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呢？对中国企业家的历史发展来说，阿拉善SEE真的很宝贵，它是中国企业家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的一步，它的持续发展说明中国企业家充满希望，希望大家珍惜它、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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