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想清楚“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能解决一切“怎么做”的问题。今天，越来越多已经“做得不错”的人重又迷失了道路，是让真正的生命意义苏醒的时候了。

　　一群企业家在2004年来到阿拉善。在腾格里沙漠月亮湖边的一个夜晚，大漠星空下，他们感觉到“一种超越人类、跨越国界的东西，在灵魂中突然苏醒了”。此时此刻，“苏醒”的不是别的，而是激励他们继续前行的“意义”。他们决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留给后人。

　　没有人谈商业利益，他们相互谈的都是怎么承担责任、怎么改变现状。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苏醒，而是一个阶层的觉醒。

　　从一个人追求意义，到一群人共同追求意义。他们不仅在摆脱传统商业路径依赖下的历史宿命，而且在创造一种新的传统。他们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开创了企业家阶层集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

　　5年来，经历过一个又一个风暴眼中的冲突和历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经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公共领域对话机制，建立起NGO机构典范性的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它已成为现代中国企业家公共精神的发源地。

　　中国企业家阶层精神领域最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

　　资本上能长出精神吗？——SEE：塑造一个群体的灵魂

　　在选择了阿拉善治沙之际，中国这一代企业家也将自己置入到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中：如何将个人对意义的追求融入到共同使命的担当及公共精神的形成中来。月亮湖之夜开始的混乱和争吵，在此后延续数年。这注定了他们要在不断的冲突和煎熬中，集体走向成熟。

　　本刊记者 ︱ 王瑞斌

　　“啪！……就跪倒在沙漠那儿了，看到蓝天、沙漠，心情很不平静。心想人类怎么这样啊！”

　　2003年十一期间，刘晓光被震撼了。跪在阿拉善沙漠里，他反思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他思考着中国企业家应该做些什么。

　　“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都是一个瞬间，一个闪电，很快就过去了。但对中国企业家集体来讲，能不能一起走在一个向上的、阳光的方向上，集体掀开历史的新一页？”在刘晓光的张罗下，这一代中国企业家从2004年开始上演了从集体感情出轨到收获爱情的大戏。

　　回头审视，为什么那时会出现这件中国企业家的群体性事件？历史上这个阶层从未以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过。看似不经意的偶然后面是怎样的必然？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么多的企业家久聚不散？是怎样的动力驱动机制，让这个企业家组织“不可逆”地发展下来了？

　　很久以前，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历史事件，都不过是历史浪尖上的泡沫；真正塑造海岸线的，是来自深海潮汐和潮流的不可见力量。

　　寻求意义，从阿拉善开始

　　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和发展中，刘晓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协会的早期发起人之一宋军对《绿公司》说，“没有刘晓光，就没有SEE的现在。”

　　阿拉善生态协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3年7月，武克钢于滇南小城弥勒县发起举办“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弥勒论坛”，主题是“企业家西进与企业家精神”。

　　宋军在会上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不是西部需要企业家，而是企业家需要西部”。他认为，与“西部需要企业家帮助”相比较，企业家更需要“在西部的简单、博大中看清楚自己”。

　　他的观点引起了刘晓光的注意。对宋军说的沙漠中有一个月亮湖，刘晓光也很好奇，就产生了要去沙漠中看一看的想法。于是，他找宋军商议，决定当年国庆长假期间在月亮湖搞一个“中国企业家月度沙龙”。

　　3个月后，2003年国庆节，“第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月亮湖沙龙”如期举行，沙龙主题是“企业家如何独善其身”。刘晓光、郑永刚、艾欣、修涞贵、高文宁等企业家和杨平、刘伟(微博)等学者一行三十余人出席了这次沙龙。主持沙龙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秘书长李俊说：“敢来参加这样的论坛是需要勇气的”。他指出，近年来一些企业家落马、遇害、自杀等，社会公众也出现了仇富现象，导致很多企业家不敢过分暴露自己，很难独善其身。这次沙龙是一次企业家认识自我，摆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契机。

　　沙龙上，“企业家信仰与企业信仰”、“企业家能够一手数钞票，一手拿圣经吗？”、“冲突或共存——企业家的本质与资本的本质”等话题，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然而，更令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沙漠带来的心灵震撼。

　　刘晓光走访过70多个国家，在其经历中，这是最震撼的一次。“我就跪在那沙漠上，感叹，这是一种心灵上的震荡和洗刷。”他说，“虽然当时没有流泪，但内心是疼痛的。”

　　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动员一些企业家，在阿拉善地区做一些公益项目，来改善这里的环境和经济。人类必须保护自然，不然就要毁灭自己。而企业家，应该积极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刘晓光的想法引起宋军和杨平的共鸣。回京后，他们去见刘晓光，希望刘晓光牵头张罗这件事情。刘晓光积极应承下 来。

　　恰好2003年10月中旬，刘晓光陪同当时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出访意大利，获悉为了奥运意大利政府将对口支援北京市政府治理大气污染。于是刘晓光建议，将北京沙尘暴源头地阿拉善的环境治理也一并纳入合作规划中来。因此，经过立项考察，阿拉善治沙项目被列入意大利环境与领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环保合作备忘录。意大利政府决定追加1000万欧元投资用于阿拉善治沙项目，同时要求中方匹配1亿元人民币。

　　在资本市场上征战多年的刘晓光，头脑中很快就有了一个“融资”方案：用投行的手法做环保。这1亿元的额外支出，不给政府添麻烦了，完全由企业家自己来出。找100个企业家，每人每年出10万元人民币，坚持10年，用于阿拉善治沙项目，这样10年下来就是1亿元。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机缘下启动的。刘晓光说，那个时刻“我的思想、人脉系统以及当时历史机遇，都是吻合的。”与其说刘晓光选择了阿拉善，不如说是阿拉善选择了刘晓光。

　　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个时刻，经过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突出使企业家们意识到我们为“盲目发展”付出了多么严重的代价，狂热渐趋理性，开始冷静地思考自身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同时，他们开始从责任和信仰层面寻求精神的支点。

　　“治沙其实是企业家自己心灵的一种洗刷”，刘晓光如是说。

　　中国企业家“集体感情出轨”

　　2004年春节后，在杨平组织下，第一批企业家在北京知春路翠宫饭店有了第一次聚会，讨论发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那一天正好是2月14日情人节。

　　当时总共来了十位企业家，主要是刘晓光、宋军和杨平的朋友，宋军找来了史玉柱(微博 专栏)，杨平找来了张树新、焦家良。刘晓光说明原委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张树新是持不同意见最激烈的人。“中国的企业家组织太多了，一晚上几个人喝个酒一高兴就成立了，没多久就没了。之后里面一个人再依葫芦画瓢跟另一拨人又弄出一个来，这种事经常发生。”她抛出了最尖酸、最苛刻的问题，“这是情人节下午的一次企业家感情出轨，这事儿是不是又持续不了多久？到底谁真的做？”她表示，自己没有兴趣再参与一些始乱终弃的事情。如果能够坚持三四十年，那还有

　　点意义。

　　张树新的“挑刺儿”，着实给几个发起人一顿下马威。杨平事后很后悔，对宋军说自己“不该喊张树新来”。宋军还劝导杨平，“你错了，人家真是对这事儿关心，才提出激烈的意见”，她极有可能成为最积极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跟大家阐释清楚”。

　　正是情人节下午这次“感情出轨”，使刘晓光、宋军在沙漠上摩擦出的火花落了地，与会的9位企业家每人出了5万元，成立了筹备组，大家开始分头动员，目标是100个企业家。

　　到了3月中旬，很快就发展到了30多人。阿拉善治沙项目从刘晓光、宋军、杨平三人的事情，变成了大家的事情。参与者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不出宋军所料，最挑剔的张树新，果然成为最积极的人。张树新和刘晓光天天开会，一开就开到晚上2点钟。

　　2004年3月27日，又是翠宫饭店，召开了筹备组第二次发起人会议，那时候来了30多名企业家，武克钢、任志强(微博 专栏)、杨鹏等日后的积极参与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举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

　　与会者在发言中都对成立协会表示积极支持。那天还是王中军的生日，大家群情激昂，很兴奋。刘晓光说，“20年我没这么激动过了。让我想到了1985年，那时候穷，一辆自行车，畅想未来，这次又点燃了我的激情。”张树新也表示“协会发起人的精神力量应该是阿拉善基金能够发展下去的核心动力。这个精神力量会不会变成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财富，可能也和我们今天的运作有关。”

　　接下来，为了完成召集100个企业家参与的计划目标，大家绞尽脑汁，颇费周折。杨平压力很大，甚至去找中介公司、媒体，但是没什么显著效果。这时候，一直参与协会筹备活动的高文宁说，“这个事情真的很好，我回下台湾，我来动员一下。”高文宁回到台湾，找到台湾大成食品公司的总裁韩家寰，请他来帮忙联络台湾企业。

　　十几年来在海峡两岸频频往返的韩家寰，很早就被北京沙尘暴的骇人景象所撼动。在采访中，他形象地把2000年自己在空中俯瞰到的北京描绘为一千零一夜神话里金光闪闪的“沙漠之城”。他说：“那个景象太吓人了，满城都是黄金沙，你看不到一个建筑，沙尘暴严重的不得了”。听高文宁说大陆企业家要成立一个治理沙尘暴的环保组织，他很兴奋，随后联系了21位台湾企业家，都是一些大型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一听说参与治理沙尘暴，闻者无不动容，纷纷表示愿意加入。一下子，协会成员企业家就发展到55位。

　　杨平和宋军拿着这55位企业家的名单再去动员的时候，就发现跟滚雪球似的，顺流直下，势如破竹。

　　但是，张树新还是不放心。她决定要在6月5日协会成立之前，去阿拉善实地考察一次。于是她和杨鹏在四月中旬赶往阿拉善，在宋军带领下，考察了阿拉善地区荒漠化状况和宋军多年来所做的环保项目实施状况。一圈走下来，张树

　　新放心了。

　　在月亮湖，张树新特别高兴，有一幕令宋军印象深刻：四月上旬，月亮湖的冰面刚刚解冻，依然很冷。张树新突发奇想要下湖游泳。没有办法，宋军和杨鹏只好陪她下水游了一圈。上来后，张树新诗兴大发，大段背诵起席慕蓉、舒婷的诗篇。她对宋军说，“你这不是在做项目，你是在做一个梦想

　　的世界。”

　　当张树新在质问刘晓光发起SEE“是不是情人节下午的一次企业家感情出轨”之际，她或许没有想到，时过不久，她自己就要在月亮湖成为感情最为“出轨”的一个。

　　然而，沙漠中寂静、湛蓝的月亮湖，要到6月5日才会被历史上最炙烈的激情照亮。

　　月亮湖的梦想和承诺

　　为了保证2004年6月5日协会成立时的效果，刘晓光亲自给他的企业家朋友们打了200多个电话，苦口婆心地对人家解释协会的宗旨和目的。还不忘以“不来，其他事情免谈”为由，软硬兼施“拉”企业家到场参会。

　　最终月亮湖到了200多人。从6月3日开始，人们陆续抵达，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7位企业家以及数十位媒体记者、政府官员、学者汇聚到月亮湖，一起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寂静的月亮湖喧闹起来了，西北边陲的阿拉善轰动一时。

　　这却忙坏了宋军，月亮湖度假村只有76套客房，来的人数远远超出度假村的接待能力，根本住不下。于是，宋军忙前忙后，帮助安排解决住宿。房间不够住，就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挤不下的就住外面的蒙古包。最后刘晓光跑到蒙古包里睡了一个晚上。宋军把自己原来的房间让给了马蔚华(专栏)，结果房间内竟住了三个人。大家毫无怨言。张树新说，“什么苦都可以吃，但是得让我洗一个热水澡”。

　　在沙漠难得一见的喧嚣里，中国企业家们集体度过了两个最难忘、最有意义的夜晚。大家基本上都是彻夜未眠，一起聊天。

　　在采访中，刘晓光回忆道：那夜自己在蒙古包里席地而卧，等待明天的宣言，四点才睡。这一夜他至今记忆犹新。在他近20年的商旅生涯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企业家相聚——大家完全摆脱了商业利益的限制，进入了另外一个精神境界。过去大家聚在一起，谈的都是一起合作买地、投资、利益分配的事情。但是，在阿拉善的夜话中，聊得都是意义，聊得都是社会现状，以及大家怎么承担责任，如何改变现状。“这就好像年轻时候大学组织的一个夏令营，大家摆脱了原有环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全新感觉。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灵魂是那么的纯洁。那么纯洁的一批人在一起，跟一群孩子一样畅想未来，充满了理想和希望，产生了新的决心和行动，这是一顿真正的精神大餐，比挣了几千万、几个亿都高兴。”他说，“这是一种超越人类、跨越国界的东西，在灵魂中突然苏醒了。”

　　然而，令大家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中的章程审议和执行理事选举过程。王石来的时候，明说了“就是要给刘晓光面子”。其实很多人都跟王石一样，原以为就是去捧个场，聚一下，凑个热闹，给10万块钱拉倒了。大家第一天去的时候，当天下午就先去玩。王石去沙漠里玩滑翔，张朝阳(专栏)光着身子只穿三角裤被几个女孩埋在沙子里面。结果，后来出人意料的选举过程，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6月4日上午，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先讨论章程，大家看了筹备组发到各自手里的章程之后，有很多疑问，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难以形成决议。会议场面一时有点混乱。刘晓光就习惯性地以国企老总的口吻提议：“我们是不是原则上通过一下？”表示同意的企业家们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工作人员开始点数统计。

　　这时，张朝阳突然跳起来表示反对，“一部章程有很多条款，什么叫原则上通过？通过就是通过，没通过就是没通过。‘原则通过’是过去组织生活的字眼，国企玩的那一套。”

　　刘晓光“懵”了，出现了他没料到的局面。于是大家开始重新讨论章程。每一条需要被修改的章程都要在白板上重写，逐条审议表决。原来计划半个小时“搞定”的会议，结果“搞”了很长时间。表决过程中，张朝阳又提出异议“为什么29票同意22票反对就可以通过？章程应该规定重大决策的通过议程。”本来在一旁存心“观察”的王石，再也按捺不住了，出来打圆场，“我看，按照张朝阳的意见，大家今天的会没法往下开了。”马蔚华也附议“我看今天不如先到这里，原则同意，保留修改。”于是，SEE的第一部章程就这样在掌声和欢呼中表决通过。

　　这个会开得刘晓光心里直犯嘀咕，他心想，“这100只鸟太难弄了，最能飞的100只鸟弄到一个林子里来，统一思想太难了。”然而，更令他“傻眼”和“闹心”的事情还在后头。

　　6月4日晚上的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选举执行理事。按照常规，是筹备组先拿出一个备选名单，根据谁最先发起、谁参与积极的原则，提出一个代表名单，同时兼顾台湾地区的企业家代表。刘晓光原本以为，这个名单，大家通过一下就完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主持人杨平的话还未落地，名单还没来得及念，冯仑和张宝全就表示抗议，“你们有什么资格推荐，而且还是等额选举？”“这15个人我们为什么要选他们？”这么一闹，大家一致响应。现场炸开了锅。主持会议的杨平也懵了，不知道下面该怎么操作。那一刻，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场面。最后大家现场商量，决定各桌推荐，推荐完了之后，形成候选名单，现场投票，差额选举。混乱之中，开始重新提名。筹备组专家杨鹏拿着笔往白板上写名字，各桌的人就在底下喊：“加冯仑！”“我们两桌推荐王维嘉！”。推选过程直到深夜，工作人员连夜重新赶制选票。

　　这一晚上，刘晓光坐在那儿生闷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冯仑起来发难的时候，他心里数次想喊，“冯仑，你到底想干什么？”，但话“噎”在喉咙里，始终没说出来。他从来没想过那份反复斟酌的名单，竟然被“堵”在了自己夹克口袋里，楞是没拿出来。没想到他们发起人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就这么被推翻了，一点面子也不给。原有公共生活方式彻底受到了挑战。这一晚，刘晓光彻夜未眠。

　　然而，正是那一晚上的混乱，把原本玩票的人深深吸引了。王石在这里发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大家都在找一种共同语言，那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程序；冯仑从此以后，也对这个协会特别关注，因为他感觉“这是一个制度上的变革”；王维嘉则亲自感受到了混沌中秩序形成的震撼，在他看来正是那一晚大家在混乱之中达成共识的这种方式，奠定了SEE今后的文化基因。

　　第二天一早，企业家们又坐进会议室里，张树新主持，进行无记名投票，从候选的20个人中选出15个执行理事。候选人名单，都是根据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最后一票一票数出来的。最终民主产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刘晓光、王石、柳传志、宋军、冯仑、张树新等15人当选执行理事。刘晓光当选为会长，王石当选为副会长。

　　选举结束后，发表当选感言，刘晓光掏出早就写好的讲稿，台下“哄”就笑了。刘晓光也会心一笑，即兴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们在创造历史。……这么多企业家一起来治理沙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一起来创造未来，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失败，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请记住，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67位开启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做了一项承诺，就是要把所有智慧、精力、热情投入到阿拉善环境治理当中。一项承诺意味着一个牺牲，一项承诺意味着一个进步，一项承诺意味着未来的希望。”冯仑发表感言说，“所以，我相信我们会使社会和我们一起进步。”

　　而王维嘉则主动要求上台发表落选感言。他说：“因为我的落选，你们的当选才有了合法性。”他告诉大家，从昨晚混乱中寻求共识的过程里，他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希望。

　　随后，监事会也选举出来，马蔚华、陈东升、张朝阳等当选为监事会成员。稍后，监事长马蔚华召集监事会成员开会，刘晓光想溜进去旁听，结果，被“请”了出来，“这里是监事会，是监督你的。你当这里是你们首创集团啊！”刘晓光又一次“很难受”，心想“这帮人怎么这么难弄，这么不讲情面啊”。

　　选举结束后，6月5日上午，67位企业家一起发表了《阿拉善宣言》。刘晓光宣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式成立，并代表大家宣读了宣言。这份宣言由杨鹏起草，经过执行理事们反复推敲。这是一份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主义的宣言：

　　“为什么我们企业家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筹建SEE生态基金会参与中国治沙尘暴的事业。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和梦想，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希望人民越来越富裕，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善、和谐，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一片生机勃勃，我们希望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球村上。我们梦想着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我们愿意尽自己所能，努力将这样的希望、梦想一步步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

　　中国的现代化将持续面临环境的压力，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要求企业家自觉的将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纳入一起，我们要寻求经济增长和环境增长的统一，要求我们探索中国的经济道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新的价值观，要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我身上的不足和局限；要求我们培育新的价值观、新的理想和新的人格，新的行为风范。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热情和实践开拓这样的探索，我们希望中国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中来。

　　人生苦短，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留给后人，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的一生所思所为，无论是好是坏、是美是丑永远的留在历史的遗迹中。

　　苍天在上，此心可表，此情可证，我们将自己呈现给世界，让历史来检验我们。”

　　最后这一幕，令许多人怀念至今。刘晓光告诉我们：阿拉善宣言发表的时候，寒风凛冽，很冷，有人还穿着军大衣。宋军把沙漠中枯死的“梭梭树”，在月亮湖边摆成一排，命名为“忏悔林”。就在忏悔林前摆了一个发言台。刘晓光宣读宣言，大家都很激动，望着月亮湖畅想未来。

　　这一幕定格成了一副永恒的群像：6月5日那天阳光不错，蓝天白云下，干枯的梭梭树排成一面墙，前面就是活生生的一群企业家。

　　刘晓光说，这张照片寓意深远。梭梭树是一种固沙防尘的植物，它们死了，沙漠也就死亡了；而前面的企业家，也好比是保护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丛梭梭树。

　　2004年，企业家们在阿拉善以集体的方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

　　在“风暴眼”中成熟

　　在韩家寰眼中，这批企业家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人文气息。张树新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对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引领，能否变成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希望再过20年，我们这些人不只是因为有财富才被人怀念，而是因为我们的精神风貌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刘晓光坦言，自己一生中做了很多事，但阿拉善生态协会是最大、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阿拉善打开了一扇中国企业家们集体追寻意义的大门。阿拉善“月亮湖之夜”，以一种混乱而浪漫的方式，打开并释放出了他们内心中善良、崇高的东西，也因此成为他们承担责任、寄托理想、培养“公共精神”的发源地。

　　王维嘉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在阿拉善，你发现所有人把自己人性中最好、最纯洁的一面拿出来了，形成这样一个气场，感觉非常好，是一种灵魂的震撼。在这种气场里，很容易做成事情。”

　　然而，在“月亮湖”浪漫之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选择了阿拉善治沙之际，他们也同时将自己置入到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中：如何将个人对意义的追求融入到共同使命的担当及公共精神的形成中来，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月亮湖之夜开始的混乱和争吵，将在此后延续数年。这注定了他们要在不断的冲突和煎熬中集体走向成熟。

　　协会的这些企业家们在商场上呼风唤雨、所向披靡，然而进入治沙这一公益领域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受挫了。像刘晓光指出的那样，“中国企业家现在还缺乏将社会责任具体化的能力，谈理想都能说，但是落实到行动上的时候，就弱了”。阿拉善初期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原先觉得，100个企业家，到那儿还不把小小的沙尘暴给治了？”王维嘉说，在他们的意识中，治理沙尘暴就是给钱、种树。韩家寰也指出，一开始企业家们确实是以简单的商业逻辑来思考问题。但是，中科院的专家讲了几次课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沙尘暴根本消灭不了，只能减缓荒漠化的进程。自然因素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是花钱把300多万头羊赶走、把8万多牧民迁走这样简单的事情。放弃自大，尊重自然，尊重自然形成的农牧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是企业家们学到的第一课。

　　企业家们一开始都满怀热忱、豪情万丈，但公益项目如何开展，令他们一头雾水。既然沙尘暴消灭不了，这个协会到底干什么？企业家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有的建议SEE改成商会；有的建议干脆把大家投入的钱去做投资；有的建议继续围绕遏制沙尘暴做社区建设项目，通过支援农牧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来保护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很久达不

　　成共识。

　　很长一段时间，协会处于目标不明确、组织涣散的状态。韩家寰都感到心虚，心想自己从台湾叫了这么一大堆朋友来，结果这个组织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做环保的组织，还不清楚。大家搞了一通，会不会成了一个老鼠会，忽悠人的。宋军对于协会的发展状态也不满意，计划中的基金会也没有成立起来，于是就有了另起炉灶、重做一个基金会的想法。有了这个苗头，竟然没人在意。

　　张树新首先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公共利益不较真儿，将不利于公共的种子生长”，张树新认为宋军另起炉灶的做法“是一个分裂行动。”但是，会长、副会长和执行理事们都分散在全国各地，空口无凭，着急也一时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东莞企业家杨利川帮了她的大忙。杨利川在网上看到协会成立的消息，感到这是自己一直期待的一个事情。于是在没有任何人介绍之下，直接拨打了秘书处的电话，把入会资金打到协会账户上，加入了SEE。但是等他一只脚踏进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协会已经陷入了“迷茫”。在跟张树新聊自己感想的时候，杨利川得知了宋军意图另立门户、而会长们无人在意的事情，不禁勃然大怒，非常激动，立即提笔给SEE的执行理事及会长们写了一封

　　公开 信。

　　杨利川在信中指出，从“另立门户”的端倪，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多么缺乏共识。”他直陈了协会开会没有规则、理事们随意缺席、会长们东拉西扯等种种弊病。他在信中慷慨陈词：“到剧场看演出都不会迟到早退，因为那是对演员的尊重，也是对入场券的负责。也许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出了钱就有了公共精神，我们的民主意识、法律知识、组织能力都不缺乏，但当大家抛开商业利益为了社会公益来到一起时，还是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没有真诚的公共生活，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也会变成愚蠢的团体。”杨利川诚恳地指出，“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结尾是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这封信发出后，阿拉善协会炸开了锅，几位会长和执行理事们坐不住了，相继赶往北京。大家一个不少地坐到了一起，坦率交换意见，进行自我反思和批评。每个人都打开了心扉，宋军也在会长们坦诚的交流中回到了协会的核心。

　　张树新在会上提议：执行理事们应该每年至少拿出一周的时间来为协会做义工，围绕协会发展战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实施思路和建议。她说，“既然生下了这个孩子，就应该好好养他，否则，还不如不生。”

　　对于张树新的提议，韩家寰首先认可，当即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义工，为协会发展出力献策。这次会议，也形成一项制度：执行理事们一年为协会花费多少时间，都要由秘书处统计，每年向理事大会汇报。

　　正是这次“公开信风波”使协会避免了成长中的第一次危机。不仅提醒了企业家们达成协会战略共识、加强成员凝聚力的重要性，并且将企业家“公共精神”建设的重大课题摆到每一位参与者的面前。“并不是出了钱就有了公共精神”，杨利川一句话点到了病根上。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杨利川从加勒特·哈丁对“公用地悲剧”发生机制的梳理中，发现了企业家们其实和阿拉善牧民面临着一样的困境，那就是“公共精神的匮乏”。

　　牧民们在有限的公共牧场上自由放牧，处于对自身有利的选择，无节制地增加畜牧，其累加的结果是公共牧草地上过度放牧，最终导致牧草地贫瘠、荒废。这就是加勒特·哈丁著名的论断“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

　　杨利川联想到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公用地悲剧”：土地的乱占乱用，污水废气肆意排放，政府投资的竞赛，国企与民企争利……所有这些缺乏公共秩序的行为，最终导致公共环境持续恶化，公共资源不断稀薄化。他指出，这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机。而企业家既是这种“公用地悲剧”的参与者、制造者，又是其受害者。尤其是在向来有“轻商”、“仇富”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企业家的命运其实与草原上不断游移的牧民无异。

　　他感悟到，企业家们仅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激情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处理公共事务的行为理念和组织模式，培养企业家们的“公共精神”。这是企业家在公益组织中，首先要完成的“进化”。

　　但是他从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发展中也意识到了这一过程的艰难，“我们有时不自觉地露出陈旧的积习，也经常在新的实践面前踌躇不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被林语堂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指出“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和国度，这种“公共精神”的建设难上加难。

　　然而，公共精神形成的关键，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在于“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必须充分尊重个体的自主意志，并且保证成员间的充分参与和责任意识，三者缺一不可。此外，“公共精神”的培养还要依赖于制度化“公共生活”的训练。历史上正是在公共生活的不断训练、实践和反复博弈中，才产生了以自由、自治、平等、民主、责任、公益为底蕴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反过来又保证和激发了公共生活的完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阿拉善协会成为了培养“企业家公共精神”的一座摇篮。协会的企业家们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保持了对协会持久的兴趣和参与感。

　　张树新说，“一个公共组织必须遵循平等参与的原则，平等参与是SEE的DNA，无论企业家是大是小，都是一人一票，这也天然地决定了阿拉善SEE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寻找它的公共制度。”杨利川认为SEE体现着一种新的文化，“也就是大家平等协商出一个游戏规则，并且委托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这完全是一种自治方式。”

　　尽管协会的参与者们一开始就在理念上达成了要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共识，但具体到如何运用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组织的公益目标时，他们都是新手。“无论是协会中的海归派别还是本土派，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王维嘉说。

　　因此，阿拉善话语机制和游戏规则的形成是在一个又一个精神“风暴眼”中完成的。阿拉善协会最大的特点是“吵架”。大大小小制度和规则的形成及制定，无不经过“争吵”。但是在阿拉善，大家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争吵，“大家都是为了公，所以可以很公开的吵。”韩家寰说。

　　有人担心，协会公共生活中大家花费大量精力“彼此吵架”、“反复拉锯”到底值不值得？章程委员会负责人王维嘉这样回应，“有足够多的时间吵架的话，发生群体极化现象的可能就很小”。因为，他经历了协会章程形成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争吵”。

　　2007年，杨平作为第一届协会秘书长的任期已经到了。但是关于杨平是否继续连任秘书长，执行理事们有不同的意见。由谁来继任秘书长，就成了问题。按照协会章程规定，应该是由会长提名，交由执行理事会讨论决定。但是新任会长王石却迟迟不肯提出新的秘书长人选。杨平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留任新一届秘书长。宋军跟杨平说，“你就辞职吧，别去选了。格局就摆在那里。”因为宋军明白，即使王石想继续留用杨平，新任的9个执行理事里面也有6个不会同意。于是杨平辞任后，协会秘书长职位有好几个月空在那里。

　　几名执行理事就在一起讨论到底谁合适，商议是否酝酿个名单出来。这本是出于好意，不自觉地要负起责来。但是王维嘉表示反对，说这种做法不符合章程，因为执行理事没有提名权，“如果王石聪明的话，一定会提出一个名单来，跟你们沟通。如果你们几个提出一个名单来给王石，这不是逼宫吗？其他没有参与的人就会有误解，肯定问，凭什么你们来提名？所以大家还只能等王石提名，大家表决就可以了。”一场可能造成误会甚至分裂的事件因此被阻止了。

　　但此事，还是引发了阿拉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风波”。

　　王石经过和大家沟通之后，最后提名协会专家组成员杨鹏作为新任秘书长候选人。在执行理事会议上，建议在杨平辞任、新任秘书长还没有选出之前，由杨鹏代任秘书长。但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还是“惹”怒了一个人，那就是远在云南的武克钢。

　　武克钢认为，在推选新任秘书长这件事情上，北京的这批执行理事们有点弄小圈子活动。因为事先不透明，是这些所谓的大佬们在仰仗权威，自己操纵秘书长选举结果。尤其是杨鹏和杨平都是武克钢的“哥们儿”，不征求他的意见，杨鹏就取代杨平成为秘书长，也未免太不够意思。

　　所以，武克钢就给张树新打电话，说这是一个“阴谋”。张树新很无奈，反复解释说大家这都是按照规则办事，完全符合协会章程。武克钢在电话中越说越激动，说即便如此，提名新任秘书长他也有份，不仅是北京这帮人的权利。张树新冷静地说，“你是监事会成员，不是执行理事、更不是会长，你有权利提反对意见，但没有提名权。”听到这里，武克钢“腾”地就火了，挂了电话，立马买了机票，飞到北京。

　　武克钢下了飞机，直奔会场，就把王石、张树新、王维嘉拽到一个会议室，赶走记者，告诉工作人员“把门给我看住了啊”。关起门来，武克钢就冲王石拍桌子，“不要以为你们几个大佬秘密策划，我们就得听你们的。想趁着媒体都在，你们一宣布，成为既定事实，就这么过了。咱们必须关起门来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换掉杨平，过程是怎么样的，你们到底怎么商量的，必须给我说清楚。”

　　武克钢声色严厉，指着王石的鼻子责问。王石却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老武，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但是武克钢在气头上，依然不依不饶。“你把杨平换掉了，你总得给他申诉的权利吧，对他的工作总要有个公正的评价吧，不能喝来吆去的。在企业里面玩独裁可以，在这里不行。”王石脸上基本没有任何表情，张树新却看到王石两个拳头攥在一起，她担心王石忍不住，两人真能打起来。这时候王维嘉在旁边捧起章程，小心翼翼地说，“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没有违反章程啊。”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武克钢一把夺过王维嘉手里的章程，摔到桌子上，“去他妈的章程！我就知道你会拿章程来压我。”王维嘉傻了。他们不知道，武克钢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

　　事后当晚，武克钢即对王石、张树新、王维嘉认真地道了歉，请大家对自己“情绪过激”多加海涵。然而，时至今日，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参透“武克钢暴怒”的真正根由，只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武克钢的性格弱点，或是武克钢身上的“江湖习气”使然。

　　在采访中，武克钢谈起此事，“我生气，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理解。”这件事情事先“不透明”，使他对秘书长选举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因为，他发现即便是在阿拉善协会这样一个公益组织里，活跃的也总是一小部分人，沉默的是大多数，跟社会上一样。但一个组织里总是要有人说话。协会负责人更不能以权势压人，“不能摆出一副你们定完了，就强加给我，那我就不同意。”

　　至于“摔章程”，武克钢说，那并非是自己要挑战规则，而是对规则有不同的理解。他不能容忍以规则来压人。王维嘉说“选举符合章程”，但当时章程是不完善的，对于章程的条款，大家有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找章程这一条，我还可以找章程那一条，这就是看那个语言怎么说了。”武克钢说“我是个AB血型的人，理性的时候很理性，但发火起来谁也别拿话噎我。”

　　实际上，一直倡导“中国需要工商文明”的武克钢，最反对的就是“两暴文化”，对于中国社会沿袭至今的“官本位”主义，他深恶痛绝。他所竭力捍卫的，和王石、王维嘉、张树新们所要追求的，其实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平等协商”的契约精神和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而他们反对的也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对于“官本位”的路径依赖。在武克钢看来，建立并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企业家公共空间，是一份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容不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破坏。

　　正如宋军所说，武克钢非常喜欢阿拉善协会这个平台。能够有这样一个群体，去承担社会责任，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研究解决社会问题，武克钢骨子里是非常开心的。但是，爱之愈深、责之也愈切。当武克钢发现，自己喜欢的这个组织，也有可能被自己激烈反对的“官本位”侵蚀之际，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心中“雷霆万钧”的怒火。因为，这无疑是触动了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触犯了他的底线。这实际上才是武克钢暴怒背后的真正缘由。

　　悖谬的是，武克钢在阿拉善协会捍卫契约精神、反对“官本位”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却多少带点“暴民”色彩，这是阿拉善这批企业家在“风暴眼中”走向成熟的标本式写照。他们所坚持的东西和他们反对的东西在他们自己身上进行着激烈的冲突和痛苦的斗争。

　　武克钢认为，阿拉善协会有冲突、有波澜很正常。换个角度看，这正是一个企业家阶层逐步成熟的过程。武克钢告诉我们，正是在那次冲突后，阿拉善协会才建立了章程委员会，章程也是越修改越完善、越合理。

　　阿拉善生态协会“企业家公共精神”的成熟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又一个“风暴眼”的突破史。从任志强不满于阿拉善生态协会“花钱能力”的发难，到武克钢斥责“冯仑代马蔚华竞选”的违规。每一次冲突，都推动着协会成员间“对话机制”和“议事规则”的修订和完善。

　　2008年，现任秘书长杨鹏做了一个乐观的判断，“大大小小的风暴点终于被清除了。SEE正处于规范阶段上，力争走向成就阶段。风暴过后是彩虹。”实际上五年以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SEE不仅在乌兰布和地区200亩梭梭林保护、有效防范沙尘暴项目上取得了成效，成为中国最专业的治沙NGO机构，而且在扶植中国民间NGO建设方面成效卓著，阿拉善SEE协会被很多NGO认为是制度建设的样板；在2008年还取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资格”，有权参加联合国环境方面会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扬。

　　今年9月，在新浪网等几十家媒体联合发布的共和国地标评选中，阿拉善生态协会被选为2004年共和国地标。因为它代表着“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

　　在刘晓光看来，这开创了历史。这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阶层的觉醒。

　　谈到自己5年来参与阿拉善生态协会的感受，张树新说，“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

　　或许，三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五年前67位企业家在月亮湖的合影，我们会发现那一刻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们背后是一排枯死的梭梭树和一片荒漠，而他们眼前的远方是一丛根深叶茂的森林。

　　正是在那一刻，他们不仅摆脱了历史的宿命，而且为我们选择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