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是当今电影界包揽全球票房冠亚军的唯一一人。他从未专门研修过经济学，对投资成本和边际效益的概念一无所知，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拍一部勾引大众买账的电影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瀚澄

　　人们都恨他。

　　假如你不具备最起码的专业素质，那么和他就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性。14年前，当你在Blue Sky/VIFX数码工作室第一次邂逅詹姆斯·卡梅隆—这个目光狡黠、喜欢把手插进屁股口袋的加拿大人时，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问我们：“那些该死的从船上摔落时，虚拟角色的坠落轨迹该如何设计？”我们的回答是：“为什么不用真人来完成表演呢？”卡梅隆突然咆哮道：“记住，永远不要用一个问题去搪塞另一个问题。”

　　暴君的潜在逻辑是：“我根本不知道答案。”正是如此惶恐，催生了他满头白发。

　　2009年12月18日，詹姆斯·卡梅隆兀自待在贝弗利山的格伦咖啡馆，无聊翻阅着杂志。其实，他毫无闲心读那些，窗外—全球的电影消费大军，都在这一天决定着他的生死。《泰坦尼克号》终究打赢了史上最骇人的破冰之战，《阿凡达》岂有崩陷之理？但对卡梅隆来说，这一次显然赌得更绝，考虑哪种死法更体面，远比思量庆功宴穿什么裤子要实际得多。好在，下了船的上帝，果然打算移民潘多拉星球了。

　　疯魔成活：行走在风口浪尖

　　和自恋到令人作呕的迈克尔·贝(代表作《变形金刚》)相比，卡梅隆的自信从不爆发在成功之前；与碎嘴滔天的罗兰德·艾默里奇(代表作《2012》)相比，卡梅隆的审慎又让媒体学会了沉默和观望。

　　但凡了解卡梅隆的人都知道，这个被其前妻琳达·汉密尔顿尊为“魔鬼”的男人，本质上并未和其他好莱坞导演从事相同的勾当—骗钱。“对于钱，很难说我不喜欢，但获得它们的方法，却是花掉它们。”无疑，高投资、高风险与高回报的“卡氏定理”，在《泰坦尼克号》上位之前根本就是一句玩笑，尤其对遭遇过《埃及艳后》末日浩劫的福克斯公司来说，纵容卡梅隆就等于将自己活埋。只是，独一无二的卡梅隆，恰恰用钞票并联了绝望和狂喜的两极。

　　在风口浪尖走钢丝，是卡梅隆从1984年开拍《终结者》时就开始夯筑的创作肌理，在他处心积虑的嘴脸背后，多半是制片商们咬牙切齿的表情。1991年之前，好莱坞一线商业巨片的平均成本，大约控制在5000万美元到6300万美元之间，但卡梅隆生生烧掉1亿美元的《终结者2》，却一夜击碎了好莱坞的投入产出法则。

　　卡车司机出身的卡梅隆，从未专门研修过经济学，对投资成本和边际效益的概念一无所知，更别说用时间序列回归法，去考察基于Fama-French三因素定价模型的特质波动率与横截面预期收益的关系。

　　事实上，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拍一部勾引大众买账的电影。1997年8月26日的《泰坦尼克号》内部试映会后，卡梅隆说：“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养家糊口的办法。”但当时并没有人这么认为—在两年多的噩梦中，卡梅隆早就想到了自杀。最初，当他端着“癞蛤蟆活剥天鹅肉”的剧本和匪夷所思的预算到处游说时，很多人就认为他应该去精神病院。但卡梅隆并不在乎，他设计了长达775英尺的外景，坐在吊车上用一支喇叭差遣无数演员，犹记福克斯CEO比尔·莫坎尼克那句仰天一啸的悲叹：“没人知道花了多少钱，反正片场变成了地狱。”

　　那一夜，卡梅隆狠狠掐灭一根雪茄，宣布放弃自己1000万美元的片酬和利润分成。可即使这样，福克斯还是觉得会亏钱，勒令卡梅隆把下一部片子的报酬和分成也提前交出来。最可怕的是，电影推迟了上映日期，成本则从1.1亿美元追加到两亿美元，一举刷新好莱坞的投资上限。影片登场前两周，卡梅隆的绝望难以掩饰：“整个剧组都笼罩在大祸临头的宿命感之下，那是一种无法规避的恐惧。”—整句话中，竟没有出现一个脏字。

　　《泰坦尼克号》18亿美元的票房神话，最终伴随卡梅隆的“我是世界之王”以及四声貌似狗叫的欢呼，让世纪末电影工业的总结，幻化成从白痴过渡到伪智叟的好莱坞制片商集体磨刀霍霍的野心。但卡梅隆很快选择了潜水，开始用寂寞蕴蓄更大的奇迹，还有灾难。

　　梦幻再造：像阿凡达那样生存和裸露

　　卡梅隆是一个可以圈揽巨额财富的非投机分子、伪电影商人。

　　用来印证其第一种身份的证据，是2005年的一次专访。当时，一部名为《杰克归来》的预告片惊现网络，有人问他是否打算实现影迷的愿望，卡梅隆一如既往地轻蔑：“女人分娩后问她想不想再要孩子是不合时宜的。重复和死亡是同义词，我有足够的新故事，比如长着蓝肉的外星男女和地球人打一架。”

　　而证明其后一种身份的，则是乔·兰道—卡梅隆身边不可或缺的助手，亦是良师。这个商业运作思辩力足以和卡梅隆的造梦想象力媲美的胖子，攻克了《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在制作、宣传、营销等各个细微环节上的难题，让卡梅隆每逢四面楚歌时，都不至于因神经衰弱而割腕。以一种不太厚道的语气来说，卡梅隆挑选合作伙伴的毒辣眼光，远比他前四次失败婚姻挑选女人，要犀利和精准得多。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卡梅隆所推动的商业法则新陈代谢、引领所谓巨片的制作风潮，本质上与《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两大里程碑式的特例并无对接关系，原因是，高投资的行为艺术，仅仅是其他商业导演在成本绝对金额上的模仿，而非真正继承了卡氏电影“大爱无疆”的精神衣钵，因此才出现了新千年后主流大片平均成本1.2亿美元，但北美本土平均收益却只有1.8亿美元的尴尬现实。而卡梅隆放弃使用头牌明星，转而对视觉概念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也在极大程度上暴露出一个实战派不可复制的生存伎俩。斯皮尔伯格曾经说：“我完全相信，假如卡梅隆来拍《变形金刚》，那么效果注定惊为天人，但我只有1.7亿美元供他挥霍。”于是，卡梅隆只好在好莱坞暗角扮成“深海幽灵”潜伏于水底，一等就是10年。

　　庆幸的是，卡梅隆对理想近乎变态的追逐和对实现自我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总能借助于长到令人发指的筹备周期和潜移默化的技术积累，达到常人望尘莫及的平衡。三年前，卡梅隆公布第一张纳威公主奈蒂莉的概念照时，曾经说：“很多人担心，让蓝色怪物担当主角是否会失去观众？但我考虑的问题却是假如我不敢想、不去做，那么电影就该进棺材了。”这句话打动人的直接原因是—没有哪个疯狂时代，能比让理想主义者放手一搏更伟大了。

　　《阿凡达》剧组在新西兰拍摄外景的日子里，我惊异于卡梅隆极度专业的知识储备，摄影师文斯·帕斯告诉我：“这是卡梅隆2003年拍摄IMAX纪录片《深海幽灵》扛过的Fusion3D摄影系统。”在演员进棚的三个月内，我起初对他们身穿紧身衣，全身上下被装上感应点并不感到新鲜，但当卡梅隆声称“这种技术叫做FPR和ADR，分别用来捕捉面部表情和对话自动采集”时，我突然明白福克斯的包工头再没像14年前那样怒发冲冠的原因。

　　2009年12月18日，IMAX 3D版《阿凡达》未经允许就爱抚了观众的眼睛，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卡梅隆平静地吻了他温恭夙著的妻子苏吉·埃米斯，仿佛说了句“I See You！”

　　银幕哲学：技术绝非强奸视觉的武器

　　卡梅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没有“之一”—这种近乎失去理智的谄媚，仅限于全球影迷24小时排队一公里买票的当下，但不得不承认，能召集全人类在同一时间为一部电影流泪、鼓掌和尖叫，且让票房的铜臭飘散出悲壮史诗味的导演，有且只有卡梅隆一人。

　　对于任何一个由艺术作品引发的旷世奇迹，刻意究其前因后果都是一种虚妄做作的表现。换句话说，卡梅隆的彪悍成功，永远赢在被俗世审美体系习惯性忽视的起点上，那些通俗却不简单的构想离我们如此遥远，貌似笨拙而原始，却是卡梅隆点染终极情怀的根本法宝。在《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诞生前，它们曾分别被定义成“滥俗爱情在灾难中的简单呈现”和“星球大战的另一种诠释方式”，而在技术层面上，它更被不假思索地奉为主流炫技电影的行业标杆。倘若真相如此，那么谁也不可能看出迈克尔·贝和卡梅隆的天壤之别。

　　“技术并非强奸视觉的武器，故事是诱发消费欲望的唯一动力。”卡梅隆每次这样说时，嘴角都控制不住抽搐，因为他想为自己辩解的是：他对高端技术的玩命努力，只服务于角色心灵诉求的最大化。当我们第N次欣赏《终结者2》、《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时，会发现其精神内核如此贴近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星球的潜在梦想，他们面临的戏剧冲突跌宕却又可信，悲怆与喜悦、信任与疏离、亲情与情爱，皆能在超越普通视觉概念的前提下发挥到极致。我们能记住杰克而不是莱昂纳多、记住哈利而不是施瓦辛格、记住奈蒂莉而不是佐伊·索尔达娜，原因正在于卡氏电影里绝不缺“人”。而在万千膜拜的目光中，卡氏巨片的炫技倾向又是那样克制和唯美—最典型的例子是，《阿凡达》里竟无一个巨鸟正面冲出银幕的瞬间故意吓煞观众，这便是卡梅隆的银幕哲学。

　　在电影暴君卡梅隆面前，中国导演开始孩子气般地自惭形秽起来。这当然不只是雪花银的问题—在这个版图内，懒惰的我们早已习惯了透支名气，而非透支要命的想象力。

　　所以，人们依然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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