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ence of the Copenhagen Summit

　　文/张晓英

　　或许意识形态、伦理和信念的改变才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根本。与成熟的生态系统原理类似，调整能源消耗应实现

　　人类与生态价值的一致，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加合作而非扩张的社会

　　哥本哈根口水战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的焦点集中在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之间，奥巴马政府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清楚地让外界了解排放承诺，美国将坚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控制排放的任何承诺进行独立核查，而且不准备紧随欧洲之后具体阐明美国今后10年将提供多少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方重申发达国家应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援助的呼吁，强调除非减排得到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或支持，否则与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拒绝作出可接受国际核查的减排承诺，国家之间的傲慢与偏见令与会方各执一词，口水之争在所难免。

　　口水战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美国的排放目标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鉴于西方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历史责任，这意味着工业化国家必须加大减排力度；在未来20年中，几乎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都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争论的焦点就是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是否应该从美国和欧洲获得援助来帮助其转型为更清洁的经济增长模式，两国对政策细节的争论是未来数十年两国广泛经济实力较量的一个缩影。

　　人类的贪婪和自私是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面对生存危机现有经济发展模式未必能够体现人类的意愿，这场漫长的口水战基础是显而易见的。

　　缺乏统一标准

　　美国宣布在2020年之前将把碳排放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17%，中国提出在2020年前将碳强度（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05年削减40%45%，由于缺乏统一的减排标准，美国方面认为即便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到2020年碳排放量仍将比2005年激增逾75%，并且在发表减排声明之前，这一目标就很有希望实现；中国方面则认为美国的远期诺言缺乏诚意。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指标是容易的，温室气体的减排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权，历史排放、人均排放、转移排放各种指标模糊了国际责任界限和国际政策标准。

　　哥本哈根上演了一幕幕的辩论、指责、离场，负责批准碳减排信用的联合国机构本月初拒绝了中国的10个风电项目，并指责中国捏造数据以获得国际补贴，这场围绕着少数风电项目的纷争彰显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一场规模更大的较量──如何以及谁来为遏制全球变暖埋单、哪些国家将从新技术的开发中获益？缺乏一个可度量的标准引发无休的争执，使人们对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该机制建立的初衷是帮助贫困国家为减排所需的昂贵升级埋单，通过碳减排信用让富裕国家通过为贫困国家原本难以建造的减排项目埋单来兑现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承诺，批评人士称这一机制被歪曲和滥用，有些国家对于盈利的减排项目，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达不到联合国标准的项目获得投资。

　　对于如何分配限制碳排放责任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世界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还在你来我往地争吵，标准的缺乏决定了这种争吵旷日持久。至于碳交易价格由于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交易中心，根据总部设在伦敦的碳市场信息提供商New Energy Finance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为1200亿美元，2020年时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交易都发生在欧洲。虽然目前有一些现行的排放交易系统，如位于伦敦的气候交易所（Climate Exchange） 运营的系统，但还没有被广泛采用。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排放交易市场可能比欧盟大出3倍，在没有达成全球协议的情况下，区域性体系最终可能汇聚为一个全球标准。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将推动全球碳排放市场进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哥本哈根会议尘埃落定后，为碳交易建立长期可靠的定价机制可能是可以确定的一个领域，这甚至将是更稳定有效的通往同一个最终目标和可靠的碳排放价格的途径。

　　利益过度分散

　　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国家利益过度分散，美国希望中国和印度承诺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顶峰时间，并要求两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有关报告、监控和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量的标准。中国则重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印度政府表示不会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认为在考虑固定的排放峰值之前，需要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肩负采取更多限制性措施的历史责任，因为它们才是导致几十年来气候遭到损害的罪魁祸首。

　　俄罗斯的注意力主要是推动前苏联时期工业基础设施节能化所需的大量投资上，气候变化问题并非政府议事日程重点，其目标是到2020年将能源效率提高40%，并要求将俄罗斯森林对于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被考虑其中。

　　巴西政府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将通过停止亚马逊流域的森林采伐，普及既能使用生物燃料又能使用普通汽油的高能效的车辆来实现，这一减排目标是自愿性的，要想实现更高的目标依赖于巴西政府得到资助。

　　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希望得到数十亿美元以弥补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和洪灾损失。尼日利亚等产油国则认为，工业化国家石油消耗量下降导致的收入减少应该得到补偿，厄瓜多尔提议富裕国家支付35亿美元，让该国8.5亿桶石油储量继续留在地下，以保护油田地面的亚马逊森林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这种永远无法调停的口水战难免扼杀各国代表对减排是项联合行动的信念，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全会阶段再次爆发争执，各方相执不下的问题包括谁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埋单，以及富裕国家应该为贯彻减排作出怎样的努力。美国已经拒绝了富裕国家贡献至多1% GDP的建议，争执的核心表现为资金问题的尖锐分歧。本次会议各国仅达成一项具约束力的协议，许多国家只希望能够约定减少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向最有可能受到全球变暖影响冲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刚性政治约束

　　各国在气候保护方面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必然影响到其国际形象和综合竞争力，这场谈判表面上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各国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的竞争。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低碳承诺的关系，这种权衡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智慧，不能因为完成低碳承诺而影响经济发展，也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影响低碳承诺目标的实现，减排承诺体现了共同责任的担当，但是放弃经济发展无疑是政治自杀。

　　美国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游移态度，多少说明美国的疑虑：对欧洲主导的这一所谓低碳经济形态，美国应该处于什么角色？奥巴马政府发现自己在试图就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达成全球协议所面临的政治约束。美国参议院一直忙于医疗保健立法，并在美国对阿富汗政策上争论不休，美国国内限制排放的立法表决已经推迟到明年春季，这制约了奥巴马对美国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长期融资的预测能力。中美双方的举动似乎并未打破僵局，也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艰难谈判只是这两周博弈的组成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旷日持久谈判的起点。

　　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

　　没人愿意承担导致峰会失败的罪名，各经济体通过让步最终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协议，无非是形式和实质的成分不同。或许世界就是这样层层展开，这一刻迷离下一刻就会清晰，这一刻愤愤不平下一刻就会彼此谅解，苏醒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狭隘、偏激和片面的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资源短缺的警告此起彼伏像孩子喊的“狼来了”一样麻木而被忽视，或许没有人想到今天碳空间短缺竟这样凝聚全球目光。

　　鲁弗斯·迈尔斯1976年出版的《美国梦的苏醒》(In Awakening of American Dream)就提到“化石能源是财富的根本，美国社会致命弱点是对能源依赖太大，发展的最终限制是能源、技术和生物圈的平衡”，他还指出最终经济学无法提供好的政策答案，并预料到意识形态、伦理和信念将发生剧变。理解整个社会适应资源短缺的必要性，使经济与全球生物物理基础相适应，否则这个世界就会选择自私自利的方式，争夺必需而且残存的资源。

　　了解能量、物质与增长非永久性关系的人都相信经济不能一直加速，全球常规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导致能源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有限燃料资源难以支撑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反过来又制约全球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成为全球共享的态度应该调整，因为全球经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已经超出了地球承载限度，自由市场的原则控制经济的整体运行，当面对生存危机时，未必能够体现人类的意愿从而把人类带入灾难。或许意识形态、伦理和信念的改变才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根本。与成熟的生态系统原理类似，调整能源消耗实现人类与生态价值的一致，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加合作而非扩张的社会。强调创新、效率、合作、多样性、维护而不是速度、竞争、一致件、增长，通过遏制过度消耗和浪费从而维持一个更安全的环境，等待环境资源再度积蓄。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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