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白鹤

　　一年岁末，深圳最拥挤的地方应是火车站，不过现在已被深圳社保大厅取代。据《南方日报》称，2009年12月31日，深圳惊现史无前例的养老金“退保潮”，保守估计有近两万人，而往年单日退保最多也就3000人左右。

　　这一切发生在养老保险转移新政实施前夕，“导火索”是2010年生效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不得退保”。这显然出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的预料，他连用两个“惭愧”表示事实与自己预判相佐；而社保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在接受《数字商业时代》采访时也连用两个“可怕”表示惊诧。

　　“转移接续”问题始终是困扰现行养老制度的痼疾。在原有制度下，农民工一旦退保或转移，就意味着企业为其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不能带走，只能留在当地为财政“做贡献”。新的《暂行办法》正在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们还是做出同样选择——宁可牺牲未来的权益，也要换取眼前个人账户的一点现金。

　　对此郑秉文分析，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对新政规定“单位缴费部分转移12%”有误解。他一再强调，目前规定“12%”的转移比例，与个人未来权益的累计和养老金水平核定标准无关，未来权益的累计和养老金水平发放还是按照原有企业缴纳部分20%的比例核定。换言之，在深圳打工要回老家的农民工转移养老金时，尽管是按照12%的比例转移单位缴纳部分，但退休后最终领取养老金时还是按照深圳缴纳额的20%比例核定。

　　此次新政之所以提出12%的转移比例，郑秉文表示此举完全是为了平衡各地方社保中心资金可持续性的问题。“深圳也有退休的人员，社保机构还得发放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其他接收地也不愿意只纯粹支出养老金。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既照顾原转出地，也照顾现接收地。”

　　那企业缴纳部分剩余的8%去哪儿了？郑秉文表示，这个比例数据只是“后台操作的一个现金流”。在养老金未发放之前，平衡地方利益其实没有意义，《暂行办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农民工退休之前，社保机构只要转移记录就可以了。既然最终权益还是按照20%计算，就没有必要确定转移的比例。”

　　尽管现在选择退保并不划算，农民工还是纷纷要赶“末班车”，除了对养老保险转移新政的不了解外，“对转保流程过于复杂的担忧以及对将来工作地点和时间的不确定，是参保人选择退保的主要原因。”深圳社保局在现场发放的调查问卷似乎也解释了疑惑。

　　“按照社会政策学的理论，好的政策应该是一目了然、通俗易懂的，而复杂、含糊的政策就一定不是好政策。”唐钧指出，现在的《暂行办法》中有几处是参保人看不懂或不放心的：一是转移接续的工作流程和程序，包括手续怎么办，资金怎么走；二是退休时领取养老金的工作流程和程序，包括在哪里退休，如何办手续，养老金如何计算，养老金怎样到手。

　　“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电子信息平台与户籍制度连在一起，跨省转续都只能手工操作。”郑秉文认为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新政严格规定了“3个15个工作日”的期限，已经是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的结果，是对地方社保经办机构的硬约束。

　　不过，新政似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记者拨打北京市社保中心电话咨询养老金转移办理，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国家规定虽然有了，但还要等北京市出规范，接受地也出台规定后才能办理。”这也是郑秉文认为新政仍有待改进的地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