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林  颖  

　　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尊重创造精神，相信上海这片丰饶文化土壤能孕育出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

　　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尊重创造精神，相信上海这片丰饶文化土壤能孕育出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

　　上海患上“大师饥渴症”

　　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现状不尽如人意，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文化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2008年9月，上海本土著名歌唱家廖昌永申请“优才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在上海引发轩然大波。面对众多争议，拿到香港居民身份证的廖昌永解释说，申请“优才计划”只是为了方便演出，持有香港特区护照出境可以免签证，而自己是不会离开上海的，“还是以前的工作，还要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因为我爱上海，我在上海一切照旧。”

　　解释虽然平息了争议，但是上海自己培养出的“亚洲第一男中音”出走 ，还是让不少上海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许多上海人惊讶地发现，在追求国际化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人才就这样被“化”走了。失落和惊讶交织的复杂心情中，上海表达出了对文化复兴和文化大师迫切的渴求。

　　遥想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文化最耀眼的中心。上海文化中既带有通俗气息的市民文化，也蕴含着传统国画、京越昆剧的高雅情趣，还展现出中国现代电影工业的繁荣前景，海纳百川的气度为古今中外的多元文化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片中西合璧的文化土壤上曾经孕育出了一大批文化名流。仅仅一条500米左右的虹口区多伦路，就先后住过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周建人、陈望道、柔石、丁玲等，也曾留下过瞿秋白、夏衍等人的足迹。回首今朝，上海的文化土壤却日渐贫乏，随着巴金、王元化、谢晋等老一辈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文化大师相继离去，上海文化后继乏人，留下一片片空白的叹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拥有令全世界炫目的经济增长，胸怀建设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大中心的恢弘愿景，但是上海的文化地位却与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

　　余秋雨先生拿上海与纽约、巴黎、法兰克福、伦敦、布拉格这些全球文化重镇乃至香港、台北等城市一一比较，指出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现状不尽如人意，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指出，“经济增长和文化增长密切相关，但不完全同步。一个经济富庶的城市，不一定就是文化的魅力之都。”

　　甚至与周边地区相比，上海的文化实力也在下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认为，“以前文化实力上只有北京和上海比较突出，上海还能以中心自居，但是现在全国水平都高了，比如江苏在文学创作上的整体实力就比上海强。”其实，对文化艺术顶尖人才的追逐与争夺，各地都在或明或暗地较着劲儿，像上海旁边的杭州就从四川“抢”回了作家麦加，让川人在网上一片郁闷。这些都给上海的文化竞争力敲响了警钟。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上海的文化发展准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从强调经济中心建设，到重视文化中心建设，表明了上海开始注重一座城市精神层面的发展，迫切希望增强文化“软实力”，缩小经济与文化之间巨大差距的愿望。

　　近几年，上海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有不少大手笔。兴建一大批动漫产业园、文化创意园区，影视、演艺、传媒、出版、广告等文化企业经过改革转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进取搏杀在市场丛林之间。2009年6月上海还在全国建立了第一所文化产权交易所，已成交各类文化产权20多亿元，并先后创设了国家动漫游戏产权交易中心和上海版权产权交易中心。上海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将服务经济之一的文化产业作为转型的重要目标。这都表明了上海建设文化中心的决心和行动力。

　　不断落成的新设施、便捷的文化交易融资平台，虽然表达了筑巢引凤的美好心愿，但是这些仅仅是一座城市文化繁荣的外壳，更重要的内涵是好创意、好作品。自由是艺术创作的灵魂，文化人不是温室里人工培育出来的花草，而是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呼吸新鲜的空气、在土壤中恣意生长的野百合。因此，自由的氛围，宽松的体制，才是产生文化大师、产生好作品的重要前提。

　　让艺术家的想象力自由飞翔

　　吸纳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在这个舞台成名、在此借船出海，这才是上海建设文化中心的要义所在

　　30年前，著名的表演艺术大师赵丹说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在文化产业中，哪个行业越管得宽泛些，哪个行业就相对繁荣些；哪个行业越管得严管得具体，哪个行业便缺乏活力。今天我们发现，网络、音像、艺术品经营、培训、文化旅游比娱乐、演出、影视业发达，而娱乐、演出、影视业又要比传媒、出版业发达，就是同是纸质媒体，出版比新闻繁荣，而杂志比报纸更具活力。

　　对文化人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政府对文化发展的高度关注。但是，一旦过分“关怀”，变异成了某种“管理”的方式，封个“大师”头衔，或给个行政职位，结果往往是艺术家的活力大大下降，越“关怀”就越拘束，就越失去创作的自由意志。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认为，“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很了不起、应该能出大师的时代。不过这只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文化大师不是评出来的，不是人工培养出来，也不是用金钱催生的。有关方面总希望以大量人力物力来培养大师，但是当代封的大师并不可靠。不要轻易用大师这个字眼，用名人、优秀的艺术家就可以了。如果批量分封出一批大师，艺术的品格就会贬值。”

　　毛时安建议，作为政府和官员，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思想更加解放，使艺术家想象力更加自由飞翔，有更加自由宽松的心态投入创作。“我们提供一片好的文化土壤，创造好的文化生态，至于能不能出大师，不是主观能决定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也认为，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中，回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容与创新体制中去，让文化市场和消费者“用脚”投票，改变行政力量对文化产业旧有的管理模式，按艺术规律办事，把权力交给专家和艺术家，把政府介入的力量降到最低度，只有这样才能把优秀人才吸引进来，把优秀作品留下来。

　　在全球化的今天，眼见着优秀的人才一个个“转身离开”，上海是不是也应该主动采取点择才之道、优才良策、储才良计？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分析说，“如果上海能面向世界，创造足以吸引全球优秀文化资源汇聚的良好机制，未必不能造就文化顶峰之巍峨壮丽。”吸纳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在这个舞台成名、在此借船出海，这才是上海建设文化中心的要义所在。

　　“在纽约，不同街区的房价总在轮番上涨。一个贫困的社区，一旦住进了一位艺术家，房地产商就慕名而来开发，从而带动了这个地区的房价上扬。艺术家们搬到哪里，哪里的房子就上涨。而现在上海疯涨的房价，令不少文化人望而却步，把不少艺术家都赶到了周边二线城市，这些都不利于上海提高自己的文化实力。”陆铭认为，近年来上海开始放松户籍政策，实施廉租房政策，这些都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好政策，但还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为艺术家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城市文化实力不等于文化大师

　　作为未来国际经济中心的上海，在文化大发展的时代里不该捆绑住想象力翅膀，束缚创意的自由

　　当然，仅仅对“大师”的饥渴还是一个误区，还是一种对文化发展急功近利的表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地位，的确和存在几个文化大师有一定的关系，但一座城市文化实力的提升，并不是制造一两个文化大师就能解决的。

　　一个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不仅仅需要大师级的人物，还需要各层次民间文化、群众文化的广泛参与。陆铭去过不少欧洲国家参加学术会议，回忆起那里文化艺术氛围深有感触，“街头艺术的繁荣程度，往往可以衡量一个地方民间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当地人民的文化素养。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那里的街头路演艺人、公园里的行为艺术家比比皆是，成为一道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街头艺术能够自由存在，得益于当地政府对民间文化宽松的态度。与国外宽松的文化环境相比，在我们这里往往一看到街头艺人，直接的反应就是影响市容市貌，要进行严格管理。只要这些街头艺人不妨碍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没有给城市公共秩序带来麻烦，就让他们在那里表演又有什么不可？”

　　陆铭指出，“我们往往只盯着位于金字塔顶部的几个文化名人，而忽视了更多处于金字塔中部和底部的更广大文化人。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不是靠几个文化名人营造出来的，而是由众多普通的文化人共同辛勤创作形成的，这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铭认为，上海应该以更开阔的胸襟，包容多元文化的存在，让处于文化生态链上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人能够自由发展，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产业生态圈，才能为孕育文化大师积累沃土。

　　实际上，一个真正的顶尖文化人物，从来不是专属于哪一个城市的。从历史上看，越是著名的文化大家，越没有地域性限制，越能够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越能够提升所在地的文化吸引力。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从鲁迅到巴金是上海文化的最高代表，但没有人会把他们归为海派文化。归根结底，上海只是个发生地，文化人的居住地，不必把所有文化上的光荣都归结到一方水土。”上海的使命是为全世界提供伟大的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渴求大师、渴求大作、渴求民族文化提升的时代。作为未来国际经济中心的上海，在文化大发展的时代里不该捆绑住想象力翅膀，束缚创意的自由。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尊重创造精神，相信在上海这片文化土壤中，能孕育出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