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迅雷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振兴政策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逐年上升，却没有为其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从世界经济史看，不均衡发展才是常态，期望所有落后地区的经济都能崛起并不现实，从城市竞争力和投入产出比判断，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还在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应在东部几个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优势区域开展。

　　区域振兴政策

　　已经变成“普惠制”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30年之后再审视这一战略，确实是非常成功，全国GDP由此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堪称经济奇迹。但在区域均衡发展方面，却与当初设想的通过沿海地区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梯次发展的所谓“雁行发展模式”或“梯度发展模式”相距甚远，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为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在1999年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十大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15个区域振兴规划(附表)。这些促进区域发展的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之外的所有地区。即便在东部沿海，政府同样为发展相对滞后的环渤海和海峡西岸等地区赋予了优惠政策。

　　过去10年中，虽然区域发展优惠政策不断，但东部沿海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却没有缩小，随着局部性的扶持政策几乎变成了“普惠制”，大家对政策效应的预期也在递减。那么，在如今东部沿海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下，将来究竟哪个区域能够真正崛起呢？

　　产业转移会否由东向西展开

　　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密切相关，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奇迹。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旨在引进外资以解决发展制造业的资金缺口问题，并学习先进的管理技能。在这一过程中，全国的优秀人才和低廉的劳动力纷纷流向沿海，形成了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和以上海－苏州－杭州为核心的长三角两个经济发展带。但今年以来，受全球经济萧条、中国出口规模出现两位数负增长影响，东部沿海变为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区域。虽然明年出口有望正增长，但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萧条的情况下，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仍将继续受出口不振的拖累。出口萎缩之外，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也会加大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心城市的投资和经营成本，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之举，如广东省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构想。但产业如何升级，又如何转移出去，却是经济学逻辑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所谓双转移，是广东省政府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统称，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转移。但这一政府一厢情愿的省内产业转移能否顺利推进，很值得怀疑。一是产业转移能否抵消运输成本的增加，是否会失去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的扩散效应？如东莞原先的产业配套和集聚效应已经成为世界楷模，如果实施产业转移会否弄巧成拙？二是产业升级是否具备人才和研发优势？如长三角技术人员总量是珠三角的两倍多，而在2007年，广东省用于研发的政府支出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3%，同期上海为2.52%，全国平均水平为1.46%。三是广东之所以成为中国GDP第一大省，就是靠发展低附加值产业，而中国之所以即将成为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大国，也是靠发展低端制造业，这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也是当地政府少干预市场的明智之举。从目前的广东来看，腾笼换鸟已经有了更多的替代词，如“扩笼壮鸟”、“改笼育鸟”，双转移也变成了“就地升级、就近转移”，说明市场的力量还是要强于政府的计划。

　　从二战后的全球产业分工变化特征看，确实存在制造业由欧美向日本、由日本向四小龙、再由四小龙向中国东部沿海转移的过程，但下一步是否存在向中国内陆地区转移的必然逻辑呢？香港工业总会的一项调查表明，90%的受访企业不愿离开珠三角，他们认为，产业转移后的最大问题是运输成本上升，其次是技术工人短缺，第三是内地缺乏珠三角那样完整的产业配套。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特征看，基本上都是沿着海岸线转移，因为海运成本最低。目前全球四个制造业大国中，德国有1200多公里的海岸线，日本和韩国本身就是岛国，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可见，全球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与地理环境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我们在筹划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沿长江向内地转移时，是否也应该注意到越南、印尼等国家更具有成本优势呢？目前的现实是，沿海大部分企业自身还不愿意放弃低端产业，甚至还不愿意在省内进行产业转移，其本质还是各个生产要素的综合成本问题。

　　中西部地区是否

　　具有产业转移的承接力

　　均衡发展，包括地区间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等，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方面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多年来也在不断增长，如从1995年到2009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已经从16.2%提高到了24.1%，中部从16.5%提高到22.2%，东北从8.9%提高到11.7%，唯有东部沿海，从58.3%降至42%(图1)。

　　但固定资产投资的逐年上升，并没有为这些地区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其GDP总体占比竟然不升反降。从1993年至今，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50.2%升至55.3%，西部和东北却都有所下降，尤其是东北下降近4个百分点，只有中部提升了0.4个百分点，但也未表明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图2)。同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绝对额看，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拿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2002－2007年，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0.66倍，而西部、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倍左右，但绝对差距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与东部之差不足1万亿元，扩大到了2.1万亿元。

　　可见，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区域振兴政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东北振兴或中部崛起，政府的投入和银行部门的信贷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投资效益却令人忧虑，投资报酬率在逐年递减。其结果是经济规模未能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没有相应改善，而地方政府的负债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却在提升。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

　　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由占地面积1.5%的地区创造，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东部也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因此，大城市的积聚效应最明显，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深圳的出口额超过整个印度；东莞更成为全球规模经济中的神话。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以上数据和事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发展中西部地区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而规模过小则会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并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远远不够。

　　区域崛起的线索：

　　城市竞争力和投入产出比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但究竟哪些城市最终会成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们可以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国社科院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从2008、2009两年的综合竞争力(增长、规模、效率、效益、结构、质量)来看，前十大城市中除了香港、台北和澳门之外，其余位于东部沿海省市，如珠三角(深圳、广州、中山)、长三角(上海、苏州、杭州)和京津地区(北京、天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珠三角，当地在分项竞争力排序中领先的城市非常多，如河源与清远的增长率已经连续两年名列全国前三，而东莞和佛山则在城市规模经济优势方面进入全国十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山东也有不少城市进入分项竞争力指标十强，如青岛、烟台、威海、东营等。

　　相比之下，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入榜比例非常低，除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包头等资源型城市，或重庆、成都、合肥等中心城市入榜单项指标前十外，其余城市大多排名靠后。尽管这些年来关于区域崛起的概念越来越多，如环北部湾(广西)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但如果这些区域内的城市缺乏竞争力，何来资本流入和产业转移呢？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比正在不断下降，但下降最快、投入产出比最小的还是西部地区(图3)，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让当地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下降，从1个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创造的GDP为3.83个单位下降至1.32个单位，而东部地区目前仍达到2.44。

　　再看2009年前三季度各省的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山东—无一例外都处于东部沿海带，其中广东以4.07的高产出遥遥领先。

　　如果单纯从各个省份GDP增长率的排序看，可以发现，内蒙古、吉林、重庆等地比较领先，但内蒙古主要靠矿产资源的开发拉动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而且，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些省份几乎都排在末位，如GDP增速连续7年排名全国第一的内蒙古，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几乎只有1：1，重庆的投入产出比已经连续两年排名倒数第二。而连续两年GDP增长率排名第二的天津，投入产出比排名则在中间，非常值得关注。天津的良好地理环境和日益提升的城市竞争力，都有利于它与北京等城市一起成为环渤海地区的增长极，这或许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中国新增长极，缺憾之处是辽宁和河北的竞争力相对较弱。更值得看好的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河源、惠州、清远等城市的崛起，使得珠三角的中国经济增长龙头地位更加巩固，而安徽的合肥和芜湖如果也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产业，则会使得长三角的经济辐射性进一步提高。

　　正如香港、台北、高雄等上世纪70年代崛起的城市至今仍保持强盛的竞争力一样，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仍然非常具有优势，但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还远低于全球水平，未来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这些城市的规模应该更大，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将更集中。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收入水平中等偏下国家，主要靠东部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大量的移民。所以，下一个崛起的区域还是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应该在东部几个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区域内开展。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期望国内所有落后地区的经济都能崛起是不现实的，但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这主要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

　　对于哪一个区域将要崛起，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不容忽视，但也需要做客观评估，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鹤立鸡群的，还要靠市场来选择。比如温州并没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却成为全国的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温州的每天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些都说明市场的诚信环境、私人资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战略规划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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