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骏

　　关键词：新财富；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国务院最近提出，要管理通胀预期，表明决策层对通胀的风险已经有了前瞻性的判断，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要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对可控的因素进行前瞻性的调控，合理引导市场对这些因素未来走势的判断。这些因素包括对国内货币政策(尤其是货币增长和实际利率)的预期，对财政政策的预期，对政府救股市、房市的政策预期，对土地供应的预期以及由于汇率政策导致的输入性通胀的预期等。

　　对国内货币政策的预期。目前M2的同比增长幅度超过2009年前三季度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信贷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27个百分点，表明国内流动性明显过剩。笔者认为，货币过多是造成通胀预期的最主要原因。如果能够在今后几个季度内将M2和贷款增速稳步减缓，如2010年二季度时将M2和贷款同比增速降到20%以内，四季度增速降到16-17%，就可以抑制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有必要在通胀达到一年期的存款利率(2.25%)之前(如CPI同比上升幅度达到1.5%时)就开始小步加息。这样可以给市场一个信号，即中央银行会有前瞻性地调整利率，保证实际存款利率基本为正。这个信号有助于弱化市场对实际利率变负和资产价格继续上扬的预期，从而帮助稳定地产和金融市场。

　　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提前于美国加息，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入。笔者认为对此不必过分担心。人民币利率如果上调0.54-1.08个百分点，存款利息上升带来的收益远小于地产或股票价格上升的幅度，所以利息变化并不是海外投资者投资冲动的主要来源。相反，由于利率提高，可以减缓地产和股价上升的幅度，反而可能减少这部分热钱流入的压力。

　　今后几个月的政策表述，不应过度强调政策的“稳定性”。笔者认为目前就应该开始强调政策的“灵活性”，为在不远将来的政策转向中性作铺垫。

　　对国内财政政策的预期。目前，GDP增长已经超过预期目标(2009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已经达到8.9%，预计四季度将超过10%，2010年一季度将超过11%)，就应该及时地退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年底时将“积极的财政政策”改调为“稳健或中性”的财政政策。

　　笔者建议，将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目标定为0-5%。对地方政府投资，可以通过对其总体预算目标的指导和对大项目审批的控制，要求其资本性支出的增长控制在10%以内。从预算上控制了财政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并在2009年年底就向社会透露这个目标，并在2010年3月人大通过的预算中给予确认，就会达到财政政策稳定通胀预期的效果，同时会大大加强货币政策目标的可信度。

　　对囤积行为的控制。在房地产领域，用天价购地、导致地价高于房价的“地王”现象，是加剧市场对地产价格继续飙升的预期的重要因素。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如迅速增加土地供应、控制银行贷款、打击囤地而不开发的行为等)，来抑制囤积土地和推高地价的的势头。

　　对政府救市(股市、房市)的预期。与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中国监管部门在股市、房市向下调整时，经常采取“救市”措施。因此，中国的老百姓也更多地拥有侥幸心理，希望市场下跌时政府会出手相救，所以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这种心态或者预期加剧了资产价格上升过快、资本市场泡沫化的趋势。

　　对此，政府应在适当的场合宣示其逐步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尤其是托市类的干预)的意图，并逐步通过实际行动(不回应救市的呼吁)来减少市场对政府托市的预期。

　　对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应该允许一些权威官员和机构出来讲话，表示对地产市场泡沫的担心，并明确表示如有需要，可以通过加息、加强对二套房贷款政策的实施力度、减少按揭贷款利息折扣、恢复某些交易税等手段来抑制泡沫。这种表示，可以引导市场形成一旦价格继续上涨，政府就有可能出手抑制泡沫的预期。这种良性的预期本身就有可能减缓房价上升的速度。

　　外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流动性泛滥造成的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从贸易和预期等渠道反映到国内的PPI和CPI上来。

　　中国对国际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没有太大影响力，但可以通过G20和双边磋商表示我们对美政策过度宽松(和宽松时间过长)的担忧，并通过IMF等多边渠道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过度延缓退出扩张性政策的时间。

　　人民币汇率和输入性通胀。过去一年多，人民币事实上重新盯住了美元，因此，美元的贬值预期就成为大宗商品上升的预期来源之一。目前由于美元利率极低，其他国家将早于美国加息，美国货币扩张政策持续过久等因素很可能继续导致美元弱化。这就意味着按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和其他进口品价格将继续上涨。所以说，由于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的输入性通胀。

　　2010年二季度，中国出口的同比增速预计将达到15%，届时中国完全有能力重新承受一定程度的人民币升值。重新启动人民币升值，就可以抑制部分输入性通胀，从而弱化由于美元继续走低带来的通胀和通胀预期，同时避免因人民币随美元一起对其他货币大幅贬值而受其他国家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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