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将全球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一件大事上来，那就要给望眼欲穿的人们一个交代，要知道公众的动力和信心丧失后很难提振。

　　文｜CBN记者 刘春 刘荻

　　哥本哈根大会没能给冷却地球找到更好的答案，却让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在经过近半个月吵闹之后，大会拿出了一份空洞的协议作为遮羞布然后草草收场。但是，不具备强制约束力的共识至少在《京都议定书》(1997年)时就已经达成了。各国代表准备了两年时间，并且有之前十几年的若干次会议作为基础，却在关键时刻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实在对不住那些因为他们赶赴丹麦而增加的碳排放。

　　工业化国家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的承诺，与其说是大会的成果，其实却是一种倒退。因为方案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岛路线图”的规定，即发达国要率先实现总量减排，而发展中国家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取决于发达国对它们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以及承诺能否有效履行。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变化计划负责人金姆？卡斯坦森称，尽管各方公认应使全球升温保持在2摄氏度以下，但实际上各国目前的承诺和行动却会让升温高达3摄氏度甚至更多。与讨价还价这样的“重大”议题相比，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小岛国家正在丧失宝贵的时间。有些地方也许终究会被海水吞没，但这与他们被默认为可以牺牲的“弃子”完全是两回事。“七十七国集团”发言人卢蒙巴？迪亚平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气候谈判。”

　　将人人皆知的失败粉饰为一场胜利，这甚至比没开这次大会还要糟糕。如果你将全球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一件大事上来，那就要给望眼欲穿的人们一个交代。要知道，公众的动力、希望、信心如果丧失将很难提振。从这一角度来说，人们更加不应忽略非政府组织、企业界以及个人的力量(详见本期碳足迹计算器专题)。《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在哥本哈根详细采访了四位上述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喜欢行动胜于空谈。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哥本哈根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

　　梦碎哥本哈根

　　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12月16日在哥本哈根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地球一小时”关灯活动为拯救地球助威。但是当大会结束后，WWF全球气候行动项目负责人Kim Carstensen却无比失望。对此他在与《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刘荻的对话中毫不掩饰。

　　C:您如何评价发展中国家此次的表现？

　　K:“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这次的表现，在我看来还是颇具建设意义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一致。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继续谈判，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对协议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没有办法发表意见。不过现在中国参与其中了，我们认为这对防止气候变暖来说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C:现在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有一种期望。就是可以从后者身上获得更多资金上的支持，而谈判重点也往往集中在援助问题上。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K:像是非洲这样的地区，需要融资上的支持。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资源上的优势。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支持更多应该倾向于技术而非金钱。

　　C:在技术转让方面，现在主要有哪些困难？

　　K:如今有很多种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好的技术转让方式。比如建造一个技术中心，在这里，人们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技术。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达成共识和知识产权协议，这涉及到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不同公司间的技术转让。

　　不过我认为蓝图是存在的，比如可以建立一个技术基金，通过融资买入其他国家的技术，然后转让给发展中国家。

　　不只是2020年，到2025、2030、2050，美国要改变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2050年以前美国要减少83%的排放，不包括转移那些有较高污染程度的项目。这包括整个行业的改变，而不是美国单单说我们未来5年要做点什么简单的事情来达到目标。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包括能源产业在内都要对这方面有所投入。

　　C:但是对许多国家来说让他们一下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切实际的。

　　K:我们对此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的分歧，有些国家不愿降低煤炭的使用率，对于那些使用煤的国家来说，这会影响它们的发展。

　　C:对于大会结果您怎么看？

　　K:哥本哈根变成了这些政治领袖们老调重弹的地方。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将政治意愿变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时间从现在挪到了明年，墨西哥的COP16。经过多年的谈判，我们现在只得到了一个无力的意愿声明，这不能为我们的后代拥有更安全的未来提供任何保障。

　　我曾经对哥本哈根谈判有一些好的幻觉，因为大多数国家在国家层面承诺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力度。但我们目前的承诺和行动却会让升温高达3摄氏度甚至更多。言辞和现实的差距将夺走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带来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我们非常失望。

　　海平面真的升高了

　　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是一家独立的国际非赢利机构，成立于2004年4月，获得了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等政府领袖和20位商业精英支持，致力于推动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发挥领导作用应对气候变化。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刘荻和特约记者李冰冰对该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进行了专访。

　　C:很多人好像还没感觉到气候变暖带来的明显影响，也有人认为气候其实并没有变暖，对此您怎么看？

　　W:美国对于灾难是有承受能力的，不像非洲或者是马尔代夫。现实当中你在北京，可能感受不明显。并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是一旦体会到必定是切肤之痛。就像图卢瓦的人采取任何措施都没有用，海平面的上升不可避免，那些人是最没有能力去抵御的，生存的危险已经存在。图卢瓦的总统到处在找哪里可供它们的国民转移。

　　在南部沿海地区，中国海平面上升的程度比全球的平均值要高。在那里呆的时间长了，会有一些明显的感觉，就是海平面的的确确在上升。但是人们能否感觉到这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要他们慢慢去体会。

　　另外现在极端天气更频繁地发生。科学也不一定能够解释很多的东西，科学家只能根据以前的一些数据来解释，或者是判断之后的东西。

　　C:我们要怎样才能将低碳经济落到实处？

　　W:消费品都是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就要用水用电，这种东西是无处不在的。尤其对中国来说，真正艰难的是如何有效快速地行动起来。我们现在一个问题就是煤很便宜，那我们应该尽量提高能效，少烧点儿。然后就是如何烧得干净点，别那么污染，别那么多排放，这个在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就是替代。其他的能源，包括现在中国讲得很清楚的就是核能，这个零碳能源是一把双刃剑。但是要承认核能的应用是个进步。还有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我们也在做。

　　此外我们在需求方面也要作调整，包括建筑交通工业产品、人的吃喝住行等方面。还有就是绿色就业。比如我知道远大的董事长去德国考察绿色建筑，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建筑改造成一个绿色环保的东西，就是在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这对技术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C:为什么之前有人说哥本哈根是最后的机会？

　　W:因为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很难大家坐到一起去谈。但是气候问题是个例外，是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大家都觉着很奇怪，为什么近200个国家愿意坐到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

　　从1992年到达成《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再到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直至现在的哥本哈根，一路上非常艰难。国际公约还是有它的公约力。有些事情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在环境方面，有效性的问题比较复杂。后京都议定书不能不了了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障碍就是信任的问题。

　　C:对大会的结果有何评价？

　　W:从各个角度来说就是紧迫感更强了。进步的方面是什么？起码是大家意识到了。做的效果和要达到的效果是有很大距离的。主流的价值观要改变。根本上来说要从每一个小点做起，这也是紧迫感的提升。

　　环保不靠高科技

　　威卢克斯(VELUX)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建筑材料供应商，作为COP15承办方之一，与哥本哈根大学、丹麦大学和哥本哈根市政府共同建造了地标性的“绿色灯塔”项目。该集团承诺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07年基础上于2012年和2020年分别下降20%和50%，为此其用来改善能源利用方面的投资将高达5.2亿人民币。12月9日上午，威卢克斯集团全球总裁Joergen Tang-Jensen 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内带《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刘荻参观了绿色灯塔建筑并接受了访问。

　　C:绿色灯塔项目总费用是多少？

　　T:总的花费在3000万丹麦克朗(3900万人民币)左右。其目的在于用现在市场上已经存在的技术去降低能源的消耗。我们想证明不需要把眼光太多地放在未来的新技术上。你只要用现在市场上已有的产品，用正确的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就能收到效果。

　　C:这些项目前景怎样？

　　T:我们要知道降低房屋温度要比使房屋温暖更加消耗能源。如果房间是20度，降低到19度所耗费的能源要比上升到21度消耗的多得多。所以尤其是在夏天，用了这个系统解决能源消耗问题效果非常显著。在欧洲，我们所关注的是对已有的房屋进行改造，降低它们的使用能耗。不同于中国，中国的新房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C:中国的绿色建筑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T:我们进入中国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有很多新的房屋，这和欧洲不同。我所看到的是，当室内温度很高的时候，你们会开窗去让冷空气进来，但是呢，你们总是忘记要去关。这对于能源是一种浪费。我们通常会开5至10分钟左右之后，就关上窗户。同样，夏天的时候，本来可以用窗帘去阻挡一些阳光，但是在中国人们倾向于将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很低。

　　今年我们全球的业务额都有所下降，在中国也是。但我们相信来年低能耗的产品会有很大的增长。我在中国还看到过很多豪华别墅，它们用昂贵的装修材料，但是那不一定是降低能耗的。这些房子的重点往往不在于真正降低能耗，其实让房屋变得低能耗要比把房屋装修得豪华花的钱少。

　　C: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T:我们希望政治家制定制度的时候，他们说的是，每平方米能耗不能超过多少这样的用词。而不是说每幢房子只能有多少窗户这样的规定。后者束缚行业发展的想象力，束缚他们想出更多的方式去降低能耗。

　　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吸取教训。如果我们还是按现在的方式使用能源，那么有一天再没有新能源的话，我们将被迫去寻找新的方式。我们认为政府要在其中承担责任。

　　还有我们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共识，如果只是建立区域性的共识的话，这些污染的项目，高能耗的项目会转移到那些没有相关方面规定的国家。但是最终的污染却是全球共同承担的。

　　政府制定策略对于引导民众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就像在丹麦我们用的汽油要比美国少得多，因为我们的汽油税是它们的3倍左右。我们最近还换了关于汽车的政策，过去我们是根据汽车的价格来征税的，现在我们根据消耗的汽油来征收。通过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方法，政府给民众一种导向。

　　打倒毛坯房

　　当地时间12月8日晚，“愿景与行动-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在哥本哈根举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代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中国企业家哥本哈根观察团的200余名中国企业家会员宣读了一份宣言。会后，王石接受了《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刘荻的采访，他聊起了自己周游列国时关于环保建筑的所见所闻，并且不忘推销自己的减排新点子。在随后的几天里，王石的哥本哈根之行被国内媒体质疑为纯粹是一场环保秀，他的回应是：这样的秀越多越好。

　　C:对于环境变化，中国房地产肯定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您觉得最紧迫的是什么？

　　W:最紧迫的是改变毛坯房的现状，现在中国80%的建筑还是毛坯房，毛坯房指的是消费者购买后还要继续装修的房子。消费者自己买的房子在委托小的装修公司装修时，与和成熟的发展商装修房子相比每户要增加两吨的建筑垃圾。目前中国提供的商品房有80%是毛坯房，差不多就是500万套，一共要产生1000万吨的建筑垃圾。它们在成为垃圾之前的制造过程中都有碳排放。

　　C:您谈到绿色环保建筑的成本比较高，那么，会不会把这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呢？

　　W:消费者是不会全部买单的，我们知道现在的价格上涨和开发力度是没有关系的。开发绿色建筑应该是三方来买单，政府买一部分，开发商一部分，所谓开发商买一部分单其实就是股东买一部分单，开发商买单就相当于承担高成本，减少的是股东的利益，再一个就是消费者买一部分单。绿色建筑确实对消费者的健康以及居住环境是一个大的改善，所以消费者也是利益相关方。但是如果政府不给予鼓励性的优惠，发展商又不愿意买单，仅仅让消费者承担，那么消费者是不会买单的。

　　C:考察过这么多地方，哪个地方的绿色建筑让您印象深刻？

　　W:亚洲来讲，日本是这方面走得非常靠前的。欧洲的丹麦、挪威、瑞典还有德国，做得也非常好。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有一个可以代表未来方向的小城，它是用光伏发电来解决主要的能源问题，再用垃圾发电来加以补充，这里还有代表未来节能的各种高科技的研究中心。但是中国在推广当中应该结合本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当然会运用一些高科技，但更多的应该是推广低技术、低成本的绿色住宅小区技术。

　　C:这样低成本的项目是不是在环保上见效也比较慢？

　　W:我们看到一些很节能的环保项目，本身是高投入，成本运作也非常高。你看到会觉得非常好，但是在中国市场并不适用。所以可能一次性投入会高一点，但是在运营成本上一定不能高，这样才能推广。

　　有时我们可以尝试保留过去传统方面的优势。我们到丹麦才发现虽然这是一个GDP非常高的发达国家，但是自行车的使用程度非常高。实际上在中国骑自行车更应该算是一个传统。现在中国人正在逐渐丢掉骑自行车的传统。其实我们在在短途的活动中更应该选择骑自行车。这样的碳排放基本是零。另外，中途的旅行，不超过1000公里应该更多鼓励坐火车而不是坐飞机。这样的碳排放相对来说还是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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