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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多元化走势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23日 11:52  《企业文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多元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经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还达不到现在的深度和高度。

  文  张嘉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中,多元化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怎么认识这种多元化,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发展的趋势如何?都是人们当前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此谈谈一些认识和看法。

  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发展是历史必然

  新中国实行一元化体制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客观基础,为巩固政权、恢复经济、抵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以及经济封锁等客观现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一元化体制,政治上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经济上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在思想文化上实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面领导。建立这样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既是共产党对自己所信奉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实践,又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诞生后,与以往一切革命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它追求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要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变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并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全社会,进而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然而,中国长期以来既是一个以农耕社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近代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既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基础,更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世界工业发达的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封锁,时至今日,在高新技术方面,封锁依旧。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格都没有。在政治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以人民的名义发动革命,最终的结果只是改朝换代,只是国家政权由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人民依然被剥削受压迫,人民当然不会答应。从经济上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兴起,中国都在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列强环伺下,积弱积贫的中国,搞过去弄过来结果搞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洞悉历史经验,决心要在一穷二白、外加封锁的历史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奇迹。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完成西方工业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工业进程,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正是这样的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一元化发展模式,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模式,仅用20多年时间,我们建成了独立的、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文学艺术事业空前发展,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国家的军事实力极大增强,人民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充满希望,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一系列变化都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多元化发展

  是历史的又一个必然

  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毛泽东时代,解决了现代工业、现代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初步发展问题,而解决这一初步发展问题是靠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实现的,其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消费能力低下,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成了当时财富代表,很难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消费需求;农业的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生活依然很苦,上亿人口处在温饱线以下;新增人口和劳动力逐年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巨大;人们社会心理和生存发展需求多元化,而我们的社会供给还是一元化;等等。这是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另一时代的人。

  邓小平恰恰是挑起这副重担的人。他首先实事求是地评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推动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逐步打破了一元化的社会经济体制。江泽民、胡锦涛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初步建立起了多元化的社会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解决了中国社会什么问题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工业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免除了几千年来形成的“皇粮国税”,农业发展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社会就业形势日益多样化,自主创业、选择就业,给人们创造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住房、生活质量大为提高;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在中国可以看到世界上顶尖的音乐会、音乐剧,电视剧、电影、话剧、音乐剧等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今年国庆大阅兵所展现的国防实力,显示出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历史证明:邓小平选择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反映了中国的实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从历史的眼光看,无论是一元化发展,还是多元化发展,都带有探索和试验的性质,因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注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代价的发展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方面有人们的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遵循客观规律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有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轻重缓急的缘故。因此,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都出现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如:上世纪60年代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世纪之交前后造成的数千万工人下岗、环境遭到破坏,贪污腐败蔓延等。但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来看,都有其必然性。我们既不能抓住一元化发展时代的某些问题大做文章,全面否定那个时代;也不能抓住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不在这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伟大探索的先驱者。翻开《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历来旗帜鲜明,毫无含糊之处。所以,历史的经验证明:反毛民必反,反邓国必乱;毛邓两相补,国泰又民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根本意义也就在这里。

  多元化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作用

  现在,有些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忧心忡忡,担心多元化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冲毁社会主义的堤坝,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有可能。前苏联、东欧剧变前车之鉴在先,近年来一些国家“颜色革命”在后。人们有警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丧失警惕会走向失败。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能力有信心。这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势力一方面鼓吹“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试图孤立中国;另一方面又鼓吹“中国崩溃论”,夸大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试图从内部搞垮我们。然而,事实上都没有出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何也?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多元化,是在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多元化,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它形不成西方反华势力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因此,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估计,往往都是失算的。

  多元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推动的。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何况成千、成万、成亿、成十几亿的人口,更是需求各异。有喜欢搞科学的,有喜欢搞文学艺术的,有人喜欢当教育家,有人愿意从事国家和社会管理;吃不饱饭的人,眼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吃饱穿暖了的人,需要更多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元化体制之所以存在重大缺陷,就在于它只强调了国家和集体的需求,忽视了个体的发展需求,个体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国家计划的调配,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无从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举。它把国家计划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统一起来,用国家计划来克服和调节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促使经济社会协调、持续、稳定发展;通过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调动人们创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社会的基础细胞活起来、动起来,充分激活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列宁所说,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广大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为劳动人民创造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的保证。事实证明:多元化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多元化是

  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大概都还记得猪肉、大米、肥皂、香烟、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就取消了呢?这是经济上实行多元化发展方针的功劳。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允许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生产多了,市场放开了,商品在全国甚至在全球流通起来了,肉票、粮票等自然就通通无用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世界500强大企业基本都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形成了公有制、私有制和外商投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中国不但可以从本国获得发展的资源,也可从世界各国获得发展的资源,如:技术、资金、人才、生产资料,等等。这种国际化的多元化,使中国经济深深融入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分量愈来愈重,以至于在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世界都把眼光瞄准了中国。从缺吃少穿,到在国际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多元化促进了中国思想观念大变革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推动和促进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只能说一种声音、一种语言,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力量,镇压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语言,造成了党和社会的极度封闭。想想当年,唱个流行音乐,被批为靡靡之音;深圳改革,引进外资,放开经济管制,一些人号啕大哭,以为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可见,当时人们对西方的东西是多么的敏感和脆弱。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能引进的理论著作、文学作品,我们都引进来了,甚至我们大学的教科书,基本都是西方的教材,结果怎么样呢?人们经历过了新奇、欣赏、研究到批判吸收的过程,明白了西方的王牌也就那么几张,不就是什么人权呀、民主呀、自由呀,那些号称“普世价值”的东西,还有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是,当人们看到美国用导弹、飞机去轰炸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用刺刀和鲜血去推行“普世价值”的时候,伪装撕破了:什么普世价值?不就是石油、天然气和各种资源?特别是华尔街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更加看清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定比中国先进,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一定比西方落后。不然,美国在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推行了那么久的民主自由,这些国家还是一团糟呢?美国的制度先进,为什么解决不了一个金融危机,还乞求中国帮忙呢?中国人开始思考站在资本主义肩上而不是跟在资本主义屁股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了。30年改革开放,东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中国人眼界开阔了,中国可以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用的东西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中国人的辨别能力、思考能力、抵抗能力、自信心增强了,再也不容易被别人忽悠了。这是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一大飞跃,是中国不可战胜的力量之所在。

  多元化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政治领域发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政治领域在指导思想、组织体制上大改革的号角,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党政分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的建设,撤销人民公社,等等,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多种利益主体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体制面对的问题比计划经济时期要宽广得多、复杂得多、尖锐得多。比如:经济上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如何反映和代表多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和要求,如何管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就是一个新问题;又比如: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多种文化形式、文化观念并存,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政治体制又怎样引导和领导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些都给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文化基础的变化,强烈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使中国在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没到位,要攻坚。但什么算到位,攻什么坚?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到没到位,有两条标准:一是能否保证和提升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二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否推动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国力大提高、人民很满意的目标。至于说要攻“搞多党制、轮流坐庄”这个坚,我看还是算了,这不是因为共产党不愿意放弃权力,而是因为中国不具备搞多党制的历史条件。如果搞多党制,外国势力这个支持一个党,那个支持一个派,多党制还没搞成,中国早就分崩离析了,接着而来的将是动乱、战乱不止、血流不止,何来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前有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军阀混战,殷鉴不远;后有苏联解体后战乱不休的前车之鉴。我们还是认真研究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搞好,恐怕对中国有益得多。

  辩证处理多元化与社会发展关系

  我们在欢呼多元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我国综合实力大为增强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多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促进发展,也能产生巨大的负作用。历史注定了我们要在多元化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条件。因此,认真分析和研究多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充分发挥多元化的积极作用,限制其盲目和消极的作用,把多元化发展约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之内,把多元一体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是我们当前极为重要的理论任务。

  思想上的多元化

  与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领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全面进入中国,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国内学术派别也纷纷产生,甚至各种封建迷信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也沉碴泛起,各种思潮混杂在一起,加之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使我国思想领域出现非常复杂、非常严峻的形势。客观地认识这种形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领域内的多元化,既对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又为我们坚持和发展、创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可以这样说,马列主义在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不能只靠政权的力量限制其他各种思想的发生和发展,只能靠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探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新的科学的理论结论,指导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就是说,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不是要消灭其他各种思想,而是要靠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来影响和引导其他各种思想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理论事业。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在充分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当时各种思想体系后产生的,包含了当时世界的所有文明成果。我们现在面临思想上的多元化,事实上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对外开放,引进世界各国的思想理论著作,我们可以实地考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内各种思想理论观点的涌现,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多种视角,都是我们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问题的宝贵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充足的美元资本、强大军事力量的欧美各国,可以通过一体化,进行新的国际分工,利用世界各国的资源发展自己,欧美各国过了几十年好日子。直到2008年华尔街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才发现:在资本面前,政府无能。奥巴马政府下达限薪令,成了一纸空文;美国国会和政府,首先打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充分暴露了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自利本性。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华尔街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只是为下一次经济危机准备了条件。世界各个国家,掀起了一股反思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思潮,必将对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变化,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盛而衰,以至最后灭亡,接着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让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与斗争的大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天地。“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客观地科学地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发展问题,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坚持马列主义,就是要揭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在坚持中发展,用发展的成果坚持,才能真正给广大人民以方向、以力量、以奋勇前进的勇气。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产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阔步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经济上的多元化与坚持公有制经济

  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上的多元化,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因为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公有制经济,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从统计数据看,到2007年,公有制经济在全国CDP中,约占30%,其他所有制经济已上升到70%左右。与这种比例相适应,在全国财富分配中,约2%的人占了70%左右的财富,财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采取消灭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办法,而是要促使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在公平竞争中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我们知道,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它解决了其他所有制形式都解决不了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问题,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主人,而不再是生产资料的附庸和奴隶,这是有史以来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是人类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伟大历史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有制经济无论是在建设我国现代工业基础、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顶天立地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没有公有制经济,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强大物质基础;就不可能经受住政治风波、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考验。特别是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公有制企业没裁员、没停薪,对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大局,起到了柱石的作用。历史事实证明:公有制经济确实是党和人民之宝。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内经济多元化的条件下,中国公有制经济要同国内外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存相容,相比较而发展,相竞争而壮大。必须在发挥公有制巨大优势等方面,给全社会作出表率,引导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健康发展。

  公有制经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劳动者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与生产资料实现了紧密结合。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是最积极、最具革命性的要素,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私有制最要害的问题,就是把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附属物和奴隶,用下岗、失业等多种形式,逼迫劳动者接受资本家的条件,成为资本赚钱的工具。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私有制缺乏起码的感性认识,只看到私有制在促进竞争、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对它缺乏清醒的本质的认识,一些人就把大力发展私有制作为改革的方向,试图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口号声中,一批批“血汗工厂”、“血汗煤矿”,充分暴露了私有制在原始积累和赚取更大财富中的贪婪与无耻。一些外国投资者更是把中国工人(农民工)当奴隶一样管理,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难,甚至对中国工人采取搜身、罚跪等极端管理方式。为维护中国工人最基本的权益,中国人大通过了《劳动合同法》,但却受到中外资本所有者的一致抵抗,企业建立工会组织也举步维艰。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不少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撂下了2 000多万农民工,纷纷逃离,使人们对私有制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世人未可非马列,马列能令国强盛。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不能沿着私有制的方向走,而出现党委边缘化、职工雇佣化、管理人员资本化、社会矛盾公开化、反抗斗争激烈化那种现象。应按照公有制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更加紧密的结合,真正实现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使劳动者在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内部管理、内部分配等各方面有更大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管理与监督权,把我们党历来强调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到实处。公有制经济这一根本性优势,是其他性质企业都不可企及的。而正是这一优势,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为其他企业的发展树立典范,影响其他性质企业的发展。同时,它还可为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为整个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创造深厚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

  因此,我们相信,只有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才有最可靠、最坚实的基础。

  文化上的多元化

  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

  文化上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历史的事实也证明:文化上的多元化,如不加以正确而科学的引导和领导,让各种文化不加节制的发展,社会将失去前进的方向,党将失去凝聚民心的能力,特别是让各种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文化泛滥成灾,中国社会的发展将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并用这种先进文化引导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精神支持和发展动力。

  从人类有史以来,文化历来是统治阶级安邦治国的重要武器,反映的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无论是法家、道家,还是儒家,从本质上看,都是教皇帝如何统治百姓的。只有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文化才有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一说,才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惊天一问:为什么人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并逐步形成了为工农兵服务、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任务服务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一反几千年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传统,把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服务,提到党的文化建设路线的最高层次,使人民成了文化建设的主人,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这种文化,扎根于人民群众,是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催人奋进的文化,以至建国60周年大庆时,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学艺术作品,给当代中国人以多少怀念、多少激励与鞭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脊梁!也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

  由此可知,在当今国际条件下,所谓先进文化,就是人民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一些人宣传什么普世价值,西方至上那些论调,把它说得完美无比,仿佛只要有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几十亿人民就幸福安康了。可事实上又是怎么样呢?美国人不仅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大力量,而且更用军事上的强大力量在全球推广他们的普世价值,可以说,凡“普世价值”所到之处,不是国家分裂、民族战乱。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就是血流纷纷、炮火连天;又如: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由此可见,“普世价值”不是人民的文化,而是充满血腥味的霸权主义文化。什么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呢?就是充分反映当代人民利益和诉求的文化,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文化。这种文化,就需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们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当然要对一些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实行管、卡、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绝不能只依赖执政党的地位,实行“管、卡、压”的政策,更不能只会管、卡、压。共产党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认真地去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靠掌握的真理来引导、领导和组织专家及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我们要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吸收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积极因素,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关起门来搞文化建设,是不可能形成影响世界的文化成果的。只有充分地吸收当代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和创造,才能结出丰硕之果,真正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的主流文化。

  利益主体多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利益主体,如:私营企业家、外国资本家、外资在中国的高级雇员,等等。利益主体形成了,自然也就有了政治上的诉求,甚至要求直接参政议政,不少人也成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可以给政治生活带来活力和动力。应当说,这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问题在于:这些利益主体,并非中国利益主体的全部,而是一少部分。中国最大的利益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被贬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和农民,这才是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性质和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利益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这才是最大的民主原则!

  邓小平同志的英明之处在于:他把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作了区隔,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小平同志看来,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是根本的国体,是不容许有任何动摇、不允许任何变更的。政治体制是服从于、服务于国体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改革和改进,但根本原则是有助于国体的巩固,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能损伤中国的国体,削弱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确规定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无论有多少利益主体,有多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都必须服从这一根本的宪法原则。否则,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我们现存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部门和少数人中,导致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决策由少数人关起门来做,像投资数十亿、上百亿、上千亿的重大投资建设项目、重要国有企业的改革等,都少见听取过人大的意见、接受人大的审查;再比如: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只会弄权害民,不会谋事干事,败坏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还比如:党和政府中的一些干部,大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甚至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对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的重大作用,健全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纵横两个方面、覆盖全国各个方面的民主制度。纵的方面,建立了从乡到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横的方面,在广大农村,建立了村民大会制度,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管理农村和企事业单位的事务。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这种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彻底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最民主的制度相比,这种民主制度,不但能选议员、州长、总统,还能直接管理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事务,体现了人民的事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民主观念。很显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坚持、完善和发展这种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长盛不衰的政治保证。

  统而言之,在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注定了中国必须在也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来完成别的国家几百年才实现的经济文化发展历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多元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经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还达不到现在的深度和高度。《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多元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概括出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把多元化发展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想,这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百名杰出管理科学研究者、中船重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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