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永光(希望工程创始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20多年前我国出现了民间公益捐赠，再早以前没有，过去所有的资源都由政府掌控。今年是希望工程20周年，它开了中国民间公益的先河，20年来共接受捐款57亿元，救助失学儿童356万人次，建设希望小学15900多所，每100所中国农村学校中就有一所是希望小学。去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四川重灾区有146所希望小学，大约有10万孩子在那里上课，地震发生的时候，希望小学建设的新教室没有发生一例死亡。

　　但总体而言，我国公共慈善事业的现状需要反省和自我批评。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发展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成立，从共青团中央拿到了10万元的注册资金，并获得了向民间筹款的权利。当时的公益基金会是自上而下的，在筹款和资金使用上自然依托行政系统。这样的做法成本很低，不用给政府人员发工资，使得公募基金会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高，也比较安全。公募基金会所筹集的资金也都是通过政府系统落实，到县一级，给基金会干活的清一色是公务员。 汶川大地震之后，民间捐款高达760亿元，但民间公益组织在服务业就业率增长的贡献却几乎为零。世界潮流是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资金投入是民间捐款的1.5倍，而在中国却是民间组织购买政府部门的服务。结果是民间的捐款，通过公募基金会，大部分进入政府部门。清华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汶川地震之后的760亿元民间公益捐款，有80%流入了政府财政。民间捐赠资源从民间到政府的流向，强化了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成为政府的第二水源，这与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公益服务机构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07年美国私人捐赠307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2.2%，而非营利组织创造的GDP总量高达1万亿美金。2007年中国民政部统计，民间组织创造的增加值仅占服务业的0.32%，为1995年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30。原因何在？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资助，由非营利组织经营，但中国这些领域仍然是国家事业单位，民间公益组织数量较少，掌握的资源也很匮乏，政府改革把一些资源和权利放出去的时候，没有将其交给非营利部门做，而是交给了市场。比如教育领域，国外的私立教育主要是非营利的，而中国的私立教育是市场投资行为，美国前10名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但不是老板们赚钱的大学。所以中国的教育甚至医疗卫生都是极端政府化+极端市场化，没有非营利部门的空间。

　　英国有5500家社会企业，创造了国家GDP总量的1%。中国民间公益服务组织，也叫草根NPO，只能依靠境外资金会的资金支持，我们称他们“喝洋奶”，但谁有喂他们母乳呢？没有本土资源的支持，在公益产业的产业链是断裂的。公募基金会获得了90%以上的捐款，但公益服务机构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中国草根NPO只能接受境外的支持，这种喝洋奶的状态是不可能发展的。 2004年我国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后，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和发展速度加快，到2008年底，非公募基金会已达634家。非公募基金会让中国的富人从只能开捐赠支票到自己创办捐赠机构，这对于中国民间基金会的培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企业现在也开始关注民间公益机构。联想集团、康师傅等公司纷纷设立了公益创投基金，通过申请评选程序，支持自主民间组织的公益创新。比如正在进行中的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已收到1万多份申请书。从事公益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收费，但不能分红，这就是社会企业的特点。

　　社会企业的创新和成长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创业和就业的新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市场竞争理念和效率观念，将成为公益服务机构追求的方向。中国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谐社会是需要市场部门、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三条腿均衡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