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周刊》2009年第47期

　　争吵、议价、互不相让 在哥本哈根的谈判桌和街头，各国政府官员、环保组织、人权活动家、记者、企业家、商人都在发表各自的意见，倾听已经成为一种稀有的美德。他们不会想到在这座北欧城市，正在发生更实际的变化。争吵的人们，来这里看看吧！

　　文｜CBN记者 刘荻

　　技术撰稿人 辛江

　　12月12日，“这份草案有什么用？”非洲国家首席谈判代表卡迈勒？杰穆艾说，“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动用了1.4万亿美元的资金，如今他们为气候变化只拿出100亿美元的资金！”在哥本哈根，一周的会议并没有带来意见的融合和争议的消融，发展中国家抱怨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为自己付出过多而不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的主席案文和《京都议定书》修正案的主席案文，这两项成果已经彻底成为了鸡肋。之后的一周，各国部长及政府领导人将陆续出席，进行更艰苦的谈判，然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了。这一天是周六，会场Bella Centre内外却仍然一片火热，许多活动和边会依旧进行。在欧盟的会议区，甚至一个空座位都成为了奢望，多数采访都要站着进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则对媒体记者说：“现在该是将眼光放得更远的时候了。”

　　这一天，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同时进行着一场预计5万人参加，实际人数达到约10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由上百个环境团体、人权活动家、气候积极分子、反对核能者、反对转基因食品者、素食主义者等示威人员组成的队伍打出了“哥本哈根没有B计划”、“冰川在融化！求救！”、“为了地球，消除肉类”等标语，表达着队伍里不同的诉求。来自肯尼亚的一位妇女抗议联合国忽视了原住民；一位来自印度的示威者则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洪水和干旱农作物的技术；而一位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在头顶盘旋的直升机的轰鸣声中向路人呼吁言论自由和民主。几小时后，一场平和的游行竟然戏剧性地演变成了砖头和锤子飞舞的暴力游行，约1000多人遭“恭候多时”的警方逮捕。

　　而同样在这一天，在哥本哈根26公里之外的瑞典城市马尔默，阿尔斯通公司的工厂里，瑞典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Ann-Charlotte Larsson博士正在兴致勃勃地向前来参观的记者讲述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就像COP15主席、丹麦能源部长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所说，“政治意愿很重要，但是我们同时需要解决之道。”

　　Ann Charlotte在空气污染控制领域工作了24年，一头银色的短发倒是十分方便在工厂里佩戴安全帽。她面对记者侃侃而谈，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便流露出科学家对于自己兴趣所在的迷恋和兴奋。“它们的的确确在解决问题，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项目，这对于应对气候变暖非常重要。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你有化学反应式作为根据，政治就不一样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在这里了，政府决定是否制定政策推广。”

　　氨是碳捕捉过程中的必要化学品，而氨的溶解度极高，常吸附在皮肤粘膜和眼结膜上，产生刺激，所以人们戴好护目镜才可以进入车间。车间弥漫着淡淡的氨气气味，伫立着巨大容器和错综复杂的管道，碳捕捉的化学反应正在其中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车间里设有淋浴设施，可以让工人及时清洗粘在皮肤上的氨。2008年起，在碳交易中，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需20欧元的费用，而据麦肯锡报告显示，捕捉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在2020年有望降至35欧元至50欧元，两相比较，差距已经不是不可以接受。

　　解决气候变化，任何一种技术都不足以单独支撑。

　　在连接马尔默和哥本哈根两座城市的厄勒海峡跨海大桥上眺望，可以看到远处海面上一组旋转的银白风车，衬着深蓝色的辽阔大海，像是蓝色衬衫上的白色珍珠纽扣。然而事实上，在看不见的深深海底，却有着巨大电能通过光缆，经过多次变压，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城市。

　　风是丹麦一年四季最丰富的能源之一，贡献着丹麦今天20%的用电量，丹麦人说，“没有人能够阻止风”。

　　在距离哥本哈根6公里远的米德尔格伦登海上风电厂(Middelgrunden Offshore Wind Mill)，20个高出海面65米的风车排成一条弧线，据介绍这是为了更高效地利用风能。而在海上建立风力发电厂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2月的哥本哈根海港气温在0℃左右，海风猎猎，满载媒体工作人员开往风电厂的小船随着波涛一路摇晃。海上风力发电成本巨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维修保养人员从陆地往返发电厂的成本很高，天气稳定的时候可以乘船，如果遇到更加严酷的天气，就不得不使用花费巨大的直升飞机。而对于各国记者们普遍关心的成本问题，丹麦风能协会(Danish Wind Industry Association)CEO Jan Serp Hylleberg表示，目前，海上风力发电1兆瓦，成本大约在100万欧元。

　　当船驶近风车，站在甲板上抬头仰望，风车的叶片在海风的推动下强有力地转动，大自然的确给予了我们很多可能性。而此次COP15也许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给风能产业带来的又一次强大的发展动力。

　　丹麦有400多个小岛，是世界上首个使用风力发电的国家。在1891年丹麦人就开始使用风力发电，而到了1979年，政府为了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开始大力鼓励风电机的安装。今天，丹麦的海上风电已经成为其能源产业的一大亮点。

　　1970年代中期，丹麦人发明了风机叶片模型，并造出单机容量22千瓦的风机，由此点燃了丹麦人发展风电的激情。此后的十多年间，政府政策鼓励，大型私营企业纷纷涉足风电，个人投资风电厂的热情也被激发出来。目前，丹麦私人联合投资风电的合作社已拥有大约15%的风电装机容量。这种由草根阶层组成的风电合作社，已成为风电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08年，丹麦向世界出口风电设备和技术总计达57亿欧元，占总出口额的7.2%；当今世界大约有1/3的风力发电机都是由丹麦制造出口的。

　　气候变化不仅涉及政府和企业。丹麦最大的垃圾管理公司韦斯特弗布赖丁公司(Vestforbranding)就在居民区广泛设置了垃圾回收站。在一处回收站，每隔几分钟就有附近的居民开着私家车来丢弃垃圾。垃圾回收站布局呈环形，有20多种垃圾分类，甚至纸板和报纸都要分开丢弃，在回收玻璃瓶的垃圾箱前，飘着酒精、饮料和食品调料混合的味道，很有催吐的作用。

　　所有居民都会驾车绕场一周，分类丢弃垃圾。私家车在这里进进出出，主人扔垃圾的时候，狗狗就在车里四处张望。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的哥本哈根本地居民和她的男友向记者介绍，他们就住在附近，每年家里都会做几次大扫除，然后会来这里扔掉不再需要的东西。他们的车后面放着暖气片、木质窗框、纱窗等杂物，看样子应该是刚刚重新整修过房子。20分钟左右，两位年轻人就自己动手，把这些大物件搬进了不同的垃圾箱，一切娴熟而自然。

　　“所有垃圾分类都是由居民自己完成，否则我们的成本太高了。如果不知道该扔在哪一类，你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但是，谁扔谁负责，是丹麦的规矩”，公关部主任索伦？斯科夫(Soren Skov)轻描淡写地说。在回收站几分钟车程的地方，就是韦斯特弗布赖丁公司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所有垃圾中，回收的部分大约占33%，焚烧的占62%。焚烧炉产生的热量通过蒸汽锅炉发电或供热。这个垃圾发电场，共向89万居民用户提供热能和电能，这相当于1／6的丹麦人口。也就是说，这些垃圾经过工厂处理之后，只有约5%被填埋。

　　之前有报道称，丹麦是欧盟国家中个人平均垃圾量最多的国家，2008年平均每人丢掉800公斤的垃圾，居欧盟27国之冠，高于荷兰的630公斤、英国的570公斤。但是丹麦的垃圾大多是园艺垃圾，而不是汽水瓶之类的废弃物。与丹麦垃圾有仅5%的填埋率相比，美国的54%就显得触目惊心了。

　　有趣的是，垃圾焚烧比垃圾填埋产生的温室气体更少。垃圾填埋时会分解产生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即使是按照最高标准建设的垃圾填埋场，也只能回收50%左右的废气。而垃圾焚烧不仅可以用来发热发电，其废气回收率也较填埋场高得多。一吨垃圾燃烧可以产生约一吨的二氧化碳，而几乎不会产生甲烷。只要环境监控恰当，垃圾焚烧厂比其他垃圾处理方式有更大的优势。垃圾焚烧处理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提出来，但是因为无法控制烟尘而常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在1960年代，日本开始尝试利用垃圾焚烧的热量来发电，随后各个国家纷纷赶上，现在有部分国家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垃圾焚烧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在丹麦焚烧垃圾已经成为一项公益事业。

　　作为一家政府兴办的非盈利性企业，韦斯特弗布赖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处理垃圾带来的环境问题，而不会通过卖电和热来赚钱。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今年比去年的垃圾处理总量小了10%。斯科夫表示，这表示生产少了，消费少了，“我还挺高兴的”。整个丹麦有98个城市，共有35个垃圾管理公司、上百个垃圾回收站。韦斯特弗布赖丁公司股东是大哥本哈根区的19个市政局。公司拥有50多个垃圾回收站，管理着2500多个垃圾储藏箱，一年需要处理90万吨废物。但该公司仅有职工250人，效率非常高。

　　虽然是冬季，哥本哈根，这座北欧城市室外气温和北京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在爆满的酒店、机场、会议大厅中，取暖和用电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海上风力发电厂和垃圾回收焚烧场的贡献。而享受了环保技术便利的各国政府官员在为国家利益讨论太多政策与条约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在他们脚下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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