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志武

　　在科技领域，如果没有内在创新能力，就不能是技术强国。同样，在金融领域，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活力、没有创新空间，就自然不能是金融强国。

　　而决定金融领域创新活力的，首先是金融交易主体的自由选择度。一个由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的金融体系，即使其交易量大、金融资产数据宏伟，也未必证明其自身活力强、市场能力高。当行政权力几乎介入所有金融交易时，当市场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空间时，就像靠强心针支撑的身体，那只能是虚胖，不会是强壮。

　　如何判断一个金融体系到底是以行政权力主导，还是由市场逻辑主导呢？一个简单易用的指标是，看人们为了得到金融交易机会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权力过度介入金融交易，包括管制参与权、限制金融供给、干预价格机制，那么，交易机会必然短缺，金融产品供应不足。于是，交易机会会出奇地珍贵，超额金融溢价成为常态，以至于谁都争先恐后，甚至为获得发售金融产品的机会高价行贿也在所不惜。

　　只有让行政权力更多退出金融，恢复民间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减少权力对金融供给的管制、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对金融发行和金融从业的身份控制，才能让中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否则，中国的银行体系、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等金融市场，会继续是“形似神不似”，金融机会会继续不平等。

　　别错过“非洲热”

　　瑞信董事总经理 陶 冬

　　2001年，非洲经济以平均5%的速度增长，高过4.2%的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非洲GDP却加速增长至6.8%。非洲大陆在重新起步。笔者相信，商品、能源牛市和外部资金涌入，将在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大陆创造出新的辉煌。如果你未能赶上“金砖热”的话，“非洲热”值得关注。

　　商品是非洲经济的最大卖点。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中10%在非洲，8%的天然气和54%的黄金储量在非洲。商品价格不倒，非洲便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商品价格飞扬，非洲随时可能成为升空的火箭。

　　股市繁荣，是笔者看好非洲的另一个原因。埃及股市在2002~2008年的7年中上升2000%，居世界之冠。过去3年中，每年约有7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非洲，数量较之前翻了三倍。资本市场成型，为非洲发展经济开辟了新的集资渠道。

　　此外，笔者认为非洲的土地也值得投资。哪怕土地所有权受所在国的法律限制，廉价租用几十年也不失为好的选择。当然，土地投资是与股市投资、商品投资完全不同的领域，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管理，需要地方的人脉和政府的支持。

　　最后一项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的旅游资源。非洲拥有独一无二的野生动物景观、罕见的地貌天然景观、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除了北非的人文资源外，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仍有巨大的空间。

　　非洲这块经济发展的处女地上，已经可以听到全球化的脚步声。

　　为何民企工业增长反倒优于国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出口受到很大冲击，民营企业首当其冲，而其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整体而言又被国有企业边缘化，因此在增长率、就业和财政方面都引起很大担心。但是，从广东的调研结果来看，民营工业的工业增长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出15个百分点，这与舆论普遍持有的所谓“国进民退”的判断有很大的差异。

　　回来后查了全国数据，我国的GDP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在工业增长中民营企业做出很大贡献。从2007年1月到2009年9月，民营工业的工业增长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出10个百分点。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何民企工业增长反倒优于国企？

　　我提供的解释是：一是体制优势，民营企业不打不拼就没有了。在高增长的时候，体制优势一般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但在经济增长放缓，希望高速增长的时候，体制优势就非常突出了。

　　二是大量资源第一手是给了政府和国有企业，但第二手不一定还留在他们那里。因为他们拿到钱就要买东西。4万亿元下去，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拿到的订单会大量增加，很多资源转了一个圈还是到了民营经济中。

　　三是民营企业大多规模小，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国外市场形势不好马上就可以转向国内。最有趣的是“阿宝计划”，即阿里巴巴+淘宝，阿里巴巴原本是帮助中小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出口形势一变他们调整得非常之快，在淘宝开网店就是面向国内需求。

　　冰箱里的人民币汇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 帆

　　久违的人民币升值的老调又开始重弹了。面对国际国内的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政策可以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对策，是一次性实行较大幅度的升值。比如人民币在一次性对美元升值15%之后，宣布在一段时间之内维持汇率不变。这种措施的好处，是能够较好打消市场上的升值预期。缓慢的升值会加剧升值预期，升值预期会导致热钱流入。不过，考虑到当前出口复苏乏力，政府采取一次性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种对策，是考虑让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已经放弃了对货币篮子的参考。如果正式盯住一篮子货币，对维护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是最有利的。盯住一篮子货币又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加权，实行盯住“大篮子”，即货币篮子中包括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第二种选择可以是盯住IMF特别提款权SDR，这是盯住一个“小篮子”。

　　第三种对策，就是保持现状，什么都不做。当前的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已经被冻结，人民币汇率被储存在了冰箱里面。但是，把人民币汇率放到冰箱里面是没有办法保鲜的。与其按兵不动，不如主动出击。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在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所有方案中，汇率改革都将是不可缺的。外部的升值压力不可避免会日益喧嚣，但一个成熟的国家需要做到不为外物所惑。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企业做多大，才安全？

　　IBM(中国)运营战略首席顾问 白立新

　　何谓企业安全？我理解企业所关心的“安全”，其实是指企业不会因为突发事件而突然解体。至于长期而言，企业能做多大多久，那是属于能否长寿的问题。

　　为了安全，企业必须具备避免突然解体所需的“粘合力”：

　　第一是内核粘合力：无论企业做到多大的规模，最重要的都是核心管理层的稳定与团结。一家技术起家的企业，面对市场的天赐良机却难有突破，因为创业者始终无法从工程师转型为企业家，更是无从建立一个核心团队，这样的企业就极不安全，很容易解体。内核粘合力几乎与企业规模无关，却与创始人、股东、董事会的价值观和理念息息相关。

　　第二是商业伙伴粘合力：如果你的企业规模足够大，你对供应商就极具粘合力，同时由于可以让利给客户，你对客户的粘合力也很强，左右逢源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总是很强。另一方面，如果你的产品具有独到的客户价值，同时你也能抵挡无限扩张的诱惑，避免客户粘合力被稀释，你的企业就比较安全。商业伙伴粘合力既与企业规模相关，也与企业的独特价值相关，两者缺一不可。

　　第三是政府与社会粘合力：当你企业的规模足以引起政府关注的时候，你就相当安全了；当然，如果你借此向政府叫板的话，那也是企业最危险的时刻。政府粘合力经常与企业的经营规模相关，因为规模决定就业、税收等社会贡献度。与此同时，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是粘合力的重要因素，比如百度和阿里巴巴，按规模来说他们都属于中小企业，但是其影响力超过许多大型企业。

　　博弈才能催生市场秩序

　　财经评论员 秋 风

　　10月31日，30多位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煤老板”在杭州集体亮相，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斡旋、维护浙商合法利益。其后，浙商又集体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指山西的做法侵犯了浙江“煤老板”的财产所有权，属于“违宪”行为。

　　笔者并不想说，这些私人企业主的权利和利益主张都是正当的，必然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如此公开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做法本身，却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市场秩序的构建就需要这样面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做法，哪怕是法规、红头文件，而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人。

　　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些市场制度的元素，那它主要就是市场活动主体努力争取的结果。中国在此前的经济社会活动制度框架是集中计划体制，有些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冒着一定风险，采取各种办法绕开政府的管制，开辟出私人产权、私人企业的活动空间。他们称得上是立法企业家。

　　当然，他们的活动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所在地政府的态度。中国过去30年的所有市场化、法治化变革，都是以民众创新、政府承认的模式展开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农民的争取，农民的土地产权怎么可能趋于完善？如果没有业主的争取，业主自治怎么可能成为一种小区治理的基本制度？

　　同样，如果没有煤矿主的争取，山西怎么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煤炭市场秩序？浙江私人企业主维护其利益的努力，就是关于制度的博弈。唯有通过这样的博弈，市场秩序才能在中国生长出来。

　　五件大事决定未来十年

　　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动向，必须要了解这十年内在经济方面正在进行的有哪些大事。

　　第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对中国来说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的耕地18万亿亩，林地是25亿亩，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这是非常好的食用油，又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而且生态保护。

　　第二件大事就是城镇化在加快。城镇化能解决一大堆问题，如果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十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城镇化是多大的工程，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城镇化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三件大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搞了这个，在国际市场出口还会上升，这将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我们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经过中科院的讨论，第一是新能源；第二是新材料；第三是生物科技；第四是环保产业。

　　第四件，民间投资将迎来高潮。创业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民间投资，这个影响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这么多人要进城怎么办？要解决大量劳动力，仍然要靠民营企业。

　　第五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是扩大内需的保证，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这个问题如果逐步推进的话，在今后十年之内，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并且在社会稳定方面很重要。

　　防止中西部成为意大利的“美左桥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 昉

　　我们要防止“美左桥诺”现象，它的含义是意大利落后的南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国家，它的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意大利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

　　两德统一以后，东德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但是两德的地区差距仍然长期保持着。有经济学家说，这是第二个“美左桥诺”。

　　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说这些落后地区是二元经济，这和我们的中西部很相像。另一个是说，曾经东德地区有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又慢下来了，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都用在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它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第三个“美左桥诺”。过去几年来看中国中西部增长非常快，但是再细看，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劳动比是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绝对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区了。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但是中西部人均收入还比较低。

　　我们虽然预期说，我们可以把雁阵模型变成中国国内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恰恰走了违背比较优势的道路，没有能够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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