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陶 勇 《能源》杂志记者

　　嘉宾：

　　王海运 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何茂春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赵宏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09年11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德新海”事件等回答记者提问。

　　有学者表示，中国货轮被劫，表明我国海上运输安全隐患难以消除，不少区域海军鞭长莫及；比如马六甲瓶颈问题依然存在，由此，折射出能源运输问题之严峻，以及能源外交面临的种种问题。

　　本期“圆桌“特邀三位嘉宾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王海运：中国货轮被劫说明海上交通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针对海上运输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我国多条海上石油运输通路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处于无保护状态。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几艘沉船就可以堵塞。因此，应考虑向海盗、恐怖分子活动比较集中的沿海运输要地派出威慑力量。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搞好与资源产地和海上运输要地国家的关系，借助他们保障我资源开发与海上运输的安全。为此，我们必须注意造福当地百姓，保一方平安，避免引起引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泛滥。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在资源地派驻或者就地组建安保防护力量，加强安保防护。

　　何茂春：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是致命的，我们有一半以上能源运输通过它，一半以上的进出口货物要经过它，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所以在这一地区非常脆弱。即使条条海路通中国，马六甲海峡也是不可替代的。无论中俄石油管线、中哈天然气管线、中巴石油/天然气管线、中缅天然气管线、拉美线等等，统统加起来都不一定抵得上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的作用。

　　赵宏图：马六甲海峡等能源运输通道的现实风险主要来自和平时期的海盗、恐怖主义和运输事故，而不是战争状态下大国的军事封锁和石油禁运，且这类风险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总体影响相对有限。对中国而言，海上能源运输风险防范的重点在于加强相关设施建设、增进多边战略对话与合作、改善运输通道管理及共同研究海上替代路线等。

　　我们从苏伊士运河来看马六甲海峡。美国过去曾通过苏伊士运河运油，后来苏伊士运河因为战事关闭，美国等开辟了非洲东海岸航线，造出10万吨级以上油轮来替代几万吨的，虽然绕道运输，但成本上升不明显，美欧也并未因此受到严重打击。现在，绕非洲航线成了重要的世界海上石油运输线。

　　中国国内不同层次关注的内容并不一样。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更关注美国通过海上禁运控制石油运输线，而不是海盗。海上禁运是一种可能，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一直存在。关键在于，如果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方面就有可能介入并展开封锁。出于对能源的不安全感（石油价格的增长，能源需求），中国的部分民众认为应该增加海军实力来抗衡美国，但从政府的政策中并未见此种举动和相关政策。一些严肃的学者对现实的分析是：就算中国海军再加强实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无法和美国海军实力相比。为缓解这种担心，中美应加强对话，不单在技术层面，更在政治和战略层面；出于不同角度，国内外对石油运输安全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和误解，各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对话，而可喜的是目前各种层面的对话、合作也越来越多。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各种石油陆上管道方案的讨论。事实上，选择管道线路时还要考虑复杂的国家间关系。而且，管道更容易被破坏，一颗手榴弹就可以炸断。相比较而言，还是海运更为安全和经济。

　　如何看待目前的能源地缘政治？

　　何茂春：中国能源战略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中国能源战略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要，应该给它及格分，把有关战略责任推给发改委是不公平的，发改委现在很尴尬，一方面他有很大的权力，一方面他在经济外交中的权力也受到很大的制约，整体国家能源战略需要认识上的提高。在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外交部等等部门要共同努力参与做这件事。

　　赵宏图：有时候把企业到国外投资看成国家利益，其实应该有所区分。像达尔富尔，本身是企业投资行为，但国家承担了很多政治、外交代价。企业经营是自己在做，赚钱也是自己的。但是，我们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和西方国家对抗，我们谈国际合作更多的是双边的，但事实上还有多边的。比如中国和伊朗、苏丹的合作，我们认为是双边互利合作。但美国的政策是三边的，他对伊朗、苏丹遏制，你与他们合作就是和我对抗。他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中国加强和这些无赖国家的合作就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因为这些国家是被排斥在现有国际秩序之外的。凡是我们反对的，你们就要反对，凡是我们拥护的，你们也要拥护。这就是美国的逻辑。我们现在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为什么要挑战呢？但是如果有些行为、舆论造成误会，就可能得不偿失。因此，有时候我们似乎要“委曲求全”。所以，能源外交要看全局，要排序，看哪些国家更重要。

　　王海运：如果说能源战略有缺陷，主要是对国际能源关系运筹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关系国家战略全局的一系列重大能源外交问题的把握不够到位。从理论上讲，国家能源战略应当包括国内和国际两大部分、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两大分支。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对能源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能源发展战略，涉及对外能源政策的内容不多，更未从战略层面对能源外交进行系统阐述。作为能源需求大国，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能源外交理论体系，制定与能源发展战略相配套的能源外交战略，以有力指导、有效协调各能源外交主体的国际能源活动，谋求更大的能源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服务于国家的和平发展。

　　我国能源外交起步较晚，不仅缺少理论支撑，而且相应的实施机制也很不完善。包括行政管理机制、外交支持机制，安全防卫机制，都需要调整完善。这个任务相当艰巨。说到底，我们的国际意识、大国意识还不强。国家发展起来了，国家利益向全球扩展，但国际意识的培育没有跟上。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不能只关心能源技术、能源商务，还要关心能源政治、能源外交。如果真正搞清楚美国的政治环境，就不会出现中海油贸然进军美国优尼科那样的失误。如果认识到发展对俄能源关系的战略价值，那么在1994年叶利钦亲自推销俄中石油管道时我们就不会无动于衷。由于我们战略决策失误，这条管道不仅迟修了十多年，而且多付出数倍的代价。

　　有些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认为中美关系最重要，我们不太同意这个观点。

　　说到对俄关系不能不指出，我们不少人对俄罗斯因素在我国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价值缺少应有的认识。不论是外交战略领域、发展战略领域，还是安全战略领域，俄罗斯都是我国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中美关系固然是我国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但是不能搞“一切服从对美关系”，不能为了发展与主要战略对手的关系而牺牲与主要战略伙伴的关系。如果我们丢失了主要战略伙伴，甚至转化成一种对立关系，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是不可改变的地缘政治现实。和则两利，对抗则两败俱伤！前不久在纪念中俄（苏）建交60周年活动中，俄罗斯驻华大使在讲话中提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苏中对抗给苏联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两千亿金卢布（约合3000多亿美元），严重迟滞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我们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防范苏联的威胁，我们不得不搞“山、散、洞”，不得不搞“大三线、小三线”。而那个时期正值东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日本、韩国抓住了机遇，而我们却深陷与苏联的对抗之中，错失良机。“远交近攻”不适用于对俄、对美关系，中央“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完全正确、不可动摇。

　　南海资源蕴藏特别是石油资源十分丰富，被国际石油业界称为另一个波斯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那里开采出一滴油。而越南等东南亚小国却每年在那里打出5000多万吨石油。距离远是理由吗？到非洲都可以，到南沙却不行？说到底，是企业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因为南沙石油开发成本高，还可能引起国际争端，搞不好会影响到企业领导的官帽子。可是就国家利益而言，打一口油井就是一次强有力的主权宣示。经济利益要考虑，政治、安全利益更要考虑。到了下决心开发南海资源的时候了！ 21世纪中国的主要经济活动可能更多地集中到海洋方向，安全威胁也将主要来自海洋方向。经略海洋已经成为21世纪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勇于进取、加大投入，确保国家的海洋主权和经济权益。

　　中国能源外交应该怎样调整？

　　何茂春：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能源外交战略，要把国家今后30年发展安全一半放在海外，继续巩固海外市场占有份额，并且不断参与海外能源企业的并购，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的能源开发，与当地互利互赢，通过对外合作与对外援助使我国海外能源战略能够帮助国内未来30年能源确保供应。能源外交不仅是去开采、并购，还要扩大与发达国家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在节能减排方面走出大国之路。在能源外交方面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外汇资产应该从单纯的债券市场转向资本市场，能源企业持股或其他，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拿走资源，而且帮助他们发展，承担大国责任。

　　王海运：最好不要说转型，而应该谈强化。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又是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旺盛，而在国际能源活动领域中国又是后到者。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能源外交对于中国更显重要。而中国能源外交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有实践无理论、有行动少协调的状态。因此，应该改变，应该强化。

　　我认为具体举措可以是：第一，尽快推出国家能源外交战略。作为 “中国能源外交战略框架研究” 的课题负责人，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尽快验收、正式推出这一研究成果。　

　　第二，努力增强我国能源国际活动主体的外交意识。国有能源企业海外发展，不仅仅在于赢利，而且要谋求国家整体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利益。仅仅拿到油、赚了些钱，远远未达成应当达成的目的。而且能源企业“走出去”离不开国家外交的支持，因此必须强化能源企业与有关政府部门间紧密协调的意识，用好国家外交资源。

　　赵宏图：就中国能源外交而言，不仅需要明确的概念界定，而且还需要清晰战略定位。从根本上讲能源外交是外交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能源外交时需要更多从外交全局的角度和高度来看待，而不是仅仅考虑能源，要从国家整体战略利益来考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别企业的经营和得失。还有在能源外交上，我们比较注重双边而相对忽略多边，我们的很多国际能源合作是双边的，而在参加多边国际能源合作的机制方面相对滞后。

　　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消除国际社会对我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心，具体到能源领域就是在保障和争取能源利益的同时尽可能消除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而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中国加强与伊朗、苏丹等所谓“无赖国家”的能源合作，被视为与西方的对抗，被视为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我国需尽可能地加强多边合作，加强多层次的沟通与对话，了解有关方面的真实关切和想法，避免进一步的误读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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