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裴长洪

　　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有四个问题将成为国际社会思索和探讨的热门话题：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向何处去？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能否迅速成长？国际分工与贸易规则是否发生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向何处去？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可能性

　　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们主张：未来美国居民应降低消费水平，提高储蓄率，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逆差，减轻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同时要求中国和其他对美贸易顺差国减少出口，增加内需。从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世界经济失衡论，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以及2009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上美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无不贯穿着上述主张。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这个主张很正确，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也未必完全符合某些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尽管这一主张包含了一定合理因素，但它从根本上不符合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它并不正确。

　　那么它究竟能否行得通？也就是说在现实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过去负债消费、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不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愿望和主张，而取决于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时间看，美国的消费水平是在下降，储蓄率有所提高，美国居民储蓄率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0.2%提高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6%。但这个趋势能维持多久、能否扭转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却值得怀疑。

　　第一，美国经济虚拟化。服务业已占美国经济总量的80%，美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只以价值量衡量的国民收入，而没有实物产品。经济虚拟化使美国金融资本成为最强大、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金融资本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虽然遭到重创，但借助美国政府不断输血，依然十分强大，任何缩减金融资本活动空间的经济措施都会遭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美国居民负债消费也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因此改变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第二，美国产业资本依赖金融市场。美国制造业具有世界领先优势，但为什么仍然会出现两大汽车公司破产？因为美国工会极力主张高工资和高福利，使美国公司难以控制劳动力成本，美国制造业依靠产业资本自身循环来平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愈来愈弱。它需要依靠资本运作，在全球市场上不断通过重组、兼并、收购等方式来弥补和抵消生产成本的增加，这就意味着美国产业资本的生存愈来愈依赖全球金融市场。此外，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模式的转变，势必导致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萎缩，这也使产业资本难以忍受。

　　第三，美国居民偏好金融交易以获得财富。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金融产品交易成为美国居民获得财富的重要来源，负债与扩大金融产品交易不仅是美国普通居民的实际经济利益，也是美国独特的时尚文化。完全回到过去靠工资收入积累财富的传统，既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也违背美国的时尚文化。

　　综上所述，未来美国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关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也不可能改变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生存方式，更不可能改变美国居民的利益偏好与时尚文化。因此，美国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美国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只能基本照着美国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离。

　　美国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前景

　　奥巴马上台之前，其智囊班子为其制定的振兴美国经济的基本思路是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清洁能源和低碳排放寻找并建立起新的战略性产业，形成新的技术与生产供给，最终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以及新的国际收支格局。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很难完全实现。

　　首先，推行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在国内外都有阻力。石油垄断集团是新能源经济的天敌，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和石油出口国都是新能源经济的对立面，它们可以容忍新能源在不损害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一定发展，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它们不会任其坐大，必要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封杀新能源经济的发展。

　　其次，美国至今还缺乏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机制，其中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让、成本补贴、大众消费推广、出口促进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手段。简单地依靠改变排放标准和交易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但不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而这一经济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再次，IT新经济从勃兴到泡沫破灭的历史经验表明，依靠新技术支撑的新产业往往缺乏长期赢利的可持续性。在科技日益发达和科技全球化条件下，新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日益缩短，投资于技术创新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而风险却很大，这必然降低资本投资于新技术的热情。因此，垄断资本更愿意投资于稀缺资源开发以及那些可以不承担投资失败责任(如金融创新)的领域。

　　最后，美国产业资本对新产业的需求并非想象的那么强烈。美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三个领域：航空航天器、汽车、大型计算机、武器、成套设备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机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等，主要为大企业配套，技术含量也较高；在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控制研发、品牌和营销。这些产业优势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它们决定了美国作为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而且美国还牢牢掌握着石油价格武器来维持这个地位。

　　因此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前景并不光明。在奥巴马的任期内，美国以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的战略性产业将会有一定程度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取代原有的制造业，更不可能很快改变原有的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随着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制造业中成本控制能力的不断弱化，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前行。

　　未来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规则是否变化

　　美国精英为未来设计的国际分工图景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者以及创新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让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从而改变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失衡”格局。在贸易规则上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产业，逼迫中国在高油价、碳关税、高汇率三重压力下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当然，这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而已。美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成长之路仍很遥远，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主要制成品或中间产品的重要生产者和供给者。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基本格局也不会改变，中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大国。

　　尽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贸易自由化会被逐渐加入新的因素，逐渐与传统自由贸易概念有新的区别，这也会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认真应对。同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成为长期任务。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因素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敌视和怀疑，都是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但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的程度有限。所以，我国应确立不怕打贸易战的思想，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持久地打各种贸易战和汇率战，“斗而不破”是我们处理与美国经济利益矛盾的指导思想；建立国际经贸统一战线联盟和分化区别不同贸易伙伴和利益集团应是我们的基本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地位

　　我国对外贸易结算90%以上用的是美元，资本项下的金融交易也主要是美元，人民币与美元的交换关系很难被弱化，人民币汇率事实上也一直是盯住美元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在货币流通上都属于美元区的势力范围，人民币盯住美元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美元仍然是世界最强的储备货币，美元霸权地位仍将维持很久，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可以轻言人民币脱离美元而自成国际货币体系。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有浮动的、竞争性的固定汇率，这种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有管理的汇率较为符合我国利益。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减轻美元汇率波动造成的冲击。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底，中国大陆已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的货币当局签定了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通过货币互换，缔约方可以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经济体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降低汇率风险。货币互换的真正意义在于减轻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给其他贸易伙伴造成的损失，它相当于在一段时间内锁定汇率。2009年4月8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几大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也是减轻汇率波动冲击的有效办法。但无论是货币互换还是人民币交易跨境结算，都需要以美元或国际储备货币为基础。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缓解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西方五大中央银行已经开展了货币互换，我国未来应争取人民币与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互换。人民币与美元互换，让美国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是稳定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有效办法，也是向固定汇率方向靠拢的实际步骤。人民币还可以相机与日元、欧元等西方货币互换，在未来美元贬值趋势中增加我国国际性资产的安全，减轻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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