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并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好转提供了支撑。我国在考虑经济刺激政策调整时，首先要适合中国国情，并应注意政策调整须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变化相互协调

　　■　何  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争先恐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6月份，二十国集团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承诺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金额已经高达11.9万亿美元。正是由于如此大手笔的“账单”，世界各国才“买”到了市场信心，也“买”到了恢复经济增长的时机。我们之所以能够免于一场类似于1929～1933年那样的大衰退，共同的经济刺激政策要居首功。但是，如果在经济恢复增长之后仍然维持非常规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造成财政赤字的不断恶化。而且，各国在刺激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也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新兴市场受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的冲击可能更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并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好转提供了支撑。我国在考虑经济刺激政策调整时，首先要适合中国国情，并应注意政策调整须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变化相互协调。

　　发达国家“敦刻尔克大撤退”的

　　时机尚未到来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和次序决定其成败。首先，如果过早地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再次陷入动荡。迄今为止，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进程尚未结束，很多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一旦出现加息，将会导致金融机构现有资产的质量急剧恶化。其次，经济刺激政策的过早退出，可能使得经济复苏半路“夭折”。1933年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坠入失去的十年，都是由于过早地采取了加息的措施。这些历史，可为殷鉴。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支出和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尚未出现强劲增长的迹象，高失业率尤其成为困扰各国的首要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预计，即使今后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达到3%，高失业率也不会很快下降，在2010年底前美国失业率将维持在9%以上。如果就业形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各国政府在刺激政策退出时必然顾虑重重。如果退出过晚，则可能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可能推高资产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甚至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增加未来的偿债压力，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损害。

　　从退出的方式上看，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早于财政政策。由于财政政策需要提前制定预算，因此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而各国政府出于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考虑，纷纷出台减税、增加社会保障、扩大对新兴产业投资的政策，预计在未来数年之内，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都将持续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连续降息，将利率维持在0～0.25%，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最终实施了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时代。当金融市场趋于平稳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游资冲击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并可能触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因此，货币政策的退出比财政政策的退出更为急迫。预计在退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将首先取消数量宽松政策，比如和金融机构签订再回购协议、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利息等，回收投放在金融系统的特别流动性，最终，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将逐步提高利率至正常水平。

　　对退出时机和退出次序的选择取决于各国的国情。近期，一些资源型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挪威已经采取了加息措施收紧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比预期更加迅速，通货膨胀开始抬头。预计像新西兰、加拿大这样的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半年实行加息政策的可能性较大。随后，一些信贷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也会选择退出经济刺激改革。比如，印度中央银行已经为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而提高了银行储备金率，而韩国也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2010年年初收紧货币政策。但是，欧美各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刻似乎还没有到来。尽管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已经出现了反弹，但强劲的经济复苏仍然杳无音信。预计在未来半年之内，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大规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极低。

　　中国应着手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

　　“退出”策略

　　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不应放松警惕。无论欧美国家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早还是过晚，都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中国很可能是台风的登陆点。目前，发达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的流动性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如果中国加息太早，则大量套利资本会滚滚流入，推高股市和楼市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但是，如果我们政策调整的时机过晚，国内的流动性没有及时收回，国内市场上的过剩资本同样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闻风而动，流入中国。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出现急剧调整的时候。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应对预案。

　　首先，要着手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调整方案。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并不一样，我们的政策调整方案也应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但我们的财政政策最担心的问题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财政投资的低效。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财政收入状况较好，因此，只要增加的财政支出能够促进未来的增长，从长期来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会导致政府债务失控。如果世界经济出现较长时期的低迷，中国要做好准备，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要退出的是盲目新建扩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但同时要增加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从公共财政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适宜于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强规划布局和联网联线；地方政府应更多地负责对地方性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的投资。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和事权划分进一步明晰。总之，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基本策略是进行结构上的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在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正式显现之前，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赢就赢在提前出牌，精准点控。比如应采取措施遏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防范信贷扩张中出现的不良贷款，适度降低信贷增长的速度等。2009年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楼市和股市，并推高了资产价格。为了遏制资产价格的暴涨，应从增加供给的角度入手，加快证券市场改革，扩大土地供给，严厉打击囤地行为，加快农地制度改革等。

　　其次，要尽快建立阻挡外部冲击的“防火墙”。发达国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会对我国的宏观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各种冲击。为了避免外部冲击加剧中国的增长波动，应建立若干道“防火墙”。一是可考虑加强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当前还不是畅谈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时候，而是要未雨绸缪，把篱笆墙上的漏洞能补的都补好。加强资本管制，不仅要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还要加强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这是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放松资本流出的初期，往往会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因为投机资本考虑到撤退的合法通道已经打开，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流入。二是可考虑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以换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国际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一国往往会面临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像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可以通过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币盯住美元，但其货币政策会不断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如果中国认为国内的经济稳定要比汇率稳定更加重要，就应该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让汇率波动起来，变成一道缓冲外部冲击的“防波堤”。三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地减少对出口和外资流入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再次，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的协调。我国应呼吁主要发达国家承担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的责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无论是发达国家实施或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都不能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发达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促进就业，往往会设法保护本国产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并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转嫁经济调整的成本。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将日益频繁，要求中国调整结构、开放市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和我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方面，各国间需要加强沟通和协调，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恶性竞争。中国应通过区域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赢得理解和支持，增加与发达国家谈判的砝码。

　　最后，要警惕西方国家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出现失败或失控。发达国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并非一定会一帆风顺。西方国家退出战略一旦失败，将从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对中国带来冲击。从贸易渠道来看，退出过早会导致经济的“二次探底”，会导致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减少；退出太晚则会导致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中国的出口成本上升。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出口形势的预警，做好中国出口形势可能再度恶化的准备。从金融渠道来看，在退出过程中出现的美元贬值和国际热钱流入最值得关注。美元贬值会导致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贬值，而且会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热钱流入会冲击中国的资本市场，并牵制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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