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一个Q&A：

　　“你期待社会越来越好吗？”

　　“废话，当然。”

　　“那你觉得谁能做成这件事儿？”

　　“呃⋯⋯”

　　你当然想说“政府”，但这答案太平凡了，而且，其循规蹈矩的工作模式和效率，让你无法界定离“做成”还会有多远。算了，抛开这么宏观的头疼大命题，我们来看地球另一边的几个“小”故事。

　　在美国，一个叫施莱姆的男人帮助了数以千计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在南非，一个叫维洛尼卡·霍萨的女人发展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病人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在巴西，因为法维奥·罗萨的努力，数以十万计的边远农村居民用上了电；还有美国人詹姆斯·格兰特领导和“行销”了一场全球儿童免疫运动，挽救了2500万个生命；以及美国人彼尔·德雷顿，创建了一个自愿者基地“阿育王”，资助和支持了这些社会企业家，以及千余个像他们那样的人，将他们的思想威力撒播到了世界各地。

　　是的，经历了炫富的恶俗、扬名的伪慈善，进化后的民间梦想正在次第绽放，带来惊喜。

　　戴维·伯恩斯坦是一位关注社会变革题材的作家，他用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如今相当吸引眼球的“社会企业家”的真正所指。再返古一些，两个世纪前，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迪斯特·萨伊对社会企业家还有一个精辟的定义：那些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的人们。那么，如何让企业家认识到大社会就是这个“更高的领域”？戴维说，商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区别只在于他们远见的本质”，而另一位20世纪成长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也将这样一群人才视为“重大的经济进步所需要的‘创造性的破坏’的来源”。

　　飞速成长的中国，以及它的公民们，同样期待这样具备震撼力的改观。

　　阿拉善SEE便是这样一个试点。

　　它召集了已经富到不必再为聚集财富名利而作秀的商界大亨，运用他们愿意用到赚钱之外的兴趣点和热情，引入NGO机制，“顺产”自己的基金会，甚至，第三任会长韩家寰已经想到要做Social Venture Capital，即在传统的高难度风险投资基础上还要去Social。所以，如果说中国已经有了成型且蓬勃的社会企业家团队，阿拉善SEE必然位列前席。只是，它够好吗？它的未来在哪里？不妨以一家之言，来讨论这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