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SEE就像一所学校，企业家们在其中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现任秘书长杨鹏说。

　　近百位商界大腕聚集一处，共同去做一件完全不存在自身利益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说“绝后”也算得上“空前”。但是，强强联合也有其自身的弊端。谁说了算？谁定方针？谁定项目？谁负责监管？中国当代最有管理经验和公司治理话语权的一群人，总不至于效仿当年的梁山好汉搞个蒙古包版的聚义厅吧？况且，谁也没有那个勇气和能力说自己就是宋江，包括最早的发起人。显然，现代型组织才是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个完全精神平等、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氛围，才是完全民主诞生的最有利土壤，也正因为有了这种难得一见的大环境，才有了后来可以说是中国NGO民主制度先驱的阿拉善模式。

　　对于治沙，企业家们实际上并无经验可言，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恐怕有经验的人也不多，不过既然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庞大组织的走向，那么谁可都有话要说。不管是在蒙古包里被“海归派”们整得焦头烂额的刘晓光、招行行长马蔚华，还是处处爱“较劲”的张朝阳、周俊吉，以及同是房地产巨头的任志强、冯仑，或者逻辑严密、工科博士出身的王维嘉，为了阿拉善章程谁都可以不给谁面子，针锋相对，简直到了得理不饶人的地步。“冯仑，你给我坐下！你想干什么！”这边厢元老刘晓光实在按捺不住，那边厢任志强就发话了：“会长也要大家选举，不能几个原始发起人说了算。差额选举！”直把“元老”气得语塞。张朝阳更是得理不饶人：“到底是50%以上人数算通过还是三分之二，这也要规定清楚。”最后，后来被选为第一届监事长的马蔚华看不下去了：“章程永远处于修改之中，我看不如今天先到这里，原则同意，保留修改。”待第一届大会结束，已是次日凌晨，王维嘉一席话对整个“一次大会”做了最好的总结：“一夜之间，我们从完全混乱到最后形成民主程序，这次的经验实在难能可贵！”确实，这一小步在阿拉善的民主组织形成过程中可谓是不可磨灭的，也为后来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钱玉婷

　　热恋-相守

　　“伟大的事情怎么能让它真正伟大下去？这是个问题。”理事之一，天泰集团董事长王若雄说。

　　2005年，马蔚华说：“我觉得钱光靠我们捐不够，我们应该研究下应该用这笔钱引来哪些钱。我们这些人都很有本事的，大家应该分工去钓钱。”

　　一年后，王石说：“我们现在再从外面圈钱，可能是灾难，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用好那么多资金的能力。拿钱很过瘾，但是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去4个项目看，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团队应付现在的项目已经勉为其难了。”

　　2005年，刘晓光说：“我们在这儿不能光做公益啊，也做点别的事，把生意也做起来，一边生产面粉，一边也包点饺子。”

　　两年后，他自己又说：“我发现最初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公共事务绝不能掺杂商业私利，如果把商业私利掺杂进来了公益精神就会败坏，协会就走不下去。”

　　阿拉善SEE理事们的初衷和所有的理想一样，热情又简单。当初协会中有很多人站在月亮湖畔，看着雕塑一样的胡杨林和镜面般的湖水里的倒影，满腔热血，有些人甚至觉得每人捐100万种点树，就能把北京的沙尘暴治好。“后来专家说那个地方不准种树，种树是破坏环境。大伙儿顿时傻了眼，那我们干吗呢？”阿拉善SEE现任秘书长杨鹏回忆。

　　“协会成立第二年的时候，大家从激情走到迷茫，不知道这个组织将来到底要干什么。”王维嘉说。2006年，副会长宋军提出，阿拉善SEE应该制定战略。同年3月，由阿拉善SEE的7名企业家和2名学者组成“发展战略小组”，为了确定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深入沙漠进行了6天的实地考察。如何摆平协会发展方向方面的争执、磨合、两难处境？这需要巨大的耐心。不过，他们的努力最终达成了一致：阿拉善地区的环境问题分自然成因和人为成因，其中人为成因可以干预、改变。要改变人为破坏因素就必须让老百姓发展经济，获得新的生计来源，进而改变原来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迄今为止，阿拉善SEE已经在当地5个区县建立了社区环保基金，阿拉善SEE、当地农牧民、当地政府三方出资设立账户，由村民选举出来的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主要提供小额借贷服务，借款收益部分，用于项目委员会开销及社区环保的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