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年仕途到一朝下海，从掘金地产到倾心“度假”，他特立独行，勇立潮头。他是企业家、慈善家、登山家，但他独偏爱诗人骆英这一身份。

　　文 林清 实习记者 植美娜

　　这是一个总想从城市逃亡的企业掌门，始终迷恋天涯孤旅、登山为峰的诗人身份；

　　这是一个从看似厚利的传统住宅开发中抽身而出，贴上旅游概念的度假地产新贵——他就是让世人知晓宏村古镇800年风月魅力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一如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他确实是一个经历曲折、人格特质丰富多元但内蕴力量的人，就像有媒体描述首次面见他时的描述：“当身高一米九的他，一团和气地出现在你面前，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那鲜衣怒马式的雄心和魄力。”

　　与很多经历磨难终成大业的人一样，祖籍河南新郑、出生于兰州、成长于银川的黄怒波，年少时也曾经历飘泊聚散的艰难时世，两岁时父亲即遭迫害致死，母亲在他16岁时辞世，他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才发生转机。

　　1977年，21岁的黄怒波从插队的宁夏农村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宣部，并在1990年荣升部党委委员。正是仕途起步之时，他却为了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大胆下海，于1995年创立了中坤集团。

　　从在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时与同学一起掘取第一桶金到投身房地产，从住宅开发到转型度假地产，从新诗盟主到征服七座高峰的誓愿与行动者，黄怒波正在尽情书写他略显“另类”的花样人生。

　　

　　 诗人主体

　　虽然经历了插队知青到北大学子、部委官员再到商业英雄的巨变，但有一个身份始终陪伴黄怒波左右，即便是现在，他还是强调，他的身份主要是诗人。

　　从上世纪80年代首本诗集《不要再爱我》出版，此后陆续又有《拒绝忧郁》、《落英集》等问世，落寞的中国诗坛因为黄怒波多了一点欢愉的亮色。

　　虽然黄怒波自谦是“二流诗人”，但他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知名度不容小觑，看看他收获的这些头衔也能说明这一点——骆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大学兼职教授、蒙古传统人文学院“荣誉教授”。

　　作为诗人，黄怒波喜欢人家称他“骆英”。而一本《都市流浪集》，一本《落英集》，足以阐释黄怒波作为诗人，骆英这一笔名的由来和心灵轨迹。

　　著名评论家、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评价骆英：“他的《落英集》中的许多情诗，描摹出在他五彩缤纷的情感世界里，有那么多忧伤的美丽和行走的辉煌；他的《都市流浪集》却浸透着深邃的人文精神，闪耀着强烈的批判光芒，它以反城市情结构成其精神主旨和文化内蕴，以高楼、路灯、水泥的桥梁为主体意象，勾画出城市生活的许多侧影，表现了城市生活以其规范性、恒定性和程式化，形成了法定枷锁，因而压抑心灵扭曲人性。”

　　这样一份人文关怀更是在其今年出版的诗集《小兔子》中得到了更强烈的彰显。这部诗集可视为《都市流浪集》的延续、拓展与升华，是透视在城市生活的物化趋势中，科学发展工业进化使灵魂受到严重的挤压，使人性倾斜乃至死亡，既是生命的死亡又是人文文化的死亡。

　　黄怒波在《小兔子·后记》中写道：“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持有一种终极关怀的情操是一个挑战，当一种文明去消灭另一种文明时，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文明。”这种哲学批判与他的诗性守望遥相呼应，“只有所有的人开怀时，才是幸福的”，他的话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精髓是对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社会相和谐的渴望。

　　这份渴望反映在诗歌里，也反映在黄怒波执掌的中坤集团的投资方向和投资理念上，从城市拓展回归到古镇的保护性开发，宏村乃至中坤整个度假地产的所有路数都与黄怒波的理想关联在一起。

　　“最向往的事是做一个流浪诗人，浪迹于山野；最开心的事是把人生种种成与败都当做诗的素材，当做对生活的体验和提炼。得之不喜，失之不忧。”这是黄怒波说过的最富有诗意的话之一，了解黄怒波的人应该会对这样的内心表白感觉再自然不过。

　　“诗人的本性让我拥有超越世俗的想象力。”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求变之心，黄怒波超越了仕途和商场拘囿，拥有了一份别样的人生选择。

　　诗人和商人似乎是一对矛盾体，黄怒波却在这对矛盾的角色中自由切换，并且从未忘记自己从商的初衷而迷失方向，“以后到了真的不受生活束缚的时候，不用弄企业，我肯定做一个完整的诗人，到处随意走，随意睡，这可能是一生最好的日子。企业家是我不得不做的，因为要生存，想挣钱。写诗是没人给你钱的。写诗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不能想象没有诗歌的生活。如果那样，我可能就是很俗的一个商人，天天就是钱了。”

　　 《投资家》：这几年是你诗歌写作的高峰期吗？

　　黄怒波：诗歌有创作期，也许一年里我什么都不想写，但是最近每天我都有写作的欲望。到山上，像我这次去俄罗斯，我写了两本。对俄罗斯的印象太深刻了，十几年我一直在去，觉得这个国家原来穷得就剩文化了，现在连文化也没了；再一个，看到高加索地区厄尔布鲁士、哥萨克、高加索文化，看它现在还那么破败。想起它的马刀与枪；还有被他们的警察敲诈，这些都是经历。

　　 《投资家》：现在自己最得意的诗是哪首？

　　黄怒波： 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还是《小兔子》。这是一个意大利雕塑家的作品（指着身后平台上的雕塑），这是其中一首诗《致死亡者》。很沉重，但是跟金色相配，会引起一种张力的想念。我的《小兔子》一共十首诗，我找了十个国家的雕塑家，随便他想象，根据他对我的诗的理解制作成雕塑。中坤电梯口那里有八个雕塑，是一个国家的一位雕塑家对一首诗的理解，《论痛苦》、《小兔子》、《两棵树》，怎么理解这些，很有意思的合作。

　　 《投资家》：如果向读者推荐一首诗，你想推荐哪首？

　　黄怒波： 可以推荐《小兔子》，或者《论痛苦》。作《小兔子》这首诗，是因为现在感觉到兔子的繁殖力很强，有点像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我们都是现代化的兔子，大家都是为了生存。现代化的繁荣是建立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不只是中国，全球都是这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资本的兔子，各种各样的兔子，最后就是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

　　 《投资家》：这是个人的感受吗？

　　黄怒波： 是我作为诗人的感受，作为商人不是这样的。我让我们的小姑娘帮我将这首诗输入到电脑的时候，她说：“我打字的时候心情很悲哀。”我问为什么，她说：“我感觉我就是个兔子。”我说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我也是个兔子，我是个大兔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人被异化了。这个应该很深刻。

　　 《投资家》：听说你的诗在日本很有影响？

　　黄怒波： 在日本的影响比较大。翻译过去以后，那边有不少评论，发现原来中国诗人还有这么写诗的。日本虽然经济发达，但是对文化的关注始终没有消失过。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回到文化了。你看我们下个三十年，中国一定会回到文化。

　　《投资家》：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诗歌创作似乎比较萎缩。

　　黄怒波： 全世界都一样，也不算萎缩，因为全民写诗也不对。诗歌作为艺术形式，还是小众的。上世纪80年代那样也不对，也有问题。所以诗歌回归它的本源上来了，不能跟时代抗拒。也不能讨好这个时代，还是要远离一下。诗歌小众化还是好一些，但是大众也有对诗歌的审美需求。

　　

　　 登山大家

　　只要还有一点生活的热情，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具体的理想。

　　黄怒波也不例外，当下最能够让黄怒波感到兴奋的就是他“7+2”的登山理想——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两极。

　　到现在为止，黄怒波已经攀登过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雪山，包括新疆南部的慕土塔格峰，甚至包括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在那里，他实现了与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一次心灵神交。现在，他准备再去一次乞力马扎罗。

　　今年7月7日，美国洛杉矶的《世界日报》刊发了题为“登上北美最高峰，黄怒波返洛”的文章，与他一同登顶的美国著名登山家卡姆用“无与伦比的坚韧”来形容黄怒波。这个美国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在整个登山过中，居然没有一句怨言。

　　登山无疑是一种带有极限运动特质的活动，对于那些还在饱受生活摧残的人来说就像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但是对于吃过大苦的人来说意义就有所不同。

　　“选择登山就是选择去吃苦——我小时候吃的苦更多，现在只不过是花钱买苦吃而已。”现在的黄怒波看待登山，更像是一种修行，“所以登山时无论遇到什么，都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之所以选择去登山，就是要让自己感受这种痛苦，否则天天享福，对着那么多钱，成天想着该怎么花，必然会堕落。在大城市待久了，习惯了争斗，心会疲惫；离开城市去登山，用一种清教徒式的方式来约束自己，才能发现自己本来的面目。”

　　“把生命灌注在岩石中，登山者就是山的顶峰。”

　　“因为山峰让登山者成为男人。”黄怒波对登山乐此不疲，并因此在他的诗歌中作出如是描述。即便是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房地产业战战兢兢的时节，黄怒波攀登珠峰的计划亦未取消。仅仅稍事停顿，他就已经扛上行囊上路了。

　　黄怒波的登山理想距离实现越来越近了。

　　 《投资家》：你是从哪年开始登山的？

　　黄怒波：应该是2005年。

　　 《投资家》：地产商里，喜欢登山的一个是你，一个是王石，你俩搭过伙儿吗？

　　黄怒波：没有。老板很难在一块。我尝试过一次。2005年第一次跟王秋阳、王勇峰他们登乞力马扎罗，那次的教训就是我再也不跟人合作登山了，老板之间个性都很强，很难办，一个团队走快走慢的很麻烦。

　　 《投资家》：登山这个爱好是怎么来的？

　　黄怒波：有几个原因。第一，登乞力马扎罗是因为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书中那个山上的豹子，对我童年时期就有影响。第二，因为我那个时候接管了新疆的旅游，我们在管世界冰山之父慕士塔格。我的一个特点是，我管什么，我就要研究什么。既然管这么高一个山，我要能上去。所以从那时开始登，第二年就登了慕士塔格。第三，我一直搞体育。第四，登山跟吸毒差不多，有一种刺激，那种冒险挑战的刺激。这可能符合企业家的那种创新感、冒险精神。

　　 《投资家》：一年中有多长时间用在登山上？

　　黄怒波：今年我登山的密度可能在中国是个特例，在国际上也不多。今年4月我登珠峰到8700米，7月登麦金利，8月登厄尔布鲁士，11月登阿空加瓜，12月是南极，明年3月再上珠峰，从尼泊尔上。我一年就两上珠峰，又走了这么多峰，这在全中国是没有的。

　　 《投资家》：你这个登山小团队有多少人？

　　黄怒波：我一个人，我走到哪就到当地找向导。南极是参加他们的团，南极一个人很难实现。其他都是我自己去，像在尼泊尔登山，公司就来拜访我，那我去就行了，阿空加瓜也是我自己。

　　这是意志，我去登阿空加瓜、麦金利，还有厄尔布鲁士，两个高山向导给我们的人发的信息都有共同的一句话：“钦佩黄先生的坚强的毅力。”美国的那卡姆还讲“无与伦比的忍耐力”，登山是很苦的。

　　 《投资家》：他们的这些评价，到底是哪一点打动他们的？

　　黄怒波：麦金利比珠峰还累、还危险。珠峰我们从6500米开始上，进珠峰之前都是高原，慢慢适应。麦金利在阿拉斯加，海边上，是从平地起来的，到6100米。珠峰的气候变化每天有三千多次，麦金利终年是雪，气候变化不次于珠峰，所以麦金利的死亡率很高，很多登山家都是死在那里。在珠峰一般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是五个小时，在麦金利每天没有十二个小时休想。而且拉个雪船在雪里走。暴风雪，一会来一会没有，特别累，特别危险。珠峰从6500米开始全部有绳子，我们挂着绳子上去，拿上升器，不会滑坠下去。麦金利什么都没有，顶陡极了，就很窄的小路。这次走，两个西班牙人在我前面就滑下去了，从五千多滑到三千多，全身粉碎性骨折。麦金利的挑战性很强。

　　但是我创造了一个麦金利的百年登顶记录，我只用了6天。第一次登麦金利的人6天登完，这是从来没有的。陪我的是美国著名登山家卡姆，他很吃惊。其实对我来说我占一个便宜，没有高山反应，因为我刚从珠峰下来。本来5天可以登完，最后一天他说要休息，我问为什么要休息，他说你可以不休息，但是我得休息。因为我们从海拔几十尺上来的，我就理解了。他登了几十年麦金利，他是阿拉斯加登山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尝试过一天从顶上撤下来，我带着他一天就撤下来了。

　　 《投资家》：在登山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有死亡的威胁？

　　黄怒波：实际上任何一个山都不能小看。比如我这次登珠峰8700米的时候，在6500米，头两天适应，后来往7028米那个营地，那是个有名的大北坡冰壁，7028米的死亡率很高，原来Discovery拍了一个节目就是那里，非常陡。我那天走到那儿，快上去的时候，在拐过来的路上有一块大冰壁悬在头顶，巨大无比，几百米长，我走到那的时候，咔的一声，没下来，但是一声巨响，把我吓坏了。那时候要是掉下来必死无疑。我的协作是奥运的火炬手，说黄总赶快走。哪走得动啊，在那么高的高度，但是也紧张，就上去了。下来以后我跟西藏队讲，我说这个冰壁有问题，可能要掉下来。队长说不可能，他们登了多少年了。但是第三天晚上就掉下来了，下来一大块，把我们修好的路全都毁掉了。这种危险随时存在，只不过我幸运，当时走到那里没有掉下来。有了这次经验，我以后就尽量清早走。

　　 《投资家》：那是最危险的时候吗？

　　黄怒波：应该是，还有在珠峰8700米那，冻得不行了，体力也耗得很大。

　　 《投资家》：就是当时决定后撤的时候？

　　黄怒波：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危险。我从来没想到过死，但那个时候真的意识到了会死。在8700米，俯瞰太阳从下面升起来，心里产生一种欲望，想跳下去。看着深谷在那么远，有点害怕，赶紧看看保险在绳子上挂好没有。人有那种愿望，就是想纵身下去。那时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在那个高度可能人的思维全变了。

　　后来江苏的一个人就是在那死的。那是B组，我是A组。他应该下撤，但是他跟我不一样，他们交了25万，如果不上去，这25万就没了。我无所谓，没那个概念。而且他们没有登山经验，教练劝他下来，他不下来，就登上去了。因为前面就100米啊。所以我也很难受，下到6500米大哭一场，很难受很难受。

　　所以很多人佩服我，能做出下撤的决定太不容易了。我最后还是决定下，他没有。他登顶了，下来以后下午3点，坐在那再也起不来了，第二天凌晨四点死掉了。两个年轻教练陪着他。在珠峰，死亡都发生在登顶以后再下来的过程中，就是你已经筋疲力尽了。好像一辆汽车把油耗干了一样，属于心力衰竭，整个心脏没有动力了。

　　

　　 宏村之路

　　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这是一个注定喜欢革新和冒险的人。

　　实际上，从做地产掘到第一桶金到现在，中坤集团所走的每一步，都与黄怒波敢于冒险的登山家特质脱不了干系。

　　为了生存，黄怒波下海后一边做协会，一边做企业，后来发展到做房地产中介，并幸运地承揽到一个房地产改造项目——为北京印刷三厂车间加层，并负责寻找改造的资金。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诚信，黄怒波为项目筹集到了资金。项目完工后，黄怒波进账100多万，为进军房地产积累了“第一桶金”。

　　与此同时，在黄怒波这里，文化成了最大的资本之源，诗人也不再是落魄文人的别称，更像是伴生富贵的散财童子，即如他曾讲过的：“我需要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如果我没有做企业，而做个纯粹的诗人，那我顶多是个某某派的谁谁谁，不像现在，我可以就做我自己。”

　　“一切都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最能体现黄怒波这一价值观的故事，莫过于中坤受益于宏村项目开发的巨大成功而派生出的古村落开发之金光大道。

　　虽然地处靠近黄山的偏僻乡间，宏村却是一个独特的古民居村落。1985年，黄怒波曾被下派到这里当老师讲古代汉语，因此对这里有所了解。1997年，当中坤地产初具实力的时候，他就投资了400万元，用于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

　　当时集团内部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但黄怒波力排众议，强势推行，使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在和清华合作保护规划后，他又操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并获得成功。

　　显然，这是一个基于人文视野与文化情怀之上的成功投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相对于他目前的企业规模已显得有些小了，但他对自己当初的投资眼光还是非常得意的。他曾经得意地讲：“这种根植于文化眼光的商机，只有诗人才能看到，也只有诗人才干这种事。”

　　即便有效仿者跑步进场，黄怒波也不担心，他的解释是：“首先我已经拿到了最好的地，抢占了最稀缺的自然景观，这些资源是不可能被复制的。其次，这件事情不是什么人都能干：一般的企业做不了，因为前期投资大时间久，他们扛不住；上市公司做不了，因为回报周期太长，他们等不了。”

　　 《投资家》：宏村项目现在做成什么样了？

　　黄怒波：宏村当然很棒了，现在门票收入将近一个亿。最近我投资了十个亿，整个是我争抢来的。建了一个庙，做禅修基地。然后又投了八九万平米的别墅，还有个五星级酒店，还有大型节目，还有水上警匪片节目。我用一个码头把它和宏村连接起来。

　　度假地产是从地产业里提炼的一个创新概念，利润属于长期回报。实际上的回报有几个方面：门票收入、酒店收入、会员消费、度假产权的收入以及演出门票收入，最关键的是以后资产升值的收入。就算不赚钱，过五年、十年所有的土地资产价值都会上涨。

　　 《投资家》：涉及到产权的流转吗？

　　黄怒波：是，谁买的要给人家产权，可以转让。

　　 《投资家》：是不是类似商业地产投资的概念？就像投资商铺一样，只是多了文化的功能？

　　黄怒波：差不多吧。这些东西就是跟分时度假差不多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产品是我自己的，我不会卖美国那样的产品，那样会有问题的。但是中坤这个做大以后，我不排除会跟国际上大的度假集团互相参股，战略联盟。他手里有自己的产品，我也有自己的产品，我们互相交换，这样比较安全。但这个先不着急。

　　 《投资家》：都做旅游地产，你的做法和张宝全类似吗？

　　黄怒波：他的红树林，跟我做的也像也不像，他就是做大的酒店。他可能也想做连锁，但是我跟他还不一样。我是以一个古村落为主，像孔城老街。

　　 《投资家》：你最早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成本如何？

　　黄怒波：那肯定低。为什么门头沟我赶快做呢，进去先大量占地。我走到哪，这些村子的价值全上升。跟进者也进来了，但是反过来说，我进来时代价都很低。

　　 《投资家》：你们跟这些景点的合作属于租赁性质吗？

　　黄怒波：本身是租赁，景点是国家的。但是我又征了地建宾馆、度假村，这些就是我自己的了。景区的门票也有我们的分成。最近悦榕庄也在招募全球会员，但是他是在马来西亚等地方到处做。我认为要先守好中国，因为真正竞争最强的，是在中国。在中国做最大，就是世界最大。

　　

　　 “第二生活”

　　从徽派宏村到壮美南疆，从京郊古村到顺义酒庄，从猫王的故乡到日本的北海道——黄怒波带领中坤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圈地、羽翼初展。

　　而与传统意义上以稀缺景观资源为核心，搭配完善旅游度假设施的度假地产开发不同，黄怒波推出了“红山楂度假俱乐部”，意欲将其打造成其“中国人的第二生活社区”。

　　“都市是一个日常的概念，‘第二生活空间’跟工作无关，就是另外一个精神消费、文化消费。第三个概念就是‘第二社区’。你住长河湾是一个社区，一千五百个居民，但是你在我的会员制里，你会有你的社区，你的单元，考古的单元、高尔夫单元。”黄怒波解释，打造度假地产就是打造一种生活方式，即依托稀缺景观资源基础而形成的主题旅行。

　　而为了打造足够辽阔的“第二生活社区”，黄怒波扩展了俱乐部会员的内涵——会员不仅享有俱乐部提供的度假服务，更可以通过持有度假地物业的方式参与红山楂的经营，“这是一种新的投资理财方式。”围绕这一核心，黄怒波甚至酝酿借鉴国外成熟做法组建一个庞大的度假经纪人系统。

　　基于在安徽黄山周边以及南疆数十亿元的旅游投资，加上开发旅游的经验，黄怒波麾下的中坤有望实现旅游和地产的有机整合，利用会员制的形式，让业主和他的旅游投资实现双赢，同时这些旅游项目本身也会带来巨大回报。

　　实际上，在南疆各地州，中坤投资20亿元建设的十几个酒店，在安徽黄山投资的度假村和五星级酒店等，都是黄怒波的得意之作，而宏村开发的成功，更不用讲。

　　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做法能够成行，将会给旅游和地产界带来一场业态变革。

　　 《投资家》：中坤现在在做旅游地产，核心是不是就是“红山楂俱乐部”这个模式？

　　黄怒波：这个概念在变化，从前人们理解的旅游就是一个传统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个要素，最大的就是观光。这是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刚刚有钱了，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去颐和园玩了。这个阶段是“到此一游”。

　　再发展到后来，就发现可以做旅游地产。旅游地产的概念也是过渡阶段。比如说三亚，咱们没去过，去住两天游游泳。这个地产的概念，就是跟宾馆、农家乐结合起来。

　　后来就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度假地产。应该说这是超越了小康社会，新的一个产业形态。因为度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旅游到度假是一个大的跨越。度假是一种生活方式，有钱了以后的精神消费、文化消费。比如我有钱了以后，去巴厘岛度假，我不一定去观光，可能就是在那发呆，调养身心。这是中产阶级社会成熟的标志。但是度假大于旅游，旅游只是其中一部分。

　　中坤的概念体系里有几个板块，一个板块是旅游。起码有景区，毕竟要住下来，在周边看。第二个板块是酒店。第三个板块是度假村，有居家的，还有自助的。第四个板块就是文化。可能有一个主题度假，比如到黄山的主题可以是禅修，有庙。明年可以是文化考察，后年可以探险，都有一个主题。就超越了原来盲目的“到此一游”。这是我认为下一个三十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生活方式。

　　度假地产的提出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过去的乡村生活，或者说慢节奏的生活越来越少，这样的需求呈一个正比上升起来。

　　当然度假地产最后一个大概念，是其理财功能。实际上严格来讲，应该把分时度假放到度假地产里，当然这个产品放到中国要研究一下。但是反过来，悦榕庄在丽江的模式是一个酒店同时带着别墅，别墅都是卖。这个模式具有度假地产很强的功能——投资理财的功能。

　　 《投资家》：这样一个模式和旅游团的差别，就是成员持有物业吗？

　　黄怒波：是的。所以往后有这个模式以后，用什么形式来组织起来呢？我觉得是打造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就是我打造的红山楂度假——会员制。

　　 《投资家》：这种会员制是什么样的模式，比如说像丽江，是一个酒店，有一个基础的服务，所有旅游的要件都有，同时它拥有别墅，这些别墅也是卖的。但是这些人在这儿的时候是这样，不在的时候这些别墅就是空的吗？

　　黄怒波：别人可以享用，旅行团来经营。

　　 《投资家》：持有物业，俱乐部成员之间可以互相使用？

　　黄怒波：是这样。一个是会员之间使用，另一个是非会员来使用，对社会开放。所以红山楂打造出来是会员制，有几个主题。比如说11月、12月就推出一个葡萄酒庄。因为有2500亩土地，现在就招募2000个会员。我自己种了三四百亩葡萄，这就算很多了，但是我不是做酒业，我是做私家酒庄，我打造了很高档的葡萄酒度假会所、酒店、度假别墅，每个别墅里都有私人酒窖、私人SPA，同时有美术馆，有音乐厅，档次极高。那么我再找2000个人来。你加入可以，比如你给我20万，我给你一亩地，你种葡萄，你选择葡萄。你自己种也行，我找人种也行，但是你可以用五十年到七十年，这个酒做出来以后，我给你酿好，你还有自己的私人酒窖，自己标自己的牌子，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卖，还可以我来帮你卖掉，或给你自己收藏。这就带来了一个生活方式。同时我的酒店，我的其他餐饮，这些你都可以享用。这样的会员发展2000个，就是红山楂俱乐部。

　　 《投资家》：俱乐部会给会员提供哪些增值服务？

　　黄怒波：应当说是从多个方面切入。比如可以专门从考古入手，谁喜欢考古，那么加入进来，每年考古，可以跟北大文博学院联手。比如要去新疆尼雅，一般都是旅游，坐沙漠车进去，照个像就走了。我们这个不是。我可能先来给你上课，讲讲塔克拉玛干是怎么回事，丝绸之路怎么回事。我们等于是做课题，叫研修班。到尼雅去，考古学家带着，对尼雅的历史文化现状都看完，考古回来大家讨论写论文，以后成立一个社区。明年我们再看，有可能看小河墓地，或者千佛洞，变成一种情趣了。

　　 《投资家》：现在搞这种主题的有很多，你的想法好像分得更细更深入。

　　黄怒波：比如你成为我的葡萄酒庄会员，每年我会给你的家庭制定计划。我会建议你：明年到美国的田纳西牧场去，可以到那里钓鱼，考察那里的文化，密西西比河文化，关键是美国的乡村音乐节，那是猫王的故乡嘛；后年去喀什，整个深入到维族文化中，从学拉条子，到艾特莱斯丝绸，每年有个主题。

　　 《投资家》：主题不限于你们自己的项目吗？

　　黄怒波：我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地产，网络完全在自己的地方。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吭气，就是在打造一个国际复合型地产。

　　 《投资家》：这个网络如何铺开？

　　黄怒波：我给你一个基本保底回报，比如6%，悦榕庄是这么做的，保5年。如果不够，我就补贴你，但是挣多了我就跟你分。

　　 《投资家》：这些会员都有产权吗？

　　黄怒波：未必。有的也不一定买，就是个会员，有可能没有投资理财的需求。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业主，投资了的；另一部分是非业主，没有投资。再一个是向社会开放。非会员价格就不一样了，可以有旅行团。所以打造一个新的产业有几个好处：第一，把很多产业串起来，把房地产跟旅游串起来了；第二，把文化、新的社交形式串起来。

　　 《投资家》：你提到的度假地产的四个单元，这里面度假村属于核心吗？

　　黄怒波：我们一般打造的就是度假社区，其中包括酒店、度假村、景区还有文化。

　　 《投资家》：现在会员已经有数字了吗？

　　黄怒波：我们现在没有发展，因为现在才推出来。我这些年就是想先把网络建出来，现在也不跟人合作。

　　 《投资家》：俱乐部的模式酝酿了几年？

　　黄怒波：最早从宏村就开始做了，但那时候还没有设想得这样完备，那时候就是做旅游、收门票。

　　 转型背后

　　商场如战场，每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现都是竞争的必然。

　　中坤的转型，应当说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理论给了黄怒波最大的启示。

　　“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总有比你更有钱的，总有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争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我有钱，有空间，有欲望，当然要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就是要做新的东西，做别人竞争不了的东西——产品差别越大，垄断程度越高，厂商在市场上就越处于有利地位。那时，宏村就是一个突破口。不竞争能保证我更安全，保证资金链更安全，并且拥有更高的利润。”

　　“做住宅像吸毒一样，不吸不行，越吸越多。就不停地得做项目，拿钱来滚，风险挺大的，占用资金也很大。而度假地产不同。”从1997年400万元投资安徽宏村起，黄怒波便将中坤的宝押在了度假地产上，而宏村项目的成功，更让黄怒波坚定了度假地产的战略转向。

　　值得关注的是，度假地产虽然有地产和旅游概念整合的特点，黄怒波仍然坚持自己地产商的角色，这一点在其执掌的红山楂俱乐部业务模式上就有体现。

　　 《投资家》：好多优质公司没有上市，也没什么时间表。有的专家表示国内的上市比较畸形，似乎是以圈钱为目的。中坤会对上市保持一定距离？

　　黄怒波：对。失去个性，成为财富机器了，反而没劲。

　　这跟产品和产业有关系。住宅是一个怪圈，陷进去出不来，越做越得做大，你只能不停地做。你越得争第一，越攀越高，还得去攀。然后就缺钱，拿来钱，去把这个泡沫再吹大。这是个怪圈，一定会有灾难。幸好我离得很远，现在可以做得很舒服，哪个项目做不动可以先放一放，没有问题。楼盘可不行，所以长河湾原来给我的压力大极了，不能卖出去，不能如期交业主，问题就出来了。

　　 《投资家》：中坤做旅游地产，有没有资金方面的压力？

　　黄怒波：这是一个长线，可以投快可以投慢，比如我做度假地产，整个宏村投10个亿，我投的过程中，遇到了宏观调控，遇到了金融危机，遇到了禽流感，这些全都对它有打击，但我就可以放慢，宾馆就晚开业。上市公司不行，就会出问题。在资金上，我把一个地方做完以后，就地就融资了，银行贷款什么的都过来。前面资金我投一两个亿，后面就地解决资金链条。反过来它的资金又支援我。所以我做一个项目，它自己就构成一个资金链条。他就跟活的生命体一样。一个孩子养大，就自主了。另一个孩子也养大，又自主了。最后都大了，就该养活我了。

　　《投资家》：地方银行对企业资金上的支持是不是比较多？

　　黄怒波：企业嘛，都要跟银行打交道。

　　 《投资家》：现金流还是比较充裕？

　　黄怒波：门票收入很大。这对任何一个银行都是个诱惑。

　　 《投资家》：目前中坤最大的现金流是哪个项目？

　　黄怒波：宏村。

　　 《投资家》：那种人工的景点，诸如欢乐谷我们会涉足吗？

　　黄怒波：不会。华侨城的欢乐谷做得挺成功的，但是我不喜欢。我一定是做古村落。

　　我特别反对伪景点、伪文化。我的板块再过5年才能看出来，到时候人们会觉得中坤太了不起了。宏村征地的时候一亩地才1万多，现在老百姓盖房子，一亩地30万。你算算，在宏村我征了2000亩。

　　 《投资家》：古村落的开发，中坤应当是做了件好事。

　　黄怒波：宏村我申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条我已经很自豪了。

　　 《投资家》：中坤会停留在度假地产这个领域吗？未来会不会涉足别的领域？

　　黄怒波：我还在做商业地产综合体。大钟寺今年底、明年初开业。联想桥那么大，四十几万平米，我自己持有的。光那个现在不止值200亿。明年起租金应该是一年5个亿左右。这个项目明年开业，我的另外一个大项目就开工了。那个项目也很大，大概有60万平米。在大兴城外，有五星级酒店、酒店式公寓、罗马剧场演出、酒吧、SPA、美术画廊。以后会解决城南大型消费空间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地，已经要列进北京市重大工程了。现在看来也是缘分，现在第二国际机场放在那儿，离我就5公里。

　　 《投资家》：商业地产这块未来还会放大吗？

　　黄怒波：肯定，我一做就是一个大的综合体。

　　 《投资家》：会做成一个品牌吗？

　　黄怒波：我现在没想那么多，如果做有可能做成中坤国际广场。

　　 《投资家》：是不是自长河湾以后就没涉足过住宅这一领域？

　　黄怒波：住宅我基本不做了，住宅其实利润不高，但你知道十万平米有一两万是卖不了的，钱就沉淀在那，全是停车场、会所。做住宅像吸毒一样，不吸不行，越吸越多。就不停地得做项目，拿钱来滚，风险挺大的，占用资金量也很大。政策性极强，游戏规则稍微一改，立刻地产业就发生重大变化。比如把预售制取消，立刻就麻烦了。

　　

　　 感恩的心

　　骨子里的文人气质，让打拼在地产圈的黄怒波始终坚持用获得的利益回馈社会。

　　安徽当地人说，自从黄怒波接手宏村之后，古民宅的保护反而做得比之前要好。老百姓明白了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他们生活所依，自然也不会随便乱动。

　　去年黄怒波重游插队故地通贵乡，发现那里连专门的幼儿机构都没有，仅在中心小学设有学前班。看到孩子们艰苦的学习环境，他出资200万捐建通贵乡中心幼儿园，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

　　“现代企业家最后都要走到一个归宿去。这个企业应该是社会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所以大家说企业是公民。”身体力行企业公民，与他拥有的财富相比，黄怒波在慈善及公益事业上可谓出手大方——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53岁的黄怒波以52.6亿元排名114位；而在此前发布的2009年胡润富豪榜上，黄怒波以67亿元资本排名130位，在地产富豪榜上排名43位。值得关注的是，在2009胡润慈善榜上，黄怒波以3.027亿元排名第九位。

　　在和胡润的对话中，黄怒波说：“感谢你给中国经济有一个胡润榜，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衡量财富的思考；也感谢你作为英国的帅哥，在中国做慈善榜，这对社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引导。在下一个二十年，我觉得慈善应该成为这些富豪们主要的消费方式。”

　　11月5日，黄怒波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海发布会上阐述了他对新时期财富的看法：“21世纪中国的企业家不应当简单地跟过去的地主富豪为乡村修路架桥相比。我们这一代做企业的，创造了财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要开始考虑，用我们的财富来平衡社会，就是我们来把财富再一次分配。这可能是当下企业家最重要的议题。”

　　“作为个人来说，做一个富豪榜上的第一名，就满足了，还是自己创造了财富？我认为后者更让我自豪。”带着这种自豪，黄怒波与雷洁琼、钟南山比肩跻身北大11位杰出校友行列。“我认为北大不光要培养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要培养企业家。我能捐出钱来，是我创造的财富，这也是北大的一个方向。”

　　毫无疑问，黄怒波引以为傲的“创造财富”给了他更大的资本去造福社会。

　　 《投资家》：你对胡润的富豪榜单认同么？

　　黄怒波：两个概念，第一层，在资产的准确性上我觉得有问题。但是第二层，我是支持的，因为要鼓励对财富的正确看法。不能一说有钱，就好像跟原罪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我鼓励富豪榜。福布斯下个月有个发布会邀请我参加，还要做个演讲我也答应了。我想给社会一个正确看法，就是有财、有钱是光荣的。但反过来，应该有钱以后回报社会。

　　 《投资家》：中国的企业家过去这几十年财富快速积累的过程是否存在原罪的问题？

　　黄怒波：如果那是原罪，那国家也有原罪。为什么？有这些“小兔子”，国家大量牺牲了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环境，国家是有罪的。

　　

　　 花样人生

　　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自由首先要实现财务自由。

　　“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财务自由的重要性，就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那时候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只有经济自由，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需要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坐在西直门附近颇有曲水流觞意境的中坤大厦办公室旁的宽阔阳台上，黄怒波坦承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被理想一步一步逼到企业上去的。

　　至于那个关于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同学李明携手获得第一桶金的故事，黄怒波笑说如果自己独立操盘会赚的更多。

　　不管怎样，黄怒波甚至是整个中坤集团也算是实现财务自由了，这一点从他对上市的态度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在他看来，国内企业上市圈钱的做法已经脱离真正的融资目的，宏村的门票收入使中坤现金流稳定，可以不必扎堆去凑那个热闹。而根本上，不上市源于黄怒波对自由的追求：“我不是为钱而生存的，我不能做企业的奴隶。”财务自由让黄怒波在商界也能保持诗人的浪漫：“门头沟，你要给我点儿时间，十年我能造一个世界一流的都市高文化的度假区。上市公司做不到。”

　　黄怒波认为自己是战略制定者，而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我的团队天天在和市场打交道，而我却只是在某个时刻冲动地作出一项决定，这么做肯定是不对。所以要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执行和发挥；而我需要离开，去登山，去写诗，去想战略上的事情。”

　　“宏村、南疆都曾经是我的梦，现在被实现了。造梦的过程甚至比最后执行出来的结果更能让我激动。”黄怒波直言，“做一个梦，然后把它实现——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至于归宿，黄怒波则早早把自己钉在文化上：“一个人的创新是有极限的，我想红山楂应该是我在商业上最后一件想做成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理想。5年之后，我希望能从企业里真正退出来，去完成我的创作。”

　　有意思的是，黄怒波写诗、登山，玩网球也玩热气球，偏偏有一样商务人士都热衷的运动——高尔夫他却没兴趣，他笑说：“高尔夫是老头打的，打高尔夫的都是胖子，像我这种经常锻炼、身材好的人谁打高尔夫呵。”

　　即便是登山，他也不喜欢和同行为伍，理由同样很有趣，“老板之间个性都很强，服务人员到底听谁的呢？”

　　 《投资家》：听说你有大量的诗作也是在密集的登山之后带来的，登山与写诗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黄怒波：现在是一个创作期。登山的主要目的就是写诗。从“7+2”的角度，看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对不同人的感受。这一点全世界自古至今到以后也不会有诗人做得到。因为他得能上去才行啊。所以明年春节我还得再回一趟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我原来去的时候没写诗。再一个，我要把北大的校旗、北大中文的旗子背上去。登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因为登山的过程中对生活、对财富的看法全都变了。

　　 《投资家》：学校的经历，比如说北大、中欧对你有什么影响？

　　黄怒波：北大给了我一种精神，就是这种不受约束、独立思想的传统。中欧主要是训练我做企业家。像我谈的企业战略都是中欧训练的。这个月底，他们聘我做名誉理事。我是中欧1996年这届的，第二批。

　　 《投资家》：你认为自己是个文人吗？

　　黄怒波：应该这么讲，我最终会回到一个文化的人，不是简单的文人。这个文化暗含着对平等、对现代启蒙的接受。比如说，希望社会是和谐的，人是自由的，整个的机制是公正的，整个的方向是民主的。这是个文化，中国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文化的源头是西方的现代启蒙，也跟中国不冲突，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点。走了一圈你会发现，你是个文化的人。有一个现代的比较文化的理念。

　　 《投资家》：你对文化的追求，和你作为商人的角色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

　　黄怒波：不冲突。下一个三十年我准备做得更多的：第一是引领社会进步，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的精神就是冒险精神，创造性毁灭。第二，要有一个新的财富文化，财富来了不一定是你的，那你如何去使用它。第三，作为个人来说，你的终极价值观念是什么。我认为自己创造了财富更让我满足。北大110周年的时候评了11个杰出校友，最年轻的是我，我之上最年轻的是邓朴方。北大校长给我题的一个匾：聚财难，散财更难，聚散自如，人中豪杰。评价很高，不敢当。但是北大也需要一种财富文化。

　　 《投资家》：你有没有信仰？

　　黄怒波：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共产主义要重新理解，不是从前讲的那个了。

　　 《投资家》：对于职场、甚至是人生，你抱持什么样的价值观？

　　黄怒波：人的价值观还是创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做好人，要做创造者和好人，别做坏人。第一首先是要创造，不是跟进、模仿。炒股票我是从来不干的，我喜欢做一个个的项目，创意性的。所以住宅没挑战，大家不就是盖房子么。第二就是做个好人，这个年头做好人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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