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稻葵

　　关键词：新财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流动性过剩、绿色意识形态影响升级等多重压力之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新形势，对外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对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不遗余力地通过绿色产能革命和收入分配调节启动内需，让民众获得真正的实惠，从而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60周年国庆日，笔者在盛大游行现场直播的欢呼声中登机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每两年一度在华盛顿之外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年会。这一年会可以称为国际金融界的达沃斯，它的参加者囊括了全球金融界从政府到企业、学术等各个层面的高层人士。笔者参与了其中的四场讨论，包括由各央行行长参与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设讨论会、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召开的闭门座谈会以及两家跨国银行召开的研讨会，从中获得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仅没有好转，还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声与

　　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此次国际金融达沃斯，各方力量表达的一个共同观点就是，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可能再现，危机后的世界一定会出现沧海巨变。对于改变何在，各方则争议颇多，尚无定论，但有一个观点获得了非常多的支持，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在危机后不可能持续，必须而且也一定会得到纠正。

　　到底什么是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如何才能再平衡？对此各有各的观点，而相当一部分人把全球经济不平衡直接等价于全球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在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中，首当其冲的无非是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德国。

　　日本在这一讨论中得到的关注远远小于20年前，因为目前日本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困难，而且，日本的经济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标准的华盛顿式政策思路来制定的，比如，日元的汇率基本是浮动的。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类似，但是德国人回应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论据更加充分：德国处于欧元区之内，德国政府并不能左右欧元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整个欧元区贸易平衡，也就是说，欧元的货币政策乃至汇率政策不需要调整，因此，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能归咎于德国的贸易顺差。

　　既然日本和德国都轻而易举地逃脱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责难，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在各种讨论尤其是官方讨论中，很少有人直接提及中国这两个字，但是矛头却明明确确地指向了中国。在标准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中国是再明显不过的世界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一分析的逻辑是，中国有就业的压力，必须想方设法补贴就业、促进就业，如何促进就业？那就是补贴出口，所以，中国既有隐含的补贴出口企业的各种政策，也有汇率长期低估的政策，因此，中国是国际贸易不平衡最主要的根源所在。

　　这一分析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在这一分析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过程中，开始推行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政策与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完全不同，是在WTO框架下合法但不合理地进行贸易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张宇燕最近在首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这些贸易保护政策相当于足球中的战术犯规。许多国家就是用这些战术犯规来拖延时间，争取本国经济调整的喘息之机。WTO这一框架应对这种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已经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即便WTO正常应对贸易争议的机制完全发挥作用，它的时效性也大打问号。

　　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潮下，我们看到，美国实行了应对中国乘用车轮胎的特保机制。由于这一特保机制是中国加入WTO之前与美国签有相关协议的，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完全犯规。在美国之后，阿根廷、乌克兰等国家又实行了各自版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世界银行统计，最近半年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案件呈明显的上升态势。这显然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调整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的出口型企业很难指望在危机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用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手中不仅没有破产而且如日中天的国家信用来营救私人部门。其国家信用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国际钞票的发行权。在这种政策带动下，各国央行大开印钞机，由此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目前，尽管各国都在宣称要逐步、适时地退出货币扩张政策，但从实际政治经济学考虑，由于各国都不愿意本国货币出现明显的升值，因此在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上都有拖延时间的倾向。这相当于一场等待的博弈，比的是谁更有耐心。

　　全球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灾难首先指向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巴西央行行长在伊斯坦布尔的高峰会上明确表示，当前最头疼的就是大量外资的涌入，尤其是在巴西获得2016年奥运会申办权之后，该国货币雷亚尔大幅度升值，导致巴西不得不对流入资本施加一定的税收。在中国，2006、2007年的流动性过剩局面也将重现，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将重新面临巨大的考验。如何保证中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平稳性，保证不出现过大的资产型泡沫，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绿色意识形态影响升级

　　危机后，以英国和北欧为代表的一大批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表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要在全球发起一场以绿色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环保减排运动。美国本来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理念，但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转向拥抱绿色环保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压力最大的是中国这样潜力巨大、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

　　在当前的技术格局下，减排会带来相当高的成本，因此，全球绿色环保主义的埋单者很可能是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如何不为西方的绿色环保主义埋单？如何利用其为中国经济的升级改造和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中国如何应对新形势？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呢？答案很明显，我们必须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努力，对外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对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网民都必须树立起占领舆论制高点的意识，不能落人之后。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例，中国对此要有新的说法，在理论上阐明并强调中国并非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国。笔者注意到，过去一年多来，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美国正在为全世界生产一种似乎全球非常短缺的产品—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各国由于对美国国债、股票等金融产品有需求，因此把大量产品卖给美国，从而换取美国所谓的高质量金融资产。我们可以对这一理论加以延伸，那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这些美国制造的金融资产是高质量的，并通过大量流汗生产各种产品换回外汇来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但是，此次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的金融产品是低质量的，包括美国国债的质量，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因此，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是美国不负责任的金融监管政策的受害者，这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在伊斯坦布尔，笔者在与IMF总裁的闭门会上发言时明确指出：“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中国正在想方设法解决自身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评，而是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政府、学术界特别愿意听从建设性意见。如果IMF真想解决问题，不要在华盛顿发号施令，请向世界银行学习，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切切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界、政策界交流探讨。如此才能解决问题，并且提升IMF的国际公信力。”

　　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上，我们更应该高举大旗，明确反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一味进行的信用扩张，并指出这种信用扩张恰恰是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同时，我们必须在适当时候采取比较理性和谨慎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创造空间。在绿色环保问题上，我们更需要采取高姿态，一方面指出，在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中最大的贡献者不是中国，而是一大批发达国家，他们对此担有责任；另一方面表示，我们完全认同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但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无偿提供最新技术以及相关的货币资源支持。

　　在高度重视危机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启动内需，其中最具可行性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更新产能的绿色产能革命(详见2009年7月本专栏文章)，同时我们必须大力提倡绿色环保，争取在西方国家之前提出更新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标准、政策，对自然资源等产品要适时加税，以便在绿色环保问题上做出明显让世人折服的贡献；二是由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想方设法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让民众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真正的实惠，并由此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无疑非常严峻，但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当，一定能够把全球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为中国彻底完成大国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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